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
摘要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困境,表面看包含了经济危机、福利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多种形式,然而其根源则是"危机管理的危机",表现为系统内在的相互作用的结构性矛盾。该矛盾存在于经济系统、政治—行政系统、规范系统三者间的张力关系之中,可概括为经济系统与政治—行政系统以及政治—行政系统与规范系统的双重矛盾框架。这两个矛盾链条相互激荡,并最终将问题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相配套的民主制度。随着危机的不断加剧,不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自由党企图"修补"福利国家的策略都难以奏效,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深刻反思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危机。
引文
(1)关于福利国家的起源,至少还有三种常被提及的观点:(1)起源于《旧济贫法》,See J.D.Marshall,The Old Poor Law,1795-1834,London:Macmillan,1968,p.25,45;(2)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治下之德国,参见冉昊:《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自我救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3)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之美国,参见冉昊:《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自我救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但学界大多认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真正搭建了相对完整的体系,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开端。
(2)参见关信平:《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3)See Esping-Anderson,The 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4)参见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5)See 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Hamish Hamilton,1992.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6页。
(4)Claus Offe,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84;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
(5)参见陈炳辉:《奥菲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郭忠华:《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彭华民、张晶:《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焦玉良、张敦福:《福利国家:走钢丝的巨灵---评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2期;张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理论探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舒建华:《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新马克思主义的福利国家批判理论》,《理论月刊》2015年第4期;黄君:《福利国家的“奥菲悖论”》,《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谢静:《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等。
(6)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See Polanyi,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2001.
(8)参见汤姆·戈·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李杨、董子云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38-48页。
(9)参见吴晓天:《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历史探析》,《学海》2003年第3期。
(10)参见关信平:《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兼论〈贝弗里奇报告〉的诞生和影响》,《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11)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刘玉安:《告别福利国家?---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2)参见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应奇、刘训练主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35页。
(4)彼得·泰勒-顾柏编著:《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马继森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1页。
(5)James M.Roberts and J.D.Foster,“Flashing Red:European Debt Crisis Signals Collapse of Social WelfareS tate,”No.3341,August16,2011,From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8/europes-debt-crisissignals-collapse-of-social-welfare-state.转引自杨立雄:《“不情愿的福利国家”与金融危机---美国福利模式解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6)参见山村耕造:《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童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7)参见山村耕造:《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童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11-321页。
(9)参见周穗明:《当代新社会运动对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影响及其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10)参见张浚:《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6)Claus Offe,“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Elements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Part I),Fall 1976,Vol.6,No.3,p.32.
(7)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8)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9)Polanyi,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2001年,p.60.
(10)Claus Offe,“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Elements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Part I),Fall 1976,Vol.6,No.3,p.33.
(11)See Etzioni A,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On power,Involvement,and Their Correlates,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New York:Free Press,1975,pp.23-40;See Dahl,Robert&Charles E.Lindblom,Politics,Economics and Welfare: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71.
(1)关于“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解读,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引言第18页。
(2)参见丁建定:《试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学海》2013年第1期。
(1)郭忠华:《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Claus Offe、Volker Ronge,“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New German Critique,No.6,Autumn 1975,p.142.
(3)“行政性再商品化”是指政府以行政性手段提高劳动力的可销售能力,使其回归生产序列之中。
(4)“降商品化”是指以行政手段赋予没有消费能力的个体以金钱等,使其能在消费领域回归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因为其金钱等的来源不是通过自身的劳动力交换所得,因此属于“降商品化”的范围。See Claus Offe,Volker Ronge,“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New German Critique,No.6,Autumn 1975,p.142.
(1)参见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3)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韩瑞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4页。
(4)任军锋:《后工业·后物质·政党---以北欧五国政治文化变迁为中心》,《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
(1)可以认为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仅仅是系统内部的修修补补,其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条件并没有变化。
(2)Gramsci A.,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 Notebook,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276.
(3)See Claus Offe,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84,pp.157-161.
(2)参见关信平:《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3)See Esping-Anderson,The 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4)参见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5)See 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Hamish Hamilton,1992.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6页。
(4)Claus Offe,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84;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
(5)参见陈炳辉:《奥菲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郭忠华:《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彭华民、张晶:《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焦玉良、张敦福:《福利国家:走钢丝的巨灵---评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2期;张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理论探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舒建华:《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新马克思主义的福利国家批判理论》,《理论月刊》2015年第4期;黄君:《福利国家的“奥菲悖论”》,《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谢静:《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等。
(6)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See Polanyi,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2001.
(8)参见汤姆·戈·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李杨、董子云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38-48页。
(9)参见吴晓天:《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历史探析》,《学海》2003年第3期。
(10)参见关信平:《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兼论〈贝弗里奇报告〉的诞生和影响》,《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11)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刘玉安:《告别福利国家?---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2)参见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应奇、刘训练主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35页。
(4)彼得·泰勒-顾柏编著:《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马继森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1页。
(5)James M.Roberts and J.D.Foster,“Flashing Red:European Debt Crisis Signals Collapse of Social WelfareS tate,”No.3341,August16,2011,From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8/europes-debt-crisissignals-collapse-of-social-welfare-state.转引自杨立雄:《“不情愿的福利国家”与金融危机---美国福利模式解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6)参见山村耕造:《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童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7)参见山村耕造:《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童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11-321页。
(9)参见周穗明:《当代新社会运动对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影响及其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10)参见张浚:《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6)Claus Offe,“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Elements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Part I),Fall 1976,Vol.6,No.3,p.32.
(7)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8)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9)Polanyi,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2001年,p.60.
(10)Claus Offe,“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Elements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Part I),Fall 1976,Vol.6,No.3,p.33.
(11)See Etzioni A,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On power,Involvement,and Their Correlates,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New York:Free Press,1975,pp.23-40;See Dahl,Robert&Charles E.Lindblom,Politics,Economics and Welfare: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71.
(1)关于“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解读,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引言第18页。
(2)参见丁建定:《试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学海》2013年第1期。
(1)郭忠华:《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Claus Offe、Volker Ronge,“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New German Critique,No.6,Autumn 1975,p.142.
(3)“行政性再商品化”是指政府以行政性手段提高劳动力的可销售能力,使其回归生产序列之中。
(4)“降商品化”是指以行政手段赋予没有消费能力的个体以金钱等,使其能在消费领域回归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因为其金钱等的来源不是通过自身的劳动力交换所得,因此属于“降商品化”的范围。See Claus Offe,Volker Ronge,“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New German Critique,No.6,Autumn 1975,p.142.
(1)参见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3)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韩瑞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4页。
(4)任军锋:《后工业·后物质·政党---以北欧五国政治文化变迁为中心》,《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
(1)可以认为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仅仅是系统内部的修修补补,其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条件并没有变化。
(2)Gramsci A.,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 Notebook,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276.
(3)See Claus Offe,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84,pp.157-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