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分到归一:唐朝前中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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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岭南僻处南疆,地理复杂。隋末大乱之时,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唐初和平统一岭南后,采取羁縻政策,以原有势力为基础设管州的"都府"。而在都府之上,朝廷以广州、桂州、交州为中心置"统府",以点控面,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但是这种层层管理的"统府三分格局",到高宗乾封二年发生突变,随着邕府和容府的建立,原统府消失,遂形成并立的"五府格局"。可是,最迟8世纪初,唐朝设立岭南五府经略使,统一管理整个岭南的军事。在此前后,岭南选补使、岭南按察使、岭南采访使等陆续出现,在人事、监察、民政等领域,对岭南道全境实施管辖权。因此,"盛唐"的岭南道,表现出明显的"归一"趋势。
Lingnan,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of China,was very complicated in geography.In late Sui Dynasty,the local forces became separatists,and after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Lingnan in early Tang Dynasty,the goverment adoptted the policy of"restraint"and set"Dufu"on the base of the previous pattern.On the top of"Dufu",the imperial set"Tongfu"in Guangzhou,Guizhou,Jiaozhou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Lingnan.But this multi-layered management suddenly changed in 667 AD,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Yongfu"and "Rongfu",the previous system of"Tongfu"disappeared and " Five Fus pattern" took shape.However,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the Tang Dynasty established"Wu fu jing lue shi"of Lingnan to manage the military of whole Lingnan.Almost at the same time,some new official positions such as Xuanbushi,Anchashi,Caifangshi were set up to govern the whole territory of Lingnan in personnel,supervision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Therefore,Lingnan showed an obvious trend of " unification" in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Lingnan,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of China,was very complicated in geography.In late Sui Dynasty,the local forces became separatists,and after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Lingnan in early Tang Dynasty,the goverment adoptted the policy of"restraint"and set"Dufu"on the base of the previous pattern.On the top of"Dufu",the imperial set"Tongfu"in Guangzhou,Guizhou,Jiaozhou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Lingnan.But this multi-layered management suddenly changed in 667 AD,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Yongfu"and "Rongfu",the previous system of"Tongfu"disappeared and " Five Fus pattern" took shape.However,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the Tang Dynasty established"Wu fu jing lue shi"of Lingnan to manage the military of whole Lingnan.Almost at the same time,some new official positions such as Xuanbushi,Anchashi,Caifangshi were set up to govern the whole territory of Lingnan in personnel,supervision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Therefore,Lingnan showed an obvious trend of " unification" in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引文
(1)此仅举数例,如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吴洲:《唐代东南的历史地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编第10章《岭南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71-748页。
(2)罗凯:《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辑。
(1)罗凯:《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李勇先:《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4-173页。
(2)在《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一文中,笔者为了方便论述,提出了一个涵盖管州的总管府与都督府的概念---都府,本文将继续使用这一概念。
(3)罗凯:《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
(4)《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下·南平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6页。
(5)《旧唐书·地理志》的简称。为行文简洁,下文《元和郡县图志》简称《元和志》,《太平寰宇记》简称《寰宇记》,《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新唐书·地理志》简称《新唐志》。
(6)《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0页。
(7)《元和志》谓两州皆置于永徽元年。恩州,《旧唐志》《新唐志》皆谓置于贞观二十三年。潘州,《旧唐志》将不同的两潘州混淆,故茂名之潘州无确切系年;《新唐志》则谓永徽元年复置。详情参见张伟然:《唐代岭南潘州的迁徙与牢禺二州的由来》,《岭南历史》1996年第3期。
(8)即相当于海南设省之前1965-1988年的广东省范围。
(9)统府适用的范围也很广,并非仅限于唐初的岭南。如东晋以降,荆州都督府往往兼统益州都督府和广州都督府;北周时,襄州总管府统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府;隋文帝朝,荆州、扬州等大总管府亦各统若干总管府;唐初,并州、幽州、定州、扬州、江州、安州、荆州、益州等总管府或都督府亦皆是统府。
(1)《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第2331页。
(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48页。
(3)廖幼华:《从唐代容州形势看容州经略台的始建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1)岑仲勉:《隋书求是·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9-220、279-282页;以及《隋书》《北史》各人本传。
(2)隋朝地域政治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北制南、以西制东,这也是其广州总管府长期设在始兴的重要原因。
(3)《隋书》卷55《乞伏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78页。
(4)此格局在南宋末年至元代亦再次浮现。
(5)《隋书》卷44《滕穆王瓒传附子纶传》,第1223页。
(6)交州,该年与荆州同为大总管府,不可能统于荆府,以当时情势,当为广州之误。
(7)高府,武德七年当统于广州大都督府,而南德州总管府原属于交州大总管府,此时交府降为中都督府,当随交府改隶荆府。
(8)循、康之外,当还有广、高二府,此时循、康、高府同属于广州大都督府,遂不复属于荆府。
(9)《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第1551-1552页。
(1)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37页。
(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8《岭南道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5页。
(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66《岭南道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71页。
(5)艾冲:《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唐都学刊》2011年第6期;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编第10章《岭南道》第4节《朗宁郡(邕州)都督府》,第688页。
(6)《元和郡县图志》,第945页。
(7)《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43页。
(8)艾冲:《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
(9)《唐故朝散大夫容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吕府君(玄福)墓志铭并序》,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7-48页。
(10)廖幼华:《从唐代容州形势看容州经略台的始建年代》。
(11)《全唐文》卷238,(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第1432-1433页。
(12)郭声波据此和《唐刺史考全编》,将容府之始置,定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若不考虑周边形势,似无不可。然容府的设置并非独立的个案,背后有深层原因,详见后文。
(13)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
(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84《州郡十四·古南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61页。
(2)事实上,由于之前该地统治不太深入,是否动荡不安并不会充分反映到官方文献中,即便有,也难以流传到今天。再者,当统治不深入之时,当地土著的“反叛”本就较少,这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3)《元和郡县图志》,第945页。
(1)详情请参见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此不赘述。
(1)后改名为安南都护府,期间又曾短时期改为镇南都护府,然实质不变。又,关于镇南都护府复名安南的时间,《元和志》、《寰宇记》与《新唐志》等同为“大历三年”(768年)。然据《旧唐书·代宗纪》《新唐书·方镇表》,则当为“永泰二年”(766年)二月壬辰。
(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12页。
(3)《新唐书》卷69《方镇表六》,第1929页。
(4)《册府元龟》卷281《宗室部·领镇第四》略同。
(5)《新唐书》卷120《桓彦范传附薛季昶传》,第4314页。
(6)并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257《岭南道·广州(南海郡)》。
(7)[宋]王溥撰:《唐会要》卷78《诸使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93页。
(8)[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1)《文苑英华》卷899《殿中监张公神道碑》;《全唐文》卷355《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另外,《(道光)广东通志》、《(同治)韶州府志》、《粤东金石略》所载亦同。
(2)《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191页。
(3)《唐会要》卷78《诸使中》,第1697页。
(4)[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清光緖二十七年刻本)。此据《续修四库全书》907《史部·金石类·山右石刻丛编一》卷6《庆唐观纪圣铭碑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0-114页。
(5)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173页。另外也很可能《通鉴》五月条并非“实录”,而出于不太严谨的误书。
(6)《唐会要》卷78《节度使》,第1693页。《旧唐书·杜佑传》、《册府元龟》卷553《词臣部·谬误》同。实际上,这并非词臣之谬误,而是唐德宗“削藩”思想在岭南地区推行的必然结果。
(7)[唐]韩愈撰,[宋]廖莹中注:《东雅堂昌黎集注》卷21《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西原蛮传》,第6332页。
(1)从这个方面,以及采访使长驻广州,按察使和选补使也多驻广州,曾华满在《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一书中的论点是成立的。但曾氏完全忽视桂州在唐代岭南的地位,则可商榷。
(2)《唐刺史考全编》卷257《广州(南海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3)新旧《唐书》本传。
(4)《千唐志·唐故朝议郎守殿中少监兼通事舍人知馆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苗公墓志铭》,转引自《唐刺史考全编》卷275《桂州(始安郡、建陵郡)》,第3242页。
(5)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辑。
(6)《唐刺史考全编》卷257《广州(南海郡)》。
(7)已有研究有: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戴显群:《唐代的“南选”制度》,《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科版)1998年第3期;戴显群:《唐代“南选”在福建》,《福建史志》1999年;段承校:《唐代“南选”制度考论》,《学术论坛》1999年第5期。
(8)《唐会要》卷75《选部下·南选》,第1622页。
(9)《唐会要》卷75《选部下·南选》,第1622页。
(10)该条之下一条又云“二年”,二者必有一误。
(2)罗凯:《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辑。
(1)罗凯:《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李勇先:《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4-173页。
(2)在《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一文中,笔者为了方便论述,提出了一个涵盖管州的总管府与都督府的概念---都府,本文将继续使用这一概念。
(3)罗凯:《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
(4)《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下·南平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6页。
(5)《旧唐书·地理志》的简称。为行文简洁,下文《元和郡县图志》简称《元和志》,《太平寰宇记》简称《寰宇记》,《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新唐书·地理志》简称《新唐志》。
(6)《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0页。
(7)《元和志》谓两州皆置于永徽元年。恩州,《旧唐志》《新唐志》皆谓置于贞观二十三年。潘州,《旧唐志》将不同的两潘州混淆,故茂名之潘州无确切系年;《新唐志》则谓永徽元年复置。详情参见张伟然:《唐代岭南潘州的迁徙与牢禺二州的由来》,《岭南历史》1996年第3期。
(8)即相当于海南设省之前1965-1988年的广东省范围。
(9)统府适用的范围也很广,并非仅限于唐初的岭南。如东晋以降,荆州都督府往往兼统益州都督府和广州都督府;北周时,襄州总管府统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府;隋文帝朝,荆州、扬州等大总管府亦各统若干总管府;唐初,并州、幽州、定州、扬州、江州、安州、荆州、益州等总管府或都督府亦皆是统府。
(1)《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第2331页。
(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48页。
(3)廖幼华:《从唐代容州形势看容州经略台的始建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1)岑仲勉:《隋书求是·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9-220、279-282页;以及《隋书》《北史》各人本传。
(2)隋朝地域政治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北制南、以西制东,这也是其广州总管府长期设在始兴的重要原因。
(3)《隋书》卷55《乞伏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78页。
(4)此格局在南宋末年至元代亦再次浮现。
(5)《隋书》卷44《滕穆王瓒传附子纶传》,第1223页。
(6)交州,该年与荆州同为大总管府,不可能统于荆府,以当时情势,当为广州之误。
(7)高府,武德七年当统于广州大都督府,而南德州总管府原属于交州大总管府,此时交府降为中都督府,当随交府改隶荆府。
(8)循、康之外,当还有广、高二府,此时循、康、高府同属于广州大都督府,遂不复属于荆府。
(9)《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第1551-1552页。
(1)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37页。
(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8《岭南道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5页。
(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66《岭南道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71页。
(5)艾冲:《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唐都学刊》2011年第6期;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编第10章《岭南道》第4节《朗宁郡(邕州)都督府》,第688页。
(6)《元和郡县图志》,第945页。
(7)《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43页。
(8)艾冲:《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
(9)《唐故朝散大夫容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吕府君(玄福)墓志铭并序》,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7-48页。
(10)廖幼华:《从唐代容州形势看容州经略台的始建年代》。
(11)《全唐文》卷238,(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第1432-1433页。
(12)郭声波据此和《唐刺史考全编》,将容府之始置,定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若不考虑周边形势,似无不可。然容府的设置并非独立的个案,背后有深层原因,详见后文。
(13)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
(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84《州郡十四·古南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61页。
(2)事实上,由于之前该地统治不太深入,是否动荡不安并不会充分反映到官方文献中,即便有,也难以流传到今天。再者,当统治不深入之时,当地土著的“反叛”本就较少,这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3)《元和郡县图志》,第945页。
(1)详情请参见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此不赘述。
(1)后改名为安南都护府,期间又曾短时期改为镇南都护府,然实质不变。又,关于镇南都护府复名安南的时间,《元和志》、《寰宇记》与《新唐志》等同为“大历三年”(768年)。然据《旧唐书·代宗纪》《新唐书·方镇表》,则当为“永泰二年”(766年)二月壬辰。
(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12页。
(3)《新唐书》卷69《方镇表六》,第1929页。
(4)《册府元龟》卷281《宗室部·领镇第四》略同。
(5)《新唐书》卷120《桓彦范传附薛季昶传》,第4314页。
(6)并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257《岭南道·广州(南海郡)》。
(7)[宋]王溥撰:《唐会要》卷78《诸使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93页。
(8)[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1)《文苑英华》卷899《殿中监张公神道碑》;《全唐文》卷355《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另外,《(道光)广东通志》、《(同治)韶州府志》、《粤东金石略》所载亦同。
(2)《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191页。
(3)《唐会要》卷78《诸使中》,第1697页。
(4)[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清光緖二十七年刻本)。此据《续修四库全书》907《史部·金石类·山右石刻丛编一》卷6《庆唐观纪圣铭碑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0-114页。
(5)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173页。另外也很可能《通鉴》五月条并非“实录”,而出于不太严谨的误书。
(6)《唐会要》卷78《节度使》,第1693页。《旧唐书·杜佑传》、《册府元龟》卷553《词臣部·谬误》同。实际上,这并非词臣之谬误,而是唐德宗“削藩”思想在岭南地区推行的必然结果。
(7)[唐]韩愈撰,[宋]廖莹中注:《东雅堂昌黎集注》卷21《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西原蛮传》,第6332页。
(1)从这个方面,以及采访使长驻广州,按察使和选补使也多驻广州,曾华满在《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一书中的论点是成立的。但曾氏完全忽视桂州在唐代岭南的地位,则可商榷。
(2)《唐刺史考全编》卷257《广州(南海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3)新旧《唐书》本传。
(4)《千唐志·唐故朝议郎守殿中少监兼通事舍人知馆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苗公墓志铭》,转引自《唐刺史考全编》卷275《桂州(始安郡、建陵郡)》,第3242页。
(5)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辑。
(6)《唐刺史考全编》卷257《广州(南海郡)》。
(7)已有研究有: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戴显群:《唐代的“南选”制度》,《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科版)1998年第3期;戴显群:《唐代“南选”在福建》,《福建史志》1999年;段承校:《唐代“南选”制度考论》,《学术论坛》1999年第5期。
(8)《唐会要》卷75《选部下·南选》,第1622页。
(9)《唐会要》卷75《选部下·南选》,第1622页。
(10)该条之下一条又云“二年”,二者必有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