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十大前沿问题
|
摘要
作为当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主要生产力形态,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断探究、把握前沿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必然选择。在建设"文化强国"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道路和文化模式研究,一方面体现为国家宏观战略层面上的系列课题,包括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问题、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问题、21世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问题、数字技术环境下的文化行业体制颠覆性革命问题等;另一方面又体现为针对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的策略设计,包括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与政策支撑系统问题、国家文化产业振兴的法律与政策支撑体系的问题、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目标与路径问题、文化领域供给侧与消费侧协同改革的政策与路径的问题、"文化+互联网"的业态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系统问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路径问题等。面对这些重大课题,我国文化学界需要转换文化政策研究的视角、优化文化政策的研究方法,需要根据新时代特征重建国家文化政策研究的定位,推动从传统理论研究方法到行动研究与理论探索互济的新方法和技术路径的转变,为创新文化政策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支持。
As the main productive force form of human society spiritual civilization,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untr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grasp the frontier issue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cultural power"and"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policy is on the whole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road and cultural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On the one hand,it is reflected in a series of topics at the national macro strategic level,including the mode and pat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21 st century,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21 st century,and the subversive revol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under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On the other hand,it is reflected in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including the stage goal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and policy support system in the new era,the law of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system,the policy goal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ystem,the policy and path of the coordinated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and consumer side in the cultural field,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of"culture+Internet"fusion development,the cultural path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etc.Facing these major issues,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needs to change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optimizing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methods,reconstructing th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hods and technological paths from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the combination of action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innovative cultural policy theory.
As the main productive force form of human society spiritual civilization,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untr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grasp the frontier issue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cultural power"and"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policy is on the whole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road and cultural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On the one hand,it is reflected in a series of topics at the national macro strategic level,including the mode and pat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21 st century,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21 st century,and the subversive revol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under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On the other hand,it is reflected in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including the stage goal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and policy support system in the new era,the law of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system,the policy goal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ystem,the policy and path of the coordinated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and consumer side in the cultural field,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of"culture+Internet"fusion development,the cultural path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etc.Facing these major issues,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needs to change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optimizing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methods,reconstructing th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hods and technological paths from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the combination of action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innovative cultural policy theory.
引文
(1)沈壮海:《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
(2)佟斐:《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述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1期。
(3)苏勇、万君宝:《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4)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回答的几个重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5)黄意武:《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路径找寻》,《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6)高福进:《试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7)陈庚、傅才武:《论文化强国战略的确立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趋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
(8)傅才武、陈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011-2012年的新战略与新起点》,《艺术百家》2013年第1期。
(9)郭远远、陈世香:《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0)顾庆良:《传统行业需要颠覆性创新——可达与苹果沉浮启示》,《纺织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1)(18)(52)傅才武:《数字信息技术构建大文化传媒行业体制的合法性》,《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
(12)“奇点时刻”:美国作家卢克·多梅尔在《人工智能》一书中提出“奇点”的概念,奇点指的是机器在智能方面超过人类的那个点。本文是特指文化领域从量变积累到质变的那个特定时间点。
(13)“香农定理”:由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提出,该定理给出了信道信息传送速率的上限(比特每秒)和信道信噪比及带宽的关系,可以解释现代各种无线制式由于带宽不同,所支持的单载波最大吞吐量的不同。
(14)“摩尔定律”: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该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15)云德:《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选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16)于平、李凤亮:《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17)Winseck.“Pursuing the Holy Grail:Information Highways and Media Reconvergence in Britain and Canada.”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1998).
(19)程亚文:《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欧洲》1998年第6期。
(20)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页。
(21)“文化断层线”:亨廷顿借鉴汤因比有关人类历史研究的理论,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世界大体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在这些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地理交接处形成了文化断层线(the cultural fault lines),未来世界的重大冲突将会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展开。
(2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23)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4)“霍布斯文化”“康德文化”“洛克文化”:根据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看法,国际关系中历史地存在着三种政治文化模式。第一种是霍布斯文化,这是一种无政府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其核心是战争。第二种是洛克文化,这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其核心内容是竞争。第三种是康德文化,这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友谊。引自(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8-383页。
(25)单世联:《“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6)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27)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三十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1954年,第426页。
(29)冯天瑜:《中国路径与“文化自觉”》,《光明日报》2012年1月16日,第015版。
(30)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1)约瑟夫·杰弗:《谁害怕“大块头”先生?》,转引自(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32)《日学者:中国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亚洲文化大国地位》,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2/20/content_10218718.htm,访问日期:2018年7月3日。
(33)“修昔底德陷阱”:该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34)“鲍莫尔定理”:1966年,鲍莫尔和鲍文在《表演艺术:经济的两难问题》中提出“成本弊病”问题,后被称为“鲍莫尔定理”。该定理建立了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分别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与“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
(35)傅才武:《传统文化行业的边缘化困境与因应策略——基于技术阶梯理论的视角》,《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5期。
(36)傅才武、陈庚:《论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与文化管理体制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7)沈军:《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法国文化法律制度评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38)张胜冰:《世界文化产业概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39)张晓明等:《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0页。
(40)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41)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5日发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42)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7年11月4日发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3)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在北京召开《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会。
(44)傅才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代性研究》,《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016版。
(45)傅才武:《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转型》,《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
(46)(49)张晓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历程、现状与前瞻》,《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47)“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48)傅才武、许启彤:《基层文化单位的效率困境:供给侧结构问题还是管理技术问题——以5省10个文化站为中心的观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0)国家发改委首次发布中国居民文化消费情况。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576.7元增长至800元,人均绝对值增量223.3元,年均增长率11.53%。其中,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从945.7元增长至1268.7元,人均绝对值增量323元,年均增长率10.27%;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174.8元增长至251.8元,人均绝对值增量77元,年均增长率13.86%。文化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从2013年的1.32%增加到2015年的1.52%,增加了0.2个百分点。参见《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51)李双金、王丹:《网络化背景下的创新环境建设: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53)李国东、傅才武:《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是突破文化发展困局的基本政策路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4)卢瑟·S·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55)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01页。
(56)李泽厚:《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东吴学术》2011年第4期。
(57)娄孝钦:《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学术论坛》2010年第5期。
(58)马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系统建构——基于文化产业著作的统计研究》,《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
(59)刘宗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进路:2011-2015年》,《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60)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61)傅才武、侯雪言、申念衢:《“双失灵”背景下建设新型文化共享空间的理论与实践——以湖北乡镇“点播影院”试点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8期。
(2)佟斐:《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述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1期。
(3)苏勇、万君宝:《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4)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回答的几个重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5)黄意武:《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路径找寻》,《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6)高福进:《试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7)陈庚、傅才武:《论文化强国战略的确立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趋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
(8)傅才武、陈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011-2012年的新战略与新起点》,《艺术百家》2013年第1期。
(9)郭远远、陈世香:《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0)顾庆良:《传统行业需要颠覆性创新——可达与苹果沉浮启示》,《纺织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1)(18)(52)傅才武:《数字信息技术构建大文化传媒行业体制的合法性》,《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
(12)“奇点时刻”:美国作家卢克·多梅尔在《人工智能》一书中提出“奇点”的概念,奇点指的是机器在智能方面超过人类的那个点。本文是特指文化领域从量变积累到质变的那个特定时间点。
(13)“香农定理”:由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提出,该定理给出了信道信息传送速率的上限(比特每秒)和信道信噪比及带宽的关系,可以解释现代各种无线制式由于带宽不同,所支持的单载波最大吞吐量的不同。
(14)“摩尔定律”: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该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15)云德:《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选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16)于平、李凤亮:《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17)Winseck.“Pursuing the Holy Grail:Information Highways and Media Reconvergence in Britain and Canada.”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1998).
(19)程亚文:《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欧洲》1998年第6期。
(20)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页。
(21)“文化断层线”:亨廷顿借鉴汤因比有关人类历史研究的理论,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世界大体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在这些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地理交接处形成了文化断层线(the cultural fault lines),未来世界的重大冲突将会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展开。
(2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23)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4)“霍布斯文化”“康德文化”“洛克文化”:根据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看法,国际关系中历史地存在着三种政治文化模式。第一种是霍布斯文化,这是一种无政府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其核心是战争。第二种是洛克文化,这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其核心内容是竞争。第三种是康德文化,这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友谊。引自(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8-383页。
(25)单世联:《“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6)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27)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三十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1954年,第426页。
(29)冯天瑜:《中国路径与“文化自觉”》,《光明日报》2012年1月16日,第015版。
(30)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1)约瑟夫·杰弗:《谁害怕“大块头”先生?》,转引自(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32)《日学者:中国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亚洲文化大国地位》,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2/20/content_10218718.htm,访问日期:2018年7月3日。
(33)“修昔底德陷阱”:该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34)“鲍莫尔定理”:1966年,鲍莫尔和鲍文在《表演艺术:经济的两难问题》中提出“成本弊病”问题,后被称为“鲍莫尔定理”。该定理建立了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分别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与“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
(35)傅才武:《传统文化行业的边缘化困境与因应策略——基于技术阶梯理论的视角》,《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5期。
(36)傅才武、陈庚:《论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与文化管理体制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7)沈军:《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法国文化法律制度评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38)张胜冰:《世界文化产业概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39)张晓明等:《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0页。
(40)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41)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5日发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42)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7年11月4日发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3)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在北京召开《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会。
(44)傅才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代性研究》,《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016版。
(45)傅才武:《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转型》,《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
(46)(49)张晓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历程、现状与前瞻》,《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47)“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48)傅才武、许启彤:《基层文化单位的效率困境:供给侧结构问题还是管理技术问题——以5省10个文化站为中心的观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0)国家发改委首次发布中国居民文化消费情况。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576.7元增长至800元,人均绝对值增量223.3元,年均增长率11.53%。其中,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从945.7元增长至1268.7元,人均绝对值增量323元,年均增长率10.27%;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174.8元增长至251.8元,人均绝对值增量77元,年均增长率13.86%。文化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从2013年的1.32%增加到2015年的1.52%,增加了0.2个百分点。参见《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51)李双金、王丹:《网络化背景下的创新环境建设: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53)李国东、傅才武:《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是突破文化发展困局的基本政策路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4)卢瑟·S·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55)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01页。
(56)李泽厚:《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东吴学术》2011年第4期。
(57)娄孝钦:《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学术论坛》2010年第5期。
(58)马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系统建构——基于文化产业著作的统计研究》,《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
(59)刘宗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进路:2011-2015年》,《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60)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61)傅才武、侯雪言、申念衢:《“双失灵”背景下建设新型文化共享空间的理论与实践——以湖北乡镇“点播影院”试点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