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存与救亡——抗战时期入滇美术家及其作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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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抗战时期昆明作为后方中心城市这一历史背景,来考察张善孖、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黄君璧、陈树人、谢稚柳、林清霓等美术家入滇的美术活动;同时以他们作于抗战时期并遗留在云南的带有明确上款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在特殊时期被美术家当作文化资源来用于交换的社会功能。彼时云南的美术收藏群体主要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收藏理念已从老辈学人整理国故的宗旨转变为视美术作品为一种可拥有和支配的公共文化资源。经研究发现,利用作品为自己求生存、为家国图救亡,是抗战时期入滇美术家们的普遍信念。
引文
[1]这些名单是依据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整理得出的。
[2]黄宗贤:《抗日战争美术图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
[3]经盛鸿:《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高校内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99-104页。
[4]红帆、高翔:《国立艺专与昆明抗战美术活动》,《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65-68页。
[5]参考蒲元华整理的关于内迁云南院校的文章《综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6]详细的考察可参考赵婷婷:《抗战时期昆明市中下层市民经济生活考察》,云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7]关于抗战时期内迁人员在昆明的日常生活及他们带来的社会变化,可参考丁小珊:《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昆明外来人口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7期,第52-56页:李巧宁、陈海儒:《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202-206页;盛美真:《抗战内迁中云南社会风尚的变化及转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99-104页。对抗战期间的昆明生活,曾随同济大学内迁、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先生有着更加生动的记述,见其回忆文章:《昆明往事》,载前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第223-248页。
[8]见抗战时同济大学的学生韩忠山先生的回忆文章《同济大学内迁期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回忆》,载前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第205-209页。
[9]红帆、高翔:《国立艺专与昆明抗战美术活动》。
[10]详见张洁云整理的张宝善回忆文章《我与宝翰轩》,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云南老字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8-235页。
[11]详细的考述见马诚:(徐悲鸿在滇西的那些日子》,《云南档案》,2014年第8期,第25-27页;沙平:《徐悲鸿大师在云南》,《云南档案》,2012年第5期,第15-16页;以及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242-244页。
[12]《袁晓岑致王震》书信,载徐悲鸿著,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附录,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46页。
[13]云南省政府社会处负责管理全省的社会保障事宜,成立于1942年1月,于1949年6月裁撤。在1942年成立之初,裴存藩(后文详述)先后任该处代理处长、处长。详见赵晓龙:《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云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第18-26页。
[14]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23页。
[15]据《新民报》1942年6月24日刊登的消息:“我国名画家徐悲鸿,为募款救济难民,三年来先后在南洋各地举行画展,月前回国,又在昆明举行画展,先后共获款八十余万元,经全部捐赠政府。”见《我国名画家徐悲鸿来桂》,载《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09月04日03版。
[16]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编辑:《美术音乐界消息》,《音乐与美术》,1942年第3卷第4-6期合刊,第2页。
[17]《致黄养辉》信札,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185-186页。
[18]信中内容显示.徐氏将其画作按美金定价大致如是:飞鹫1000元、大奔马800元、中幅立马400元、小奔马400元、水禽300元、竹200元、猫400元。徐悲鸿致汪亚尘信札的日期、内容及图片,见张子宁的文章《从绚归于平淡:记“金鱼先生”汪亚尘》,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第355-357页。
[19]见前引张宝善的回忆文章《我与宝翰轩》,第231页。
[20]赵婷婷:《抗战时期昆明市中下层市民经济生活考察》,第41页。
[21]刘改歌:《杭战时期云南劳军募捐运动研究:以《云南日报>为中心》,云南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47-63页。
[22]徐悲鸿:《半年来之工作感想》,发表于《星洲日报》1939年8月31日,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12页;以及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06页。
[23]同注[2],第200页。
[24]徐悲鸿所绘《鸡足山全景图》,云南省博物馆编:《徐悲鸿:留在云贵高原的艺术足迹》,2009年,内部刊物,第35页。画中题款:“信是先知先觉难,佛光早指翠微间,灵鹫一片荒凉土,岂比苍苍鸡足山。壬午二月十六日登鸡足山绝顶,此由山背仰观未及巅时也。”著录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43页。
[25]在1943年《致王莹》信札中,徐氏写到:“我最大的损失,乃是我惟一珍贵的一幅唐画,亦中国国宝之一(《八十七神仙卷》),去年六月在云南大学被贼窃去。虽是去年三月至今年一月,贡献国家七十万,总是得不偿失。”信札内容见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94-195页。关于此卷的收藏经过,见魏春雷:《徐悲鸿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中华书画家》,2013年第6期.第76-87页。
[26]白谦慎对傅山的应酬行为及文化资本的探讨,启发了笔者从画家与受画人互动的角度来梳理本文涉及的图像材料。参考白谦慎:《傅山的应酬和交往: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万新华对傅抱石后期绘画创作活动中如何利用绘画展开交游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心态的研究,再次提醒大家不应忽视绘画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45-435页。
[27]此一观点启发自白谦慎:《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傅山的应酬和交往: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第169-222页。
[28]1941在马来西亚办展时,徐氏的个人旅费及运画之费皆自付;1943年,徐氏至少有数千美元的存款,也有向他人提供借款的能力。上述情况说明徐氏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差。见《致黄养辉》《致王莹》信札,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85-186、194-195页。
[29]信札的落款日期为(1942年)四月廿四日,是徐氏由大理抵昆后所写,余音绎辑:《赵诚伯诗作遗粹》,插图4,非公开出版物,2002年。
[30]赠赵诚伯《水牛》、赠赵国亚《立马图》,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42-244页;赠亚唏上人《竹鸡图》、虚云长老《奔马图》及怀空法师《竹鸡图》,此三作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赠袁晓岑《立马图》,见《袁晓岑致王震》书信,载徐悲鸿著、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附录,第348页。
[31]林清霓的画作《翠湖之春》描绘的是昆明翠湖的景色,《龙洞垂帘》绘制的是腾冲的叠水河瀑布,这说明林清霓在溴的形迹并不限于昆明。作品见林清霓:《清霓书画集》第一辑,香港:世界出版社,1947年。
[32]陈润圃:《严燮成》,载前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云南老字号》,第187-205页。
[33]周智生:《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1页。
[34]《双马图》题跋:“文伯先生惠教,壬午春日悲鸿,昆明劳军之展。”《秋山图》题跋:“癸未初冬画于嘉陵江畔,南海黄君甓为文伯先生方家雅正。”两作均藏于丽江市博物院,感谢牛增裕院长提供信息。
[35]丁小珊:《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昆明外来人口考察》,第55页。
[36]徐悲鸿绘《李根源肖像》,见黄宗贤:《抗日战争美术图史》,第212页。
[37]李培天简介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38]见余音绎辑《赵诚伯诗作遗粹》,插图4。西平先生即李培天之兄李培炎(生卒年不详),莘田为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1899-1958),熊校长即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1893-1969),李书华(1889-1979)为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
[39]黄宾虹(1865-1955)有一幅以黄山为创作题材的《山水图》,题款:“子厚先生正,宾虹。”黄宾虹似乎未曾到过云南,故不能断定此位“子厚先生”就是李培天。作品未署年款,从画风判断,应是60岁(1925年)变法以后的作品。李培天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曾在南京、上海任职,而在此期间黄宾虹主要也是在上海活动。两人若有所交集,最有可能是发生在这段时期。《山水图》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藏画集》,云南美术版社,1999年,第187页。黄宾虹的行迹,见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40]凌彦:《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40-146页。
[41]刘改歌:《抗战时期云南劳军募捐运动研究:以<云南日报>为中心》,第23-25页。
[42]裴存藩的生平简历,见俞菊美:《民国时期云南省昆明市历任市长生平迷略》,《云南档案》,2012年第8期.第19页。
[43]《中华(上海)》,第92期,上海新中华图书公司总发行,1940年,第10页。
[44]关于马万里的生平行迹,见马腾蛟、马源:《马万里年谱》,《艺术探索》,2014年第4期,第101-103页。
[45]多位画家为同一上款人所作画作被统一装裱成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傅抱石、陈树人、岑学恭共同为时任昆明富滇银行行长的缪云台(1894-1988)作画。这种情况一来说明画家之间相互往来、相互提携,同时也表明,受画人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向画家订制画作。徐、傅、陈、岑四人的画作,见云南省博物馆编:《徐悲鸿:留在云贵高原的艺术足迹》.第70-71页。
[46]三人的交集.见马腾蛟、马源:《马万里年谱》,第101-103页。
[47]汪毅:《千秋正气,一代虎痴:张善子先生艺术年表(下)》.《文史杂志》,2012年第4期,第66页。
[48]同注[2],第130页。
[49]纯然、黄专:《潘天寿艺术活动年谱》,《新美术》,1991年第2期,第20页。
[50]在滇期间,潘天寿创作了一些关于昆明名胜古迹的诗作:吴茀之(1900-1977)、张振铎(1908-1989)与之随行。详见王翼奇等校注:《潘天寿诗集注》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
[51]关于杨竹庵的史料记述很少,见雷文彬、卫魏编著:《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页。其时,昆明另有一位名为马竹庵的人,此人于19394年任滇黔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位马竹庵与潘天寿有直接的联系。马氏的生平见段冰、王之嘉主编:《马竹庵先生手稿》附录马竹庵年表,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另,云博藏有两件张大千擬八大画法的作品《游鱼图》及《猫石图》,未注明创作年份,上款人均为“竹庵道兄”,此位上款人的身份尚未确认。
[52]高翔:《国立艺专迁溴时间地点考》,《美与时代(下)》,2015年第4期,第124页。
[53]张冲的生平简历见前揭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885页。
[54]黄君璧的生平简介,见黄君璧文化艺术协会编:《黄君璧年表》,《中国书画》,2015年第9期,第84-85页。
[55]如《龙门图》,题跋为“甲申夏日,与镜川先生作西山之游,写此奉呈教正,君璧并记于昆明”:与黎雄才合作的《抚松图》,题跋为“抚孤松而盘桓,镜川先生方家正之,甲申雄才、君璧合画”;《山水图》,题跋为“东明先生大雅正之,甲申新秋写于昆明,黄君璧”。镜川先生疑为曾参与云南护国运动的苏镜川,资料见其回忆文章:《护国军第二军在开化、广南、富州一带军事行动经历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内部发行),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1979年,第297-300页。东明先生为孙东明(1897-1974),他在民国时期曾长期在云南省财政厅任职,是龙云心腹陆崇仁(1887-1951)的得力干将。孙氏的资料见孙翊华:《永历帝殉国与昆明金蟾寺轶事》,载《云南日报》, 2013年10月27日第007版;以及孙氏的回忆文章:《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财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内部发行),云南人民印刷厂印刷.1964年,第1-52页。另,昆明市博物馆藏有黄氏的《春山樵贩图》,题款“醒苍先生雅正,甲申秋日写于昆明客次,黄君璧”,有意思的是,图成不久,上款人“醒苍先生”又请林清霓加题了诗堂,图见昆明市博物馆官网http://www.kmmuseum.com/s_info.asp?389.html。
[56]关于曾泽生的生平,参见刘浩:《缅怀曾泽生将军》,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73页。
[57]陶小军:《大雅可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1937)》,商务印书馆,2016年。
[58]关于对传统中国画家参与书画交易的检视,参考[美]高居翰著,杨宗贤、马琳、邓伟权译:《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59]石守谦:《绘画、观众与国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的雅俗抉择》,《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1期,2006年,第151-192页。
[60]云南省博物馆有许多书画藏品上留有这些人的题跋手迹,说明藏品曾经过他们的鉴藏。如慈禧的代笔女画家缪嘉惠的《花果图轴》,其上的诗堂为陈荣昌(1860-1935)题写,左边跋为陈度(1865-1941)题写,右边跋为周钟岳(1876-1955)题写。
[61]关于民国时期老辈学人的研究.参考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3-24页。
[62]同注[2],第147-148页。
[63]黄宗贤:《论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中华书画家》,2015年第11期,第90-96页。
[2]黄宗贤:《抗日战争美术图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
[3]经盛鸿:《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高校内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99-104页。
[4]红帆、高翔:《国立艺专与昆明抗战美术活动》,《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65-68页。
[5]参考蒲元华整理的关于内迁云南院校的文章《综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6]详细的考察可参考赵婷婷:《抗战时期昆明市中下层市民经济生活考察》,云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7]关于抗战时期内迁人员在昆明的日常生活及他们带来的社会变化,可参考丁小珊:《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昆明外来人口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7期,第52-56页:李巧宁、陈海儒:《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202-206页;盛美真:《抗战内迁中云南社会风尚的变化及转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99-104页。对抗战期间的昆明生活,曾随同济大学内迁、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先生有着更加生动的记述,见其回忆文章:《昆明往事》,载前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第223-248页。
[8]见抗战时同济大学的学生韩忠山先生的回忆文章《同济大学内迁期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回忆》,载前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第205-209页。
[9]红帆、高翔:《国立艺专与昆明抗战美术活动》。
[10]详见张洁云整理的张宝善回忆文章《我与宝翰轩》,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云南老字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8-235页。
[11]详细的考述见马诚:(徐悲鸿在滇西的那些日子》,《云南档案》,2014年第8期,第25-27页;沙平:《徐悲鸿大师在云南》,《云南档案》,2012年第5期,第15-16页;以及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242-244页。
[12]《袁晓岑致王震》书信,载徐悲鸿著,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附录,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46页。
[13]云南省政府社会处负责管理全省的社会保障事宜,成立于1942年1月,于1949年6月裁撤。在1942年成立之初,裴存藩(后文详述)先后任该处代理处长、处长。详见赵晓龙:《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云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第18-26页。
[14]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23页。
[15]据《新民报》1942年6月24日刊登的消息:“我国名画家徐悲鸿,为募款救济难民,三年来先后在南洋各地举行画展,月前回国,又在昆明举行画展,先后共获款八十余万元,经全部捐赠政府。”见《我国名画家徐悲鸿来桂》,载《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09月04日03版。
[16]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编辑:《美术音乐界消息》,《音乐与美术》,1942年第3卷第4-6期合刊,第2页。
[17]《致黄养辉》信札,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185-186页。
[18]信中内容显示.徐氏将其画作按美金定价大致如是:飞鹫1000元、大奔马800元、中幅立马400元、小奔马400元、水禽300元、竹200元、猫400元。徐悲鸿致汪亚尘信札的日期、内容及图片,见张子宁的文章《从绚归于平淡:记“金鱼先生”汪亚尘》,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第355-357页。
[19]见前引张宝善的回忆文章《我与宝翰轩》,第231页。
[20]赵婷婷:《抗战时期昆明市中下层市民经济生活考察》,第41页。
[21]刘改歌:《杭战时期云南劳军募捐运动研究:以《云南日报>为中心》,云南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47-63页。
[22]徐悲鸿:《半年来之工作感想》,发表于《星洲日报》1939年8月31日,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12页;以及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06页。
[23]同注[2],第200页。
[24]徐悲鸿所绘《鸡足山全景图》,云南省博物馆编:《徐悲鸿:留在云贵高原的艺术足迹》,2009年,内部刊物,第35页。画中题款:“信是先知先觉难,佛光早指翠微间,灵鹫一片荒凉土,岂比苍苍鸡足山。壬午二月十六日登鸡足山绝顶,此由山背仰观未及巅时也。”著录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43页。
[25]在1943年《致王莹》信札中,徐氏写到:“我最大的损失,乃是我惟一珍贵的一幅唐画,亦中国国宝之一(《八十七神仙卷》),去年六月在云南大学被贼窃去。虽是去年三月至今年一月,贡献国家七十万,总是得不偿失。”信札内容见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94-195页。关于此卷的收藏经过,见魏春雷:《徐悲鸿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中华书画家》,2013年第6期.第76-87页。
[26]白谦慎对傅山的应酬行为及文化资本的探讨,启发了笔者从画家与受画人互动的角度来梳理本文涉及的图像材料。参考白谦慎:《傅山的应酬和交往: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万新华对傅抱石后期绘画创作活动中如何利用绘画展开交游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心态的研究,再次提醒大家不应忽视绘画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45-435页。
[27]此一观点启发自白谦慎:《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傅山的应酬和交往: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第169-222页。
[28]1941在马来西亚办展时,徐氏的个人旅费及运画之费皆自付;1943年,徐氏至少有数千美元的存款,也有向他人提供借款的能力。上述情况说明徐氏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差。见《致黄养辉》《致王莹》信札,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85-186、194-195页。
[29]信札的落款日期为(1942年)四月廿四日,是徐氏由大理抵昆后所写,余音绎辑:《赵诚伯诗作遗粹》,插图4,非公开出版物,2002年。
[30]赠赵诚伯《水牛》、赠赵国亚《立马图》,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42-244页;赠亚唏上人《竹鸡图》、虚云长老《奔马图》及怀空法师《竹鸡图》,此三作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赠袁晓岑《立马图》,见《袁晓岑致王震》书信,载徐悲鸿著、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附录,第348页。
[31]林清霓的画作《翠湖之春》描绘的是昆明翠湖的景色,《龙洞垂帘》绘制的是腾冲的叠水河瀑布,这说明林清霓在溴的形迹并不限于昆明。作品见林清霓:《清霓书画集》第一辑,香港:世界出版社,1947年。
[32]陈润圃:《严燮成》,载前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云南老字号》,第187-205页。
[33]周智生:《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1页。
[34]《双马图》题跋:“文伯先生惠教,壬午春日悲鸿,昆明劳军之展。”《秋山图》题跋:“癸未初冬画于嘉陵江畔,南海黄君甓为文伯先生方家雅正。”两作均藏于丽江市博物院,感谢牛增裕院长提供信息。
[35]丁小珊:《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昆明外来人口考察》,第55页。
[36]徐悲鸿绘《李根源肖像》,见黄宗贤:《抗日战争美术图史》,第212页。
[37]李培天简介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38]见余音绎辑《赵诚伯诗作遗粹》,插图4。西平先生即李培天之兄李培炎(生卒年不详),莘田为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1899-1958),熊校长即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1893-1969),李书华(1889-1979)为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
[39]黄宾虹(1865-1955)有一幅以黄山为创作题材的《山水图》,题款:“子厚先生正,宾虹。”黄宾虹似乎未曾到过云南,故不能断定此位“子厚先生”就是李培天。作品未署年款,从画风判断,应是60岁(1925年)变法以后的作品。李培天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曾在南京、上海任职,而在此期间黄宾虹主要也是在上海活动。两人若有所交集,最有可能是发生在这段时期。《山水图》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藏画集》,云南美术版社,1999年,第187页。黄宾虹的行迹,见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40]凌彦:《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40-146页。
[41]刘改歌:《抗战时期云南劳军募捐运动研究:以<云南日报>为中心》,第23-25页。
[42]裴存藩的生平简历,见俞菊美:《民国时期云南省昆明市历任市长生平迷略》,《云南档案》,2012年第8期.第19页。
[43]《中华(上海)》,第92期,上海新中华图书公司总发行,1940年,第10页。
[44]关于马万里的生平行迹,见马腾蛟、马源:《马万里年谱》,《艺术探索》,2014年第4期,第101-103页。
[45]多位画家为同一上款人所作画作被统一装裱成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傅抱石、陈树人、岑学恭共同为时任昆明富滇银行行长的缪云台(1894-1988)作画。这种情况一来说明画家之间相互往来、相互提携,同时也表明,受画人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向画家订制画作。徐、傅、陈、岑四人的画作,见云南省博物馆编:《徐悲鸿:留在云贵高原的艺术足迹》.第70-71页。
[46]三人的交集.见马腾蛟、马源:《马万里年谱》,第101-103页。
[47]汪毅:《千秋正气,一代虎痴:张善子先生艺术年表(下)》.《文史杂志》,2012年第4期,第66页。
[48]同注[2],第130页。
[49]纯然、黄专:《潘天寿艺术活动年谱》,《新美术》,1991年第2期,第20页。
[50]在滇期间,潘天寿创作了一些关于昆明名胜古迹的诗作:吴茀之(1900-1977)、张振铎(1908-1989)与之随行。详见王翼奇等校注:《潘天寿诗集注》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
[51]关于杨竹庵的史料记述很少,见雷文彬、卫魏编著:《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页。其时,昆明另有一位名为马竹庵的人,此人于19394年任滇黔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位马竹庵与潘天寿有直接的联系。马氏的生平见段冰、王之嘉主编:《马竹庵先生手稿》附录马竹庵年表,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另,云博藏有两件张大千擬八大画法的作品《游鱼图》及《猫石图》,未注明创作年份,上款人均为“竹庵道兄”,此位上款人的身份尚未确认。
[52]高翔:《国立艺专迁溴时间地点考》,《美与时代(下)》,2015年第4期,第124页。
[53]张冲的生平简历见前揭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885页。
[54]黄君璧的生平简介,见黄君璧文化艺术协会编:《黄君璧年表》,《中国书画》,2015年第9期,第84-85页。
[55]如《龙门图》,题跋为“甲申夏日,与镜川先生作西山之游,写此奉呈教正,君璧并记于昆明”:与黎雄才合作的《抚松图》,题跋为“抚孤松而盘桓,镜川先生方家正之,甲申雄才、君璧合画”;《山水图》,题跋为“东明先生大雅正之,甲申新秋写于昆明,黄君璧”。镜川先生疑为曾参与云南护国运动的苏镜川,资料见其回忆文章:《护国军第二军在开化、广南、富州一带军事行动经历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内部发行),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1979年,第297-300页。东明先生为孙东明(1897-1974),他在民国时期曾长期在云南省财政厅任职,是龙云心腹陆崇仁(1887-1951)的得力干将。孙氏的资料见孙翊华:《永历帝殉国与昆明金蟾寺轶事》,载《云南日报》, 2013年10月27日第007版;以及孙氏的回忆文章:《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财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内部发行),云南人民印刷厂印刷.1964年,第1-52页。另,昆明市博物馆藏有黄氏的《春山樵贩图》,题款“醒苍先生雅正,甲申秋日写于昆明客次,黄君璧”,有意思的是,图成不久,上款人“醒苍先生”又请林清霓加题了诗堂,图见昆明市博物馆官网http://www.kmmuseum.com/s_info.asp?389.html。
[56]关于曾泽生的生平,参见刘浩:《缅怀曾泽生将军》,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73页。
[57]陶小军:《大雅可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1937)》,商务印书馆,2016年。
[58]关于对传统中国画家参与书画交易的检视,参考[美]高居翰著,杨宗贤、马琳、邓伟权译:《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59]石守谦:《绘画、观众与国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的雅俗抉择》,《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1期,2006年,第151-192页。
[60]云南省博物馆有许多书画藏品上留有这些人的题跋手迹,说明藏品曾经过他们的鉴藏。如慈禧的代笔女画家缪嘉惠的《花果图轴》,其上的诗堂为陈荣昌(1860-1935)题写,左边跋为陈度(1865-1941)题写,右边跋为周钟岳(1876-1955)题写。
[61]关于民国时期老辈学人的研究.参考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3-24页。
[62]同注[2],第147-148页。
[63]黄宗贤:《论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中华书画家》,2015年第11期,第9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