鸿胪井刻石铭文新解:唐与渤海、靺羯关系史上的两次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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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鸿胪井刻石是唐代东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学界一般认为,刻石铭文所记"鸿胪卿崔忻"和史书所记"郎将崔訢"为一人,"宣劳"与"册封"是同一次出使的行为。文章指出了鸿胪井刻石解读存在的诸多疑点,结合使者出使时间、出使对象、身份和使命等方面的探讨,提出:"鸿胪卿崔忻"和"郎将崔訢"是两次不同性质的出使,并非学界所说的是一次出使的两个阶段;铭文中的"靺羯"并非大祚荣所部,而是"鸿胪卿崔忻""宣劳"的对象。
Honglu Well stel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border areas.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scription"Hongluqing Cuixin 鸿胪卿崔忻"on the stele could be seen as the same person named"Langjiang Cuixin 郎将崔訢"in the record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and inscription "xuanlao 宣劳" and "cefeng 册封" could be explained as the activities in a mission to Bohai.However,there are several doubts surround the interpretations on the inscription.This paper argues,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destinations and goals of the mission,that Hongluqing Cuixin or Langjiang Cuixin was not the envoy in two stages of the single mission but the envoy of two missions,and that the"Mojie"people in the inscription was not the subordinate of Dazorong 大祚荣 but the tribe whom Hongluqing Cuixin conveyed the Tang empire's regards to(in the inscription,the mission was called as"xuanlao").
Honglu Well stel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border areas.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scription"Hongluqing Cuixin 鸿胪卿崔忻"on the stele could be seen as the same person named"Langjiang Cuixin 郎将崔訢"in the record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and inscription "xuanlao 宣劳" and "cefeng 册封" could be explained as the activities in a mission to Bohai.However,there are several doubts surround the interpretations on the inscription.This paper argues,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destinations and goals of the mission,that Hongluqing Cuixin or Langjiang Cuixin was not the envoy in two stages of the single mission but the envoy of two missions,and that the"Mojie"people in the inscription was not the subordinate of Dazorong 大祚荣 but the tribe whom Hongluqing Cuixin conveyed the Tang empire's regards to(in the inscription,the mission was called as"xuanlao").
引文
(1)参见刘惠洲、王志刚:《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
(2)参见王禹浪、王俊铮:《中日关于旅顺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综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3期。
(1)据照片录文。照片见韩树英、罗哲文主编《唐鸿胪井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原图注“唐鸿胪井碑(现藏日本皇宫)”。
(2)(明)毕恭等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金州卫》,《辽海丛书》(影印本)第一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362页。
(3)《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
(4)本文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会出现“崔忻”和“崔訢”两种书写方式,具体将依据史料背景和讨论问题而定。
(5)目前关于鸿胪井刻石被盗运时间尚无准确资料,大致时间是1906年10月至1908年4月之间。参见汪澎澜:《国宝唐鸿胪井刻石流失日本经过的回眸》,《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6)[日]酒寄雅志著、姚义田译:《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1年第1期。
(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9《丛考》,千华山馆1934年版,第8页b。
(2)《东北通史》记为:“案石刻之崔忻,即旧书之崔訢,盖忻訢二字,以形似而误书,自当以忻为正。”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262页。
(3)参见王仁富:《唐鸿胪井刻石探讨》,《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王仁富:《现藏日本皇宫的唐鸿胪井刻石探讨》,《文物》1995年第11期;金杰、王仁富:《唐册封“渤海”使臣“崔訢”名字四百年的跨国大讨论---纪念鸿胪井刻石建立1290年》,《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参见魏国忠、朱国忱、赵哲夫:《鸿胪井的历史象征》,王禹浪、田晓潮主编:《旅顺唐鸿胪井研究文集》,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4页;张福有:《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的两点质疑》,《学问》2001年第12期;赵德祥:《鸿胪井石刻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
(5)参见杜凤刚:《唐鸿胪井碑文释读》,韩树英、罗哲文主编:《唐鸿胪井碑》,第325-341页;王若:《唐鸿胪井刻石新探---兼与王仁富先生商榷》,《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14日;田启霖:《鸿胪井刻石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兼论“井两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5期。
(6)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第262页;魏存成:《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参见(清)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渤海建国地方考》,《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251页。
(2)参见刘忠义:《东牟山在哪里?》,《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魏存成:《关于渤海都城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
(3)参见[韩]宋基豪著、常白衫译:《渤海的初期都城及其迁都过程》,《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8年第1期;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4)参见王禹浪、都永浩:《渤海东牟山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5)参见吕雪冰:《关于渤海立国之地东牟山地理位置的探析》,《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6)魏存成:《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李佳军:《疑义相与析---文献资料阅读一例》,《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年第4期。
(1)《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
(2)《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
(3)关于年号问题,在这一阶段比较复杂。《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载:“(延和元年)八月庚子,帝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五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重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甲辰,大赦天下,改元为先天。”《新唐书》卷5《睿宗本纪》载:“(先天二年)七月甲子,大赦。乙丑,诰归政于皇帝。”《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载:“(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内外官赐勋一转。”两唐书的记载交代了睿宗和玄宗之间的年号和具体执政时间问题,延和元年(712)八月至先天二年七月这一阶段属于两位皇帝共同执政期间,先天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谋逆,玄宗铲平其势力之后,睿宗“高居无为,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诰归政于皇帝,玄宗独立执政。这一年十二月改元为开元,所以开元元年与先天二年为同一年,“睿宗先天二年”年也可写成“玄宗先天二年”。
(4)《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1)《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2)《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
(3)参见赵评春:《崔忻出使渤海时间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4)参见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考》,《文献》1979年第2期;佟柱臣:《〈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
(5)《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
(6)《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
(1)《新唐书》卷144《契丹传》。
(2)《北齐书》卷7《武成纪》。
(3)《北齐书》卷41《高保宁传》。
(4)参见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5期;冯恩学:《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5期;魏国忠、郝庆云、杨雨舒:《渤海“靺鞨说”又添新证》,《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
(1)《赠司空李楷洛碑》一名源于清陆增祥所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原为唐杨炎所撰《李楷洛碑》有两篇,即《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和《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两篇碑文录事大体不差,只是行文措辞有所不同,《全唐文》皆有收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的《赠司空李楷洛碑》与《全唐文》中的《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同属一文。参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2《赠司空李楷洛碑》;张晓舟:《“靺羯”称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12页。
(2)马驰:《李光弼生父生母考》,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83页。
(3)参见张晓舟:《“靺羯”称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第11-20页。
(4)范恩实据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北齐书》出版说明,指出《北齐书》早在唐朝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17卷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抄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其中卷41就保存下来的17卷原文之一。虽然《北齐书》后人补缺的卷7和卷8中亦有靺鞨、靺羯混写的情况,但一定程度表明《北齐书》早期用字应该是“羯”,后人在补缺的过程中存在改写和漏改的情况。此外,在范恩实整理的相关研究资料中亦有多种古籍善本资料记载了靺羯的情况,结合碑碣石刻资料分析和讨论,最终指出可以把“靺羯”视为官方版本,而“靺鞨”则是字书版本。参见范恩实:《靺鞨兴嬗史研究---以族群发展、演化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143页。
(1)主要是与太平公主的权力之争,下文“派出使者的皇帝不同”部分将会论及。
(2)《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
(3)《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4)《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十一月。
(5)参见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第65-73页。
(6)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7)陶学宪:《唐袁滋题名摩崖》,《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8)参见(唐)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参见[日]酒寄雅志著、姚义田译:《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1年第1期。
(2)参见王禹浪、王俊铮:《中日关于旅顺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综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3期。
(1)据照片录文。照片见韩树英、罗哲文主编《唐鸿胪井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原图注“唐鸿胪井碑(现藏日本皇宫)”。
(2)(明)毕恭等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金州卫》,《辽海丛书》(影印本)第一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362页。
(3)《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
(4)本文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会出现“崔忻”和“崔訢”两种书写方式,具体将依据史料背景和讨论问题而定。
(5)目前关于鸿胪井刻石被盗运时间尚无准确资料,大致时间是1906年10月至1908年4月之间。参见汪澎澜:《国宝唐鸿胪井刻石流失日本经过的回眸》,《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6)[日]酒寄雅志著、姚义田译:《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1年第1期。
(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9《丛考》,千华山馆1934年版,第8页b。
(2)《东北通史》记为:“案石刻之崔忻,即旧书之崔訢,盖忻訢二字,以形似而误书,自当以忻为正。”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262页。
(3)参见王仁富:《唐鸿胪井刻石探讨》,《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王仁富:《现藏日本皇宫的唐鸿胪井刻石探讨》,《文物》1995年第11期;金杰、王仁富:《唐册封“渤海”使臣“崔訢”名字四百年的跨国大讨论---纪念鸿胪井刻石建立1290年》,《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参见魏国忠、朱国忱、赵哲夫:《鸿胪井的历史象征》,王禹浪、田晓潮主编:《旅顺唐鸿胪井研究文集》,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4页;张福有:《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的两点质疑》,《学问》2001年第12期;赵德祥:《鸿胪井石刻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
(5)参见杜凤刚:《唐鸿胪井碑文释读》,韩树英、罗哲文主编:《唐鸿胪井碑》,第325-341页;王若:《唐鸿胪井刻石新探---兼与王仁富先生商榷》,《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14日;田启霖:《鸿胪井刻石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兼论“井两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5期。
(6)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第262页;魏存成:《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参见(清)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渤海建国地方考》,《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251页。
(2)参见刘忠义:《东牟山在哪里?》,《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魏存成:《关于渤海都城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
(3)参见[韩]宋基豪著、常白衫译:《渤海的初期都城及其迁都过程》,《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8年第1期;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4)参见王禹浪、都永浩:《渤海东牟山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5)参见吕雪冰:《关于渤海立国之地东牟山地理位置的探析》,《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6)魏存成:《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李佳军:《疑义相与析---文献资料阅读一例》,《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年第4期。
(1)《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
(2)《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
(3)关于年号问题,在这一阶段比较复杂。《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载:“(延和元年)八月庚子,帝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五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重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甲辰,大赦天下,改元为先天。”《新唐书》卷5《睿宗本纪》载:“(先天二年)七月甲子,大赦。乙丑,诰归政于皇帝。”《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载:“(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内外官赐勋一转。”两唐书的记载交代了睿宗和玄宗之间的年号和具体执政时间问题,延和元年(712)八月至先天二年七月这一阶段属于两位皇帝共同执政期间,先天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谋逆,玄宗铲平其势力之后,睿宗“高居无为,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诰归政于皇帝,玄宗独立执政。这一年十二月改元为开元,所以开元元年与先天二年为同一年,“睿宗先天二年”年也可写成“玄宗先天二年”。
(4)《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1)《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2)《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
(3)参见赵评春:《崔忻出使渤海时间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4)参见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考》,《文献》1979年第2期;佟柱臣:《〈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
(5)《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
(6)《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
(1)《新唐书》卷144《契丹传》。
(2)《北齐书》卷7《武成纪》。
(3)《北齐书》卷41《高保宁传》。
(4)参见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5期;冯恩学:《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5期;魏国忠、郝庆云、杨雨舒:《渤海“靺鞨说”又添新证》,《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
(1)《赠司空李楷洛碑》一名源于清陆增祥所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原为唐杨炎所撰《李楷洛碑》有两篇,即《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和《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两篇碑文录事大体不差,只是行文措辞有所不同,《全唐文》皆有收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的《赠司空李楷洛碑》与《全唐文》中的《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同属一文。参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2《赠司空李楷洛碑》;张晓舟:《“靺羯”称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12页。
(2)马驰:《李光弼生父生母考》,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83页。
(3)参见张晓舟:《“靺羯”称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第11-20页。
(4)范恩实据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北齐书》出版说明,指出《北齐书》早在唐朝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17卷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抄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其中卷41就保存下来的17卷原文之一。虽然《北齐书》后人补缺的卷7和卷8中亦有靺鞨、靺羯混写的情况,但一定程度表明《北齐书》早期用字应该是“羯”,后人在补缺的过程中存在改写和漏改的情况。此外,在范恩实整理的相关研究资料中亦有多种古籍善本资料记载了靺羯的情况,结合碑碣石刻资料分析和讨论,最终指出可以把“靺羯”视为官方版本,而“靺鞨”则是字书版本。参见范恩实:《靺鞨兴嬗史研究---以族群发展、演化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143页。
(1)主要是与太平公主的权力之争,下文“派出使者的皇帝不同”部分将会论及。
(2)《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
(3)《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4)《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十一月。
(5)参见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第65-73页。
(6)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7)陶学宪:《唐袁滋题名摩崖》,《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8)参见(唐)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参见[日]酒寄雅志著、姚义田译:《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