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四十年:回眸与展望
|
摘要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Studies on China's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have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namely, initial exploration(1978-1993), progressive development(1994-2010),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2010-2014) and the latest progress m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2014-present). Researches on China's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at each stage are affected by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of the stage and are devoted to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that center on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namely, the ontology of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The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departmental laws, the disciplinary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in a legal sense, has also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political) security"to "overall security". Researches on China's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has increasingly deepened and fully developed while meeting practical nee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new tasks have been introduced for researchers in the new era, which includ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egal systems, in-depth studies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related laws, innov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practical needs to guarantee national security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future,strenuou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focalize studies on the basic issues concerning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on China's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have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namely, initial exploration(1978-1993), progressive development(1994-2010),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2010-2014) and the latest progress m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2014-present). Researches on China's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at each stage are affected by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of the stage and are devoted to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that center on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namely, the ontology of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The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departmental laws, the disciplinary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in a legal sense, has also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political) security"to "overall security". Researches on China's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has increasingly deepened and fully developed while meeting practical nee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new tasks have been introduced for researchers in the new era, which includ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egal systems, in-depth studies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related laws, innov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practical needs to guarantee national security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future,strenuou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focalize studies on the basic issues concerning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引文
(1)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2)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容,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表述进一步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4.html。
(3)截至2018年9月1日,笔者仅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篇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文献搜索共有文献466篇,其中2014年53篇,2015年66篇,2016年79篇,2017年118篇,2018年150篇。
(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128页。
(3)《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参见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3-06/06/content_1481015.htm。
(4)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参见《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3-06/06/content_1481015.htm。
(5)吴庆荣:《缺陷与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立法质量的实证分析》,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9-19页。
(1)徐忠建:《应当制定国家安全法》,载《现代法学》1986年第4期,第62-63页。
(2)蔡定剑:《宪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3)中安:《筑起一道反奸防谍的人民防线——汪云章就<国家安全法>的贯彻执行答记者问》,载《上海人大月刊》1993年第5期,第18-19页。
(1)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提请成立国家安全部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侦查工作。同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以下简称“四项权力”)的决定》。以上两个文件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性质是公安机关,它的任务是确保国家安全,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谋、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并可依法行使“四项权力”。
(2)马中秋:《关于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法律问题的思考》,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2期,第4-5页。
(3)张建田:《1990年军事法学研究概况》,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4期,第81-88页。
(4)傅润明:《试论新时期我国军事法建设的目标》,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4期,第28-29页;图们:《军事设施保护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载《法学杂志》1990年第3期,第4-5页;杨志斌、温万安:《军事设施保护法的诞生》,载《国防》1990年第3期,第4-5页;郭志刚:《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国家安全》,载《国防》1991年第3期,第38-39页;杨建华:《依法保护军事设施捍卫国家安全利益》,载《国防》1993年第6期,第27页。
(1)这一点也可以从学者有关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反映,国家安全主要涉及六个方面:(1)反对战争势力的侵略扩张政策,增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维护世界和本国所在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2)防止外敌入侵,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外来敌对势力的间谍活动,保卫国家机密和某些类型的非机密的战略情报;(3)防止和制止外来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瓦解国内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和现实危险的个人或集团,维护国家已经确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4)防止外来敌对势力的“离间”活动和心理意识的瓦解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全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凝聚力;(5)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敌对势力对国家内政的干涉,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对外正常交往的和平发展;(6)在积极促进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防止本国在经济上过分地依赖外部世界,维护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经济基础,保障必要的战略物资储备,促进国家经济稳定有效的增长。参见金应忠:《我国国家安全概念与现实》,载《国际展望》1989年第2期,第22-24页。
(2)这一时期,同样有学者关注到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一,是国家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手段之一;经济安全问题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决策过程和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参见卢林:《经济与国家安全》,载《国际展望》1990年第9期,第21-23页。
(3)叶章蓉:《国家安全与发展》,载《欧洲》1993年第6期,第17-23页。
(4)屠启宇:《从生态问题谈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载《国际观察》1993年第4期,第38-40页。
(5)屠启宇:《环境外交的主题——国际环境立法》,载《国际展望》1993年第11期,第11-13页。
(6)周在群:《现代瘟疫与国家安全》,载《国际观察》1993年第6期,第37-41页。
(7)黄进、张爱明:《在美国的收买投资与国家安全审查》,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5期,第5页。
(1)潘汉典:《比较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1-13页。
(2)参见殿宸:《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载《世界知识》1979年第17期,第14页;钟卓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介绍》,载《通信保密》1988年第4期,第18-22、85-86页;方晓光:《里根时代的结束: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大辩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6期,第9页;李庆功:《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11期,第3页;田志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载《世界知识》1990年第15期,第12-13页;李庆功:《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剖析》,载《瞭望周刊》1990年第22期,第40-41页;刘连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论述》,载《国际研究参考》1991年第10期,第27-28页;萨本望:《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剖析》,载《瞭望周刊》1991年第35期,第27-28页;宋久光:《美国安全战略向何处去》,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41-45页;刘力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3期,第16-21页;古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2期,第5页;夏立平:《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载《和平与发展》1992年第1期,第30-34、52页;郭震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制约因素及其影响》,载《和平与发展》1992年第3期,第21-25、48页;刘力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介》,载《国际研究参考》1993年第10期,第13-18页;彭光谦:《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第7-21页。
(3)钱建南:《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11期,第3页。
(4)楚树龙:《苏联国家安全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4期,第3页。
(1)1997年,中国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九届全国人大“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参见李林:《新中国立法60年》,载李林主编:《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治发展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2)这一阶段相关主题的研究中不乏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论著,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3-9页;李步云:《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第14页;李步云、张志铭:《跨世纪的目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8页;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第14页;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76-88页;张文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言》,载《法学家》2006年第5期,第6-16页;张文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5-14页;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第140-158页。
(3)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国家安全”为搜索主题,“外资并购”为搜索关键词,搜索时间为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有相关文献140篇。
(1)邵沙平、王小承:《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探析:兼论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154-160页。关于制度构建的有关分析还可参见以下文献:王小琼、何焰:《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启示——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的实施》,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第11-21页;韩龙:《美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之借鉴》,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第133-138页;蒋姮、伍燕然:《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美国的新举措及其借鉴》,载《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9期,第42-47页;刘东洲:《美国外资监管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第145-147页;孙效敏:《论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变迁》,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65-72页;孙效敏:《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8-68页;徐维余:《我国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问题》,载《法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38-41页;林平、李嫣怡:《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概念、国际经验和政策建议》,载《产业经济评论》2009年第1期,第1-23页。
(2)慕亚平、肖小月:《我国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52-61页。
(3)汤欣:《“经济安全”与外资并购审查》,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第103-112页。
(1)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国家安全法”为主题进行搜索,并分析这些相关文献后发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后,多数以《国家安全法》为主题的文献大都体现在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上,鲜有学者专门以《国家安全法》文本为基础展开对国家安全法治工作的基础与专题研究。有部分学者从刑法角度阐释了与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有关的问题。譬如,刘中发、吴俊:《析<国家安全法>对<刑法>的修改补充》,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4页;李敏、陈传荣:《我国法律中的间谍罪及有关问题》,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5期,第3页;明廷强、庞仕平:《试论危害国家安全罪》,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第5页;刘远:《论全面修改“反革命罪”的必然性》,载《河北法学》1997年第5期,第10-13页;赵秉志、杜邈:《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141-146页;张永红、张万顺:《国家秘密刑法保护的完善》,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24-30页;王东明:《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1-24页;等等。
(2)吴庆荣、李竹:《我国国家安全法的完善论纲》,载《河北法学》2003年第2期,第30-34页;吴庆荣:《缺陷与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立法质量的实证分析》,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9-19页;君拥、金贵:《完善我国国家安全立法》,载《学习时报》2007年7月23日。
(3)刘跃进:《国家安全法的名与实——关于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的一点建议》,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9-24页。
(4)李竹:《论我国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24-30页。
(1)姜明安:《<反分裂国家法>的正当性与合宪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10-119页。
(2)周叶中:《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3-12页。
(3)莫纪宏:《<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完善的相关思考》,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第47-49页;李岳德、张禹:《<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的若干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75页;汪永清:《<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2期,第8-11页。
(4)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7-82页。
(5)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62-68页。
(6)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非传统安全”为搜索篇名,搜索时间为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有相关文献283篇。
(7)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9-146页。
(1)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89-96页;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马维野、尹希成:《全球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第30-36页。
(2)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14-18页。
(3)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载《安全与环境学报》2001年第5期,第28-32页。
(4)周珂、王权典:《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法律问题》,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第113-120页;王权典、周珂:《国家环境安全及其法律保护比较研究》,载《环境保护》2003年第2期,第37-41页。
(5)李艳芳:《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与法律保障》,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第69-74页。
(1)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这些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思潮、新权威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参见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第57-77页。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第3-18页。
(3)《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5)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第3-18页。
(4)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第3-14页。
(1)赵辉:《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73-77页;赵辉:《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初探》,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68-71页。
(2)吴慧、肖君拥:《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载刘跃进主编:《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
(3)陆冬华、齐小力:《我国网络安全立法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58-64页;何培育:《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危机与法律保护对策探析》,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8期,第34-41页;张平:《互联网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探讨》,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8期,第3-16页。
(4)于志刚、李源粒:《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制裁思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100-120页。
(1)于志刚:《网络安全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嵌入态势和应对策略》,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第5-19页。
(2)尹建国:《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之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8-146页。
(3)王益民等:《论网络治理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载《电子政务》2014年第7期,第14-19页。
(4)吴慧、张丹:《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及建议》,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8-52页。有关文献还可参见李志文、马金星:《论我国海洋法立法》,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86-95页;金永明:《论中国海洋安全与海洋法制》,载《东方法学》2010年第3期,第33-43页。
(5)满洪杰:《论我国海洋安全法治的构建》,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9期,第77-81页。
(1)贺丹:《企业海外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及其法律对策》,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2期,第48-55页。
(2)丁丁、潘方方:《对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分析及建议》,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131-138页。
(3)于永宁:《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11期,第45-49页。
(4)韩龙、沈革新:《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93-103页。
(5)王小琼:《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新立法述评及其启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29-133页。
(6)张庆麟、刘艳:《澳大利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62-69页。
(7)刘仁文:《中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描述与评析》,载《法学家》2013年第4期,第45-55页。
(1)王利宾:《反恐怖犯罪刑事法完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0期,第75-86页。此外,西北政法大学的贾宇、舒洪水研究团队近年就反恐法领域的立法与法律实施问题出版著作、发表系列论文,值得关注。
(2)相关文献可参见周汉华:《<保守国家秘密法>修改述评》,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48-56页。
(3)郑春燕:《政府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保护》,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44-157页。
(4)徐铭勋:《侵犯国家秘密犯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区分——以国家经济安全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69-74页。
(5)从部门法学角度阐释国家安全法治建构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研究方式,最具体的体现是相关文献中不再过多谈及“国家安全”法治建构的理论建议,而是开始在相关规范基础上阐释具体的法律问题,其已经成为隐而不显的理论前提和目的。这点从有关文献也可得以证明,可参见章剑生:《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11页;周丹、孙培军:《国家秘密:进退中的信息保密与公开》,载《行政与法》2011年第4期,第91-94页;杨攀:《我国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研究》,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第184-192页。
(1)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84-92页。
(2)任娜:《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90-103页。
(3)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中国政府从1996年开始在国际场合提出新安全观念,1997年开始使用“新安全观”一词,1999年把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2001年7月把其核心修订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002年7月又通过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新安全观作了系统阐述。参见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3-25页;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第10-15页。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整体性阐释还可参见黎宏:《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革性特征》,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53-157页;高飞:《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浅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第11-15页;张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特色》,载《理论界》2014年第9期,第23-26页。
(2)张海波:《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4期,第126-132页。
(3)王瑞香:《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第70-75页。
(4)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载《社会治理》2015年第4期,第51-60页。
(5)廖小平、孙欢:《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第20-35页。
(6)刘建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7-26页。
(7)陈颀:《网络安全、网络战争与国际法——从<塔林手册>切入》,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7期,第147-160页。
(1)袁发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4-207页。
(2)漆彤:《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第79-85页。
(3)孙南申、胡荻:《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改进与完善建议——以<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为视角》,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82-92页。
(4)肖君拥:《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03页。
(5)齐爱民、盘佳:《数据权、数据主权的确立与大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64-70页;齐爱民、盘佳:《大数据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研究》,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4-29页;齐爱民、祝高峰:《论国家数据主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3-88页。
(1)张青波:《自我规制的规制:应对科技风险的法理与法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98-111页。
(2)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25-142页。
(3)张小罗:《制定我国<基因安全法>的重点与难点》,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143-150页。
(4)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59-71页;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6-148页。
(5)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28-136页。
(6)司晓、曹建峰:《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66-173页。
(7)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第3-11页。
(8)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48-155页;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3-8页。
(1)周叶中、庞远福:《论国家安全法:模式、体系与原则》,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87-101页。
(2)宋建强、刘李明、赵宏瑞:《中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模式与格局研究》,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9期,第66-71页。
(3)康均心、虞文梁:《后<国家安全法>时代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35-38页。
(4)康均心:《全球反恐背景下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构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1页。
(1)刘跃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34期,第38-40页。
(2)[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许其亮:《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分析》,载《管理经济》1989年第6期,第4页。
(2)陆俊元:《领土、边界及海域争议与我国安全利益》,载《人文地理》1992年第4期,第17-18页。
(3)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7-82页。
(4)浦启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安全》,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19-23页。
(1)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14-18页。
(2)马振超:《国家安全观念的内涵分析》,载《公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31-33页。
(3)刘跃进:《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载《国家安全通讯》2000年第11期,第37-39页。
(4)孙晋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理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3-9页;王义桅:《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与研究困境》,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第19-22页;汪育俊:《全面理解“国家安全”概念》,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4-7页;马维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概念》,载《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2年第12期,第13-15页;江涌、胡剑平:《全球化与国家安全》,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453-458页;刘卫东等:《论国家安全的概念及其特点》,载《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第1-7页;刘文汇:《论国家安全观的衍变》,载《求实》2002年第3期,第37-39页;张文木:《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第4-9页。
(1)卓泽渊:《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人民法治》2017年第5期,第84页。
(2)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反革命罪具体罪名有:背叛祖国罪(第91条),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第92条),策动投敌叛变或者叛乱罪(第93条),投敌叛变罪(第94 条),持械聚众叛乱罪(第95条),聚众劫狱、组织越狱罪(第96条),间谍、资敌罪(第97 条),反革命集团罪(第98条),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第99条),反革命破坏罪(第100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第101条),反革命煽动罪(第102条)。
(1)肖君拥:《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03页。
(1)参见陈景辉:《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页。
(1)[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圣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荷]杨·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魏磊杰、吴雅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62-68页。
(4)其实学界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提出“国家安全”既表征着一种国家秩序之法定正常、稳定状态,又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国内法律关系。参见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7-82页。
(1)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的国家安全立法基本能够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还有一些立法空白,在一些重要国家安全领域亟待立法。有些安全领域的规则位阶偏低;有些国家安全领域,还主要依靠政策、文件来管理应对;有的立法操作性不强;有的立法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这些立法供给不足的情形,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安全治理机关通盘加以考虑,及时“立改废”。相关法律的起草、审议通过与实施,必须经得起“合宪性审查”。参见肖君拥:《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03页。
(2)有学者指出:法律的概念理论可区分为元理论层面、理论层面、引申层面、实践层面四个层面;元理论层面探讨的是概念理论的目的、性质以及概念理论优劣的标准,是关于法律概念理论的理论;理论层面研究“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任务是说明法律的独特性是什么,并运用这一独特性来阐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别与联系;引申层面是指以理论层面为基础,对法律理论中的一些经典问题做出的回答;实践层面是指以理论层面为基础,在法律实践中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如何进行法律推理。本文对未来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方向前瞻可以说是参考了这样一种理论划分。参见刘叶深:《法律概念分析的性质》,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第20-30页。
(1)康均心:《全球反恐背景下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构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1页。
(2)《习近平致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央视网,2018年9月17日,http://news.cctv.com/2018/09/17/ARTI9yLzaIqQ5STD65bMTKzS180917.shtml。
(3)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7月20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4)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6-148页。
(1)2017年7月,美国权威智库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变革军事、信息与经济优势将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参见高芳:《美国智库探讨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载《科技中国》2018年第1期,第89-91页。
(2)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98-223页。
(3)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87-94页。
(4)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页;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5期,第916-936页;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2-80页;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5-88页。
(5)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页。
(6)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页。
(1)政法法学对法律学术的影响总体上日渐式微,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可能是,政法法学主张的一些核心观念如法治和权利等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共识和背景知识;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政法法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导致其缺乏足够的思想和学术深度,因而被边缘化了。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页。
(2)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67-81页。
(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4)国家安全法学的教义化必然要求国家安全法律的体系化,具体的论证过程可参见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67-81页。
(1)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页。
(2)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容,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表述进一步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4.html。
(3)截至2018年9月1日,笔者仅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篇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文献搜索共有文献466篇,其中2014年53篇,2015年66篇,2016年79篇,2017年118篇,2018年150篇。
(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128页。
(3)《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参见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3-06/06/content_1481015.htm。
(4)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参见《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3-06/06/content_1481015.htm。
(5)吴庆荣:《缺陷与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立法质量的实证分析》,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9-19页。
(1)徐忠建:《应当制定国家安全法》,载《现代法学》1986年第4期,第62-63页。
(2)蔡定剑:《宪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3)中安:《筑起一道反奸防谍的人民防线——汪云章就<国家安全法>的贯彻执行答记者问》,载《上海人大月刊》1993年第5期,第18-19页。
(1)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提请成立国家安全部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侦查工作。同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以下简称“四项权力”)的决定》。以上两个文件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性质是公安机关,它的任务是确保国家安全,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谋、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并可依法行使“四项权力”。
(2)马中秋:《关于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法律问题的思考》,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2期,第4-5页。
(3)张建田:《1990年军事法学研究概况》,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4期,第81-88页。
(4)傅润明:《试论新时期我国军事法建设的目标》,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4期,第28-29页;图们:《军事设施保护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载《法学杂志》1990年第3期,第4-5页;杨志斌、温万安:《军事设施保护法的诞生》,载《国防》1990年第3期,第4-5页;郭志刚:《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国家安全》,载《国防》1991年第3期,第38-39页;杨建华:《依法保护军事设施捍卫国家安全利益》,载《国防》1993年第6期,第27页。
(1)这一点也可以从学者有关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反映,国家安全主要涉及六个方面:(1)反对战争势力的侵略扩张政策,增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维护世界和本国所在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2)防止外敌入侵,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外来敌对势力的间谍活动,保卫国家机密和某些类型的非机密的战略情报;(3)防止和制止外来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瓦解国内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和现实危险的个人或集团,维护国家已经确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4)防止外来敌对势力的“离间”活动和心理意识的瓦解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全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凝聚力;(5)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敌对势力对国家内政的干涉,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对外正常交往的和平发展;(6)在积极促进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防止本国在经济上过分地依赖外部世界,维护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经济基础,保障必要的战略物资储备,促进国家经济稳定有效的增长。参见金应忠:《我国国家安全概念与现实》,载《国际展望》1989年第2期,第22-24页。
(2)这一时期,同样有学者关注到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一,是国家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手段之一;经济安全问题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决策过程和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参见卢林:《经济与国家安全》,载《国际展望》1990年第9期,第21-23页。
(3)叶章蓉:《国家安全与发展》,载《欧洲》1993年第6期,第17-23页。
(4)屠启宇:《从生态问题谈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载《国际观察》1993年第4期,第38-40页。
(5)屠启宇:《环境外交的主题——国际环境立法》,载《国际展望》1993年第11期,第11-13页。
(6)周在群:《现代瘟疫与国家安全》,载《国际观察》1993年第6期,第37-41页。
(7)黄进、张爱明:《在美国的收买投资与国家安全审查》,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5期,第5页。
(1)潘汉典:《比较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1-13页。
(2)参见殿宸:《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载《世界知识》1979年第17期,第14页;钟卓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介绍》,载《通信保密》1988年第4期,第18-22、85-86页;方晓光:《里根时代的结束: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大辩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6期,第9页;李庆功:《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11期,第3页;田志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载《世界知识》1990年第15期,第12-13页;李庆功:《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剖析》,载《瞭望周刊》1990年第22期,第40-41页;刘连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论述》,载《国际研究参考》1991年第10期,第27-28页;萨本望:《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剖析》,载《瞭望周刊》1991年第35期,第27-28页;宋久光:《美国安全战略向何处去》,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41-45页;刘力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3期,第16-21页;古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2期,第5页;夏立平:《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载《和平与发展》1992年第1期,第30-34、52页;郭震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制约因素及其影响》,载《和平与发展》1992年第3期,第21-25、48页;刘力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介》,载《国际研究参考》1993年第10期,第13-18页;彭光谦:《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第7-21页。
(3)钱建南:《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11期,第3页。
(4)楚树龙:《苏联国家安全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4期,第3页。
(1)1997年,中国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九届全国人大“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参见李林:《新中国立法60年》,载李林主编:《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治发展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2)这一阶段相关主题的研究中不乏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论著,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3-9页;李步云:《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第14页;李步云、张志铭:《跨世纪的目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8页;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第14页;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76-88页;张文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言》,载《法学家》2006年第5期,第6-16页;张文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5-14页;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第140-158页。
(3)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国家安全”为搜索主题,“外资并购”为搜索关键词,搜索时间为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有相关文献140篇。
(1)邵沙平、王小承:《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探析:兼论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154-160页。关于制度构建的有关分析还可参见以下文献:王小琼、何焰:《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启示——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的实施》,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第11-21页;韩龙:《美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之借鉴》,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第133-138页;蒋姮、伍燕然:《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美国的新举措及其借鉴》,载《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9期,第42-47页;刘东洲:《美国外资监管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第145-147页;孙效敏:《论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变迁》,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65-72页;孙效敏:《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8-68页;徐维余:《我国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问题》,载《法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38-41页;林平、李嫣怡:《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概念、国际经验和政策建议》,载《产业经济评论》2009年第1期,第1-23页。
(2)慕亚平、肖小月:《我国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52-61页。
(3)汤欣:《“经济安全”与外资并购审查》,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第103-112页。
(1)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国家安全法”为主题进行搜索,并分析这些相关文献后发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后,多数以《国家安全法》为主题的文献大都体现在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上,鲜有学者专门以《国家安全法》文本为基础展开对国家安全法治工作的基础与专题研究。有部分学者从刑法角度阐释了与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有关的问题。譬如,刘中发、吴俊:《析<国家安全法>对<刑法>的修改补充》,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4页;李敏、陈传荣:《我国法律中的间谍罪及有关问题》,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5期,第3页;明廷强、庞仕平:《试论危害国家安全罪》,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第5页;刘远:《论全面修改“反革命罪”的必然性》,载《河北法学》1997年第5期,第10-13页;赵秉志、杜邈:《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141-146页;张永红、张万顺:《国家秘密刑法保护的完善》,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24-30页;王东明:《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1-24页;等等。
(2)吴庆荣、李竹:《我国国家安全法的完善论纲》,载《河北法学》2003年第2期,第30-34页;吴庆荣:《缺陷与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立法质量的实证分析》,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9-19页;君拥、金贵:《完善我国国家安全立法》,载《学习时报》2007年7月23日。
(3)刘跃进:《国家安全法的名与实——关于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的一点建议》,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9-24页。
(4)李竹:《论我国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载《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24-30页。
(1)姜明安:《<反分裂国家法>的正当性与合宪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10-119页。
(2)周叶中:《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3-12页。
(3)莫纪宏:《<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完善的相关思考》,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第47-49页;李岳德、张禹:《<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的若干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75页;汪永清:《<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2期,第8-11页。
(4)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7-82页。
(5)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62-68页。
(6)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非传统安全”为搜索篇名,搜索时间为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有相关文献283篇。
(7)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9-146页。
(1)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89-96页;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马维野、尹希成:《全球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第30-36页。
(2)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14-18页。
(3)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载《安全与环境学报》2001年第5期,第28-32页。
(4)周珂、王权典:《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法律问题》,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第113-120页;王权典、周珂:《国家环境安全及其法律保护比较研究》,载《环境保护》2003年第2期,第37-41页。
(5)李艳芳:《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与法律保障》,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第69-74页。
(1)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这些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思潮、新权威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参见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第57-77页。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第3-18页。
(3)《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5)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第3-18页。
(4)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第3-14页。
(1)赵辉:《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73-77页;赵辉:《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初探》,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68-71页。
(2)吴慧、肖君拥:《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载刘跃进主编:《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
(3)陆冬华、齐小力:《我国网络安全立法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58-64页;何培育:《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危机与法律保护对策探析》,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8期,第34-41页;张平:《互联网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探讨》,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8期,第3-16页。
(4)于志刚、李源粒:《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制裁思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100-120页。
(1)于志刚:《网络安全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嵌入态势和应对策略》,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第5-19页。
(2)尹建国:《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之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8-146页。
(3)王益民等:《论网络治理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载《电子政务》2014年第7期,第14-19页。
(4)吴慧、张丹:《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及建议》,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8-52页。有关文献还可参见李志文、马金星:《论我国海洋法立法》,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86-95页;金永明:《论中国海洋安全与海洋法制》,载《东方法学》2010年第3期,第33-43页。
(5)满洪杰:《论我国海洋安全法治的构建》,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9期,第77-81页。
(1)贺丹:《企业海外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及其法律对策》,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2期,第48-55页。
(2)丁丁、潘方方:《对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分析及建议》,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131-138页。
(3)于永宁:《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11期,第45-49页。
(4)韩龙、沈革新:《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93-103页。
(5)王小琼:《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新立法述评及其启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29-133页。
(6)张庆麟、刘艳:《澳大利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62-69页。
(7)刘仁文:《中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描述与评析》,载《法学家》2013年第4期,第45-55页。
(1)王利宾:《反恐怖犯罪刑事法完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0期,第75-86页。此外,西北政法大学的贾宇、舒洪水研究团队近年就反恐法领域的立法与法律实施问题出版著作、发表系列论文,值得关注。
(2)相关文献可参见周汉华:《<保守国家秘密法>修改述评》,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48-56页。
(3)郑春燕:《政府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保护》,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44-157页。
(4)徐铭勋:《侵犯国家秘密犯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区分——以国家经济安全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69-74页。
(5)从部门法学角度阐释国家安全法治建构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研究方式,最具体的体现是相关文献中不再过多谈及“国家安全”法治建构的理论建议,而是开始在相关规范基础上阐释具体的法律问题,其已经成为隐而不显的理论前提和目的。这点从有关文献也可得以证明,可参见章剑生:《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11页;周丹、孙培军:《国家秘密:进退中的信息保密与公开》,载《行政与法》2011年第4期,第91-94页;杨攀:《我国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研究》,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第184-192页。
(1)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84-92页。
(2)任娜:《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90-103页。
(3)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中国政府从1996年开始在国际场合提出新安全观念,1997年开始使用“新安全观”一词,1999年把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2001年7月把其核心修订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002年7月又通过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新安全观作了系统阐述。参见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3-25页;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第10-15页。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整体性阐释还可参见黎宏:《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革性特征》,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53-157页;高飞:《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浅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第11-15页;张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特色》,载《理论界》2014年第9期,第23-26页。
(2)张海波:《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4期,第126-132页。
(3)王瑞香:《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第70-75页。
(4)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载《社会治理》2015年第4期,第51-60页。
(5)廖小平、孙欢:《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第20-35页。
(6)刘建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7-26页。
(7)陈颀:《网络安全、网络战争与国际法——从<塔林手册>切入》,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7期,第147-160页。
(1)袁发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4-207页。
(2)漆彤:《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第79-85页。
(3)孙南申、胡荻:《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改进与完善建议——以<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为视角》,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82-92页。
(4)肖君拥:《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03页。
(5)齐爱民、盘佳:《数据权、数据主权的确立与大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64-70页;齐爱民、盘佳:《大数据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研究》,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4-29页;齐爱民、祝高峰:《论国家数据主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3-88页。
(1)张青波:《自我规制的规制:应对科技风险的法理与法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98-111页。
(2)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25-142页。
(3)张小罗:《制定我国<基因安全法>的重点与难点》,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143-150页。
(4)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59-71页;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6-148页。
(5)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28-136页。
(6)司晓、曹建峰:《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66-173页。
(7)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第3-11页。
(8)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48-155页;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3-8页。
(1)周叶中、庞远福:《论国家安全法:模式、体系与原则》,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87-101页。
(2)宋建强、刘李明、赵宏瑞:《中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模式与格局研究》,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9期,第66-71页。
(3)康均心、虞文梁:《后<国家安全法>时代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35-38页。
(4)康均心:《全球反恐背景下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构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1页。
(1)刘跃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34期,第38-40页。
(2)[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许其亮:《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分析》,载《管理经济》1989年第6期,第4页。
(2)陆俊元:《领土、边界及海域争议与我国安全利益》,载《人文地理》1992年第4期,第17-18页。
(3)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7-82页。
(4)浦启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安全》,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19-23页。
(1)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14-18页。
(2)马振超:《国家安全观念的内涵分析》,载《公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31-33页。
(3)刘跃进:《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载《国家安全通讯》2000年第11期,第37-39页。
(4)孙晋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理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3-9页;王义桅:《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与研究困境》,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第19-22页;汪育俊:《全面理解“国家安全”概念》,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4-7页;马维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概念》,载《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2年第12期,第13-15页;江涌、胡剑平:《全球化与国家安全》,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453-458页;刘卫东等:《论国家安全的概念及其特点》,载《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第1-7页;刘文汇:《论国家安全观的衍变》,载《求实》2002年第3期,第37-39页;张文木:《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第4-9页。
(1)卓泽渊:《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人民法治》2017年第5期,第84页。
(2)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反革命罪具体罪名有:背叛祖国罪(第91条),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第92条),策动投敌叛变或者叛乱罪(第93条),投敌叛变罪(第94 条),持械聚众叛乱罪(第95条),聚众劫狱、组织越狱罪(第96条),间谍、资敌罪(第97 条),反革命集团罪(第98条),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第99条),反革命破坏罪(第100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第101条),反革命煽动罪(第102条)。
(1)肖君拥:《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03页。
(1)参见陈景辉:《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页。
(1)[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圣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荷]杨·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魏磊杰、吴雅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62-68页。
(4)其实学界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提出“国家安全”既表征着一种国家秩序之法定正常、稳定状态,又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国内法律关系。参见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7-82页。
(1)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的国家安全立法基本能够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还有一些立法空白,在一些重要国家安全领域亟待立法。有些安全领域的规则位阶偏低;有些国家安全领域,还主要依靠政策、文件来管理应对;有的立法操作性不强;有的立法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这些立法供给不足的情形,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安全治理机关通盘加以考虑,及时“立改废”。相关法律的起草、审议通过与实施,必须经得起“合宪性审查”。参见肖君拥:《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03页。
(2)有学者指出:法律的概念理论可区分为元理论层面、理论层面、引申层面、实践层面四个层面;元理论层面探讨的是概念理论的目的、性质以及概念理论优劣的标准,是关于法律概念理论的理论;理论层面研究“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任务是说明法律的独特性是什么,并运用这一独特性来阐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别与联系;引申层面是指以理论层面为基础,对法律理论中的一些经典问题做出的回答;实践层面是指以理论层面为基础,在法律实践中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如何进行法律推理。本文对未来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方向前瞻可以说是参考了这样一种理论划分。参见刘叶深:《法律概念分析的性质》,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第20-30页。
(1)康均心:《全球反恐背景下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构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1页。
(2)《习近平致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央视网,2018年9月17日,http://news.cctv.com/2018/09/17/ARTI9yLzaIqQ5STD65bMTKzS180917.shtml。
(3)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7月20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4)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6-148页。
(1)2017年7月,美国权威智库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变革军事、信息与经济优势将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参见高芳:《美国智库探讨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载《科技中国》2018年第1期,第89-91页。
(2)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98-223页。
(3)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87-94页。
(4)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页;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5期,第916-936页;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2-80页;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5-88页。
(5)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页。
(6)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页。
(1)政法法学对法律学术的影响总体上日渐式微,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可能是,政法法学主张的一些核心观念如法治和权利等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共识和背景知识;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政法法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导致其缺乏足够的思想和学术深度,因而被边缘化了。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页。
(2)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67-81页。
(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4)国家安全法学的教义化必然要求国家安全法律的体系化,具体的论证过程可参见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67-81页。
(1)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