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之国与未见之书:试论抄本《论语征》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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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抄本《论语征》为基础,对《论语征》一书的传入及传抄进行考证,并对此抄本中的序跋作了分析,并结合其他传入清代中国的日本书籍,进一步探讨此抄本所反映的乾嘉以降的士林风尚,以及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与知识交流。乾嘉以降从日本输入书籍的渠道一直没有断绝,故日本存有中国未见之书已在晚清中国读书人中广为流传,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晚清时期大批中国学人赴日以后马上就开展了十分活跃的访书刊书活动。
Having his studies based on the Princeton-collected Rongocho(论语征)penned by Ogyu Sorai,the present author does a textual criticism to the book’s transcrip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China,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foreword and postscript devoted to it.He goes further,attempting to shed light on the scholarly style since 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and the Sino-Japanese exchanges in the field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written culture.Since the Qia-Jia era China never stop importing books from Japan.Thus,it should be concluded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generally held indeed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manuscripts unknown to the Chinese.At least partly for this reason,at that time a huge number of Chinese scholars went to Japan in 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Having his studies based on the Princeton-collected Rongocho(论语征)penned by Ogyu Sorai,the present author does a textual criticism to the book’s transcrip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China,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foreword and postscript devoted to it.He goes further,attempting to shed light on the scholarly style since 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and the Sino-Japanese exchanges in the field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written culture.Since the Qia-Jia era China never stop importing books from Japan.Thus,it should be concluded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generally held indeed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manuscripts unknown to the Chinese.At least partly for this reason,at that time a huge number of Chinese scholars went to Japan in 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引文
(1)张岳:《论语征跋》,《论语征》,抄本,无页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以下所举何士祁、王鹤年、许杰等人的序文,若无特别说明,所据都是此抄本,皆无页码,不再赘述。
(2)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藏(1795年之前的书籍)及与该馆之建立相关的历史档案文献,如今俱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系统内的Mudd Library之中,见普林斯顿大学Mudd Library所藏档案之Box 248。据该馆所藏的档案文献,甘鹏云将藏书售予义理寿上校的年份为1928年12月至1929年4月,分两批售书、取书,共计售书700余种,现均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关于义理寿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书之间的联系,参见Martin J.Heijdra,“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 at Princeton University,”in Peter X.Zhou(eds.),Collecting Asia: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1868-2008,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0,pp.120-134.
(1)周子美编《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另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年间抄本《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卷1《经部》,有“皮纸蓝丝钞宽政四年刊本四册”字样(第4页)。复旦大学图书馆亦藏有民国年间抄本《嘉业堂藏书楼书目》,其中录有《论语征》十卷,注明为“东瀛刊本十册”,可见嘉业堂亦藏有日本宽政四年的原刊本,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嘉业堂藏书楼书目》卷1《经部·四书类》,第3页。
(2)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吴格整理点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65页。案:此条目下,点校者句读略有小误,此处句读为笔者自己所加。
(3)以上俱见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论语征》。
(1)光绪《平湖县志》卷2,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46页。
(2)《浙江当湖张氏家乘》卷3,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第5-7页。
(3)光绪《松江府续志》卷21《名宦传》,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9页。
(4)同治《苏州府志》卷56《职官五》,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10、24、27页。
(5)何士祁:《川沙抚民厅志序》,见道光《川沙抚民厅志》,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第1页。
(6)光绪《川沙厅志》卷8《何士祁传》,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6页。
(7)冯贞群:《伏跗室群书题记(续)》,《图书季刊》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
(8)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页。
(9)蒋宝龄:《墨林今话》卷17,同治十一年(1872)映雪草庐刻本,第3页。
(10)李伯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26页。
(1)民国《洪洞县志》卷13《人物志下》,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第53页。据民国《洪洞县志》所载,王鹤年后又曾任浙江象山县知县。
(2)古人在叙及他人名号时,以同音字替代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处盖以“煦斋”代替“许斋”。与李赓芸同时代的王楚堂(1770-1839)曾明确以“李煦斋”称呼他,见王楚堂:《云翁自定义年谱》,清光绪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册,第602页。
(3)《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9《世传八》,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本,第5页。
(4)乾隆《杭州府志》卷150《人物十二·寓贤》,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第31页。
(5)《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1,第25页。
(6)参见辛德勇:《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4-108页。
(7)参见万斯同:《庙制图考》,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该书目录之后有万福所撰的识语。
(1)卢见曾:《重刻经学五书序》,见万斯大:《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二十六年(176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页。
(2)见上海图书馆所藏乾隆本《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
(3)见万福所撰乾隆三十年版万斯同《庙制图考》目录之后的识语,第4页。
(4)冯贞群:《伏跗室藏书题记选辑》“鲒埼亭集”条,骆兆平辑,《文献》1988年第2期。
(5)《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1《世系图》,第11页。
(6)《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9,第26页。
(7)《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9,第12页。
(8)乾隆《杭州府志》卷108《人物十三·仙释三》,第14页。
(9)蒋光煦:《丁隐君佚诗》,蒋光煦:《东湖丛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2册,第747页。
(10)辛德勇:《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读书与藏书之间》,第106页。
(11)藤塚鄰:《论语总说》,弘文堂1949年版,第294-297页。另可参见松浦章:《清代帆船带回的日本书籍---安徽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日本刻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95页。
(1)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弘文堂1926年版,第14-15、17-18页。
(2)焦循:《代阮侍郎撰万氏经学五书序》卷15,《雕菰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240页。
(3)参见小岛毅:《朱子学と陽明学》,筑摩書房2013年版,第74-78页。
(1)参见谢孝苹:《日本佚存汉籍述略》,《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8页;松浦章:《清代帆船带回的日本书籍---安徽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日本刻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第394-410页。
(2)《扫叶山房书籍发兑》序,上海扫叶山房光绪八年石印本,第1页。
(3)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页。原文为“物茂卿序所称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所赍来古博士之书,诚非妄语”。
(1)参见Laura E.Hess,“The Reimportation from Japan to China of the Kong Commentary to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4.
(2)Benjamin A.Elman,“One Classic and Two Classical Traditions:the Recovery and Transmission of a Lost Edition of the Analects,”Monumenta Nipponica,Vol.64,no.1,Spring 2009,pp.57-59.
(3)《两浙轩录》卷34,光绪十六年(1890)浙江书局重刻本,第13页。松浦章亦曾简要考订过汪鹏的字、号、籍贯等,所据资料与笔者所引略有不同,笔者以为《两浙8轩录》更为可靠,参见松浦章:《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年版,第203-209页。
(4)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第43页。
(1)阮元辑《浙士解经录》卷2,清嘉庆再到亭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辑第10册,第7页。
(2)余英时:《戴东原与伊藤仁斋》,《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0-233页。
(3)藤塚鄰:《论语总说》,第291-361页。
(4)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6、342-343页。
(5)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第45页。
(6)俞樾:《春在堂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7)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21-22页。
(1)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曾数次引用欧阳修此诗。另一首有名的诗歌是元代杨维桢(1296-1370)的《送僧归日本》,内有“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句。
(2)关于中日两国的书籍交流,可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松浦章:《江户时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关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情况,可参见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可参见冯佐哲:《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30页;周振鹤:《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说〉为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胡孝德:《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2页。
(4)龚自珍:《与番舶求日本佚书书》,《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1页。此书中该文句读存在错误,引文中的句读为笔者所改。
(5)李鸿章:《栈云峡雨日记叙》,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东京奎文堂明治十二年(1879)刻本,第6页。
(6)蔡锡龄:《送卫铸生游日本》,《申报》1878年12月6日,第3版。
(7)陈鸿诰:《寄怀铸生日本四绝》,《申报》1879年2月10日,第4版。
(8)徐邦:《送蒲卓英茂才之日本兼怀陈曼寿明经》,《申报》1882年5月22日,第3版。
(1)俞樾:《春在堂随笔》,第4页。
(2)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藏(1795年之前的书籍)及与该馆之建立相关的历史档案文献,如今俱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系统内的Mudd Library之中,见普林斯顿大学Mudd Library所藏档案之Box 248。据该馆所藏的档案文献,甘鹏云将藏书售予义理寿上校的年份为1928年12月至1929年4月,分两批售书、取书,共计售书700余种,现均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关于义理寿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书之间的联系,参见Martin J.Heijdra,“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 at Princeton University,”in Peter X.Zhou(eds.),Collecting Asia: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1868-2008,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0,pp.120-134.
(1)周子美编《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另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年间抄本《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卷1《经部》,有“皮纸蓝丝钞宽政四年刊本四册”字样(第4页)。复旦大学图书馆亦藏有民国年间抄本《嘉业堂藏书楼书目》,其中录有《论语征》十卷,注明为“东瀛刊本十册”,可见嘉业堂亦藏有日本宽政四年的原刊本,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嘉业堂藏书楼书目》卷1《经部·四书类》,第3页。
(2)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吴格整理点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65页。案:此条目下,点校者句读略有小误,此处句读为笔者自己所加。
(3)以上俱见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论语征》。
(1)光绪《平湖县志》卷2,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46页。
(2)《浙江当湖张氏家乘》卷3,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第5-7页。
(3)光绪《松江府续志》卷21《名宦传》,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9页。
(4)同治《苏州府志》卷56《职官五》,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10、24、27页。
(5)何士祁:《川沙抚民厅志序》,见道光《川沙抚民厅志》,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第1页。
(6)光绪《川沙厅志》卷8《何士祁传》,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6页。
(7)冯贞群:《伏跗室群书题记(续)》,《图书季刊》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
(8)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页。
(9)蒋宝龄:《墨林今话》卷17,同治十一年(1872)映雪草庐刻本,第3页。
(10)李伯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26页。
(1)民国《洪洞县志》卷13《人物志下》,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第53页。据民国《洪洞县志》所载,王鹤年后又曾任浙江象山县知县。
(2)古人在叙及他人名号时,以同音字替代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处盖以“煦斋”代替“许斋”。与李赓芸同时代的王楚堂(1770-1839)曾明确以“李煦斋”称呼他,见王楚堂:《云翁自定义年谱》,清光绪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册,第602页。
(3)《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9《世传八》,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本,第5页。
(4)乾隆《杭州府志》卷150《人物十二·寓贤》,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第31页。
(5)《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1,第25页。
(6)参见辛德勇:《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4-108页。
(7)参见万斯同:《庙制图考》,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该书目录之后有万福所撰的识语。
(1)卢见曾:《重刻经学五书序》,见万斯大:《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二十六年(176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页。
(2)见上海图书馆所藏乾隆本《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
(3)见万福所撰乾隆三十年版万斯同《庙制图考》目录之后的识语,第4页。
(4)冯贞群:《伏跗室藏书题记选辑》“鲒埼亭集”条,骆兆平辑,《文献》1988年第2期。
(5)《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1《世系图》,第11页。
(6)《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9,第26页。
(7)《浙江宁波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9,第12页。
(8)乾隆《杭州府志》卷108《人物十三·仙释三》,第14页。
(9)蒋光煦:《丁隐君佚诗》,蒋光煦:《东湖丛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2册,第747页。
(10)辛德勇:《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读书与藏书之间》,第106页。
(11)藤塚鄰:《论语总说》,弘文堂1949年版,第294-297页。另可参见松浦章:《清代帆船带回的日本书籍---安徽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日本刻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95页。
(1)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弘文堂1926年版,第14-15、17-18页。
(2)焦循:《代阮侍郎撰万氏经学五书序》卷15,《雕菰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240页。
(3)参见小岛毅:《朱子学と陽明学》,筑摩書房2013年版,第74-78页。
(1)参见谢孝苹:《日本佚存汉籍述略》,《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8页;松浦章:《清代帆船带回的日本书籍---安徽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日本刻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第394-410页。
(2)《扫叶山房书籍发兑》序,上海扫叶山房光绪八年石印本,第1页。
(3)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页。原文为“物茂卿序所称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所赍来古博士之书,诚非妄语”。
(1)参见Laura E.Hess,“The Reimportation from Japan to China of the Kong Commentary to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4.
(2)Benjamin A.Elman,“One Classic and Two Classical Traditions:the Recovery and Transmission of a Lost Edition of the Analects,”Monumenta Nipponica,Vol.64,no.1,Spring 2009,pp.57-59.
(3)《两浙轩录》卷34,光绪十六年(1890)浙江书局重刻本,第13页。松浦章亦曾简要考订过汪鹏的字、号、籍贯等,所据资料与笔者所引略有不同,笔者以为《两浙8轩录》更为可靠,参见松浦章:《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年版,第203-209页。
(4)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第43页。
(1)阮元辑《浙士解经录》卷2,清嘉庆再到亭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辑第10册,第7页。
(2)余英时:《戴东原与伊藤仁斋》,《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0-233页。
(3)藤塚鄰:《论语总说》,第291-361页。
(4)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6、342-343页。
(5)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第45页。
(6)俞樾:《春在堂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7)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21-22页。
(1)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曾数次引用欧阳修此诗。另一首有名的诗歌是元代杨维桢(1296-1370)的《送僧归日本》,内有“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句。
(2)关于中日两国的书籍交流,可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松浦章:《江户时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关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情况,可参见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可参见冯佐哲:《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30页;周振鹤:《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说〉为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胡孝德:《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2页。
(4)龚自珍:《与番舶求日本佚书书》,《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1页。此书中该文句读存在错误,引文中的句读为笔者所改。
(5)李鸿章:《栈云峡雨日记叙》,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东京奎文堂明治十二年(1879)刻本,第6页。
(6)蔡锡龄:《送卫铸生游日本》,《申报》1878年12月6日,第3版。
(7)陈鸿诰:《寄怀铸生日本四绝》,《申报》1879年2月10日,第4版。
(8)徐邦:《送蒲卓英茂才之日本兼怀陈曼寿明经》,《申报》1882年5月22日,第3版。
(1)俞樾:《春在堂随笔》,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