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成县五仙洞石窟与南宋禅宗
详细信息    查看全文 | 推荐本文 |
  • 英文篇名:Wuxian Cave Grottoes in Che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and Chan Buddhism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 作者:王百岁
  • 英文作者:Wang Baisui;
  • 关键词:五仙洞石窟 ; 五仙洞记碑 ; 孚泽庙牒碑 ; 南宋禅宗
  • 中文刊名:ZJYJ
  • 英文刊名:Religious Studies
  • 机构: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出版日期:2019-03-15
  • 出版单位:宗教学研究
  • 年:2019
  • 期:No.122
  • 基金:2017年度陇南市哲学社会科学市级重点项目“陇南石窟与佛、道、儒三教研究”(17LNSK04)的后期成果;; 2018年度陇南市市级科研项目“陇南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18lnlf02)的阶段性成果
  • 语种:中文;
  • 页:ZJYJ201901017
  • 页数:10
  • CN:01
  • ISSN:51-1069/B
  • 分类号:113-122
摘要
《五仙洞记》碑碑阴阴刻富于禅意的观音菩萨像;碑文词句反映了禅宗活动情况;宗辩依禅宗规制建造寺院;五仙洞僧人重视自悟、自信、自主;"轻举之术"兼有三教因素,是佛教禅学、道教内丹学派、儒家心学理学相互融合的事例。故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是禅宗的一处活动场所。陇南禅宗与四川佛教有一定联系。南宋朝廷对五仙洞石窟僧尼和财产加强了管理,控制着陇南禅林。《五仙洞记》碑和《孚泽庙牒》碑为研究禅宗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引文
(1)《陇右金石录》将“《五仙洞记》碑”录为“《五仙洞碑记》”,云“在成县五仙山,今存”。见张维纂:《陇右金石录》,兰州: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3年,第16076-16077页。
    (2)(3)同注(1),第16078、16077页。
    (4)(11)张忠:《记载我国古代森林法规的〈遵奉圣旨住庵文据〉碑》,《甘肃林业》2002年第2期,第38、38页。
    (5)材料主要来自笔者考察,同时参考了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6)(42)黄春和著:《汉传佛像时代与风格》,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21、139页。
    (7)关于菩萨头冠,可参赵声良:《敦煌石窟北朝菩萨的头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8-17页。
    (8)王莲:《宋代“观音图”的美学流变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73-77页。
    (9)杨春雨:《大足石刻宋代观音造像的艺术特征》,《艺术科技》2013年第4期,第76页。
    (10)[明]朱时恩:《佛祖纲目》卷30,[日]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编集:《卍新纂续藏经》,第85册,No.1594,第615页中栏。
    (12)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县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35页。
    (13)(46)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7-428、427-428页。
    (14)(23)(24)(43)(44)(48)(54)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7-482、439-440、25、477-479、402、397-398、18页。
    (15)(19)(47)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1-284、283、273页。
    (16)郑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26-40页。
    (17)(29)王百岁:《甘肃省成县金莲洞石窟与全真道》,《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61-71、61-71页。
    (18)[宋]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5-87页。
    (20)(22)[清]黄泳第纂修:[乾隆]《成县新志》卷3《仙释》,乾隆六年(1741)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48、348页。
    (21)[宋]李石撰:《续博物志》卷3,[清]纪昀总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47册第943页上栏。
    (25)(28)卿希泰:《全真道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革新派》,《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第198-202、198-202页。
    (26)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27)张广保著:《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01页。
    (30)[元]陈致虚撰:《上阳子金丹大要》卷14,《道藏》第24册第56页。
    (31)(35)余虹著:《禅宗与全真道美学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导言》第1、3页。
    (32)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4-255页。
    (33)唐大潮:《论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潮流》,《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95页。
    (34)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
    (3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89《地理五·成都府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21、2225页。另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9-70页。
    (37)温玉成:《蜀汉至隋代的四川佛教》,《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10-13、9页。
    (38)(40)杜斗城:《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宗》,《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53-63、53-63页。
    (39)徐文明:《智诜与净众禅系》,《敦煌学辑刊》2000第1期,第39-47页。
    (41)同注(14),第4、439页。
    (45)“右丞相”实为“左丞相”。详情参本文附录一“《孚泽庙牒》碑”注。
    (49)P.2130-1《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传》,P.2130-2《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巴黎:法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1-217页。
    (50)(51)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155页。
    (52)孙晓峰:《甘肃省两当县西姑庵佛教遗址考察》,《石窟寺研究》2012年,第24-36页。
    (53)王百岁:《甘肃省成县甸山石窟调查与研究》,《东方论坛》2018年第1期,第91-97页。
    (55)“按此碑高二尺六寸,广二尺二寸,凡二十二行,行三十二字,额篆‘五仙洞记’四字,书法极挺秀。旧志所录碑文脱误数字,今依拓本正之。”见《陇右金石录》,第16076-16077页。《陇右金石录》(第16076-16077页)、《成县新志》(第409-412页)、《成县志》(第942-943页)只收录《五仙洞记》碑阳文字。
    (56)《五仙洞记》碑提到3个年份,即绍熙五年(1194)、嘉泰二年(1202)和开禧二年(1206),此碑当树立于开禧二年。碑文云,“绍熙五年五月日,住持董宗辩状”,“旨挥支给赏钱,其庵舍、产业尽行籍没,入官施行。嘉泰二年月日给。付董宗辩”,“遂书之以为记。时开禧改元南至日也。宣教郎、通判成州军州事、崇国赵希潜父撰并书”“开禧二年岁次丙寅十月二日,任山、任普戒记”。
    (57)“曝”,《陇右金石录》录为“曝”(第16077页),《成县新志》录为“暴”(第409页),《成县志》录为“暴”(第942页),后二者皆误。
    (58)“杨”,《陇右金石录》录为“扬”(第16077页),《成县新志》录为“扬”(第409页),《成县志》录为“杨”(第942页),前二者皆误。
    (59)“术”,《陇右金石录》录为“术”(第16077页),《成县新志》录为“径”(第410页),《成县志》录为“径”(第943页),后二者皆误。
    (60)“扫洒”,《陇右金石录》录为“扫洒”(第16077页),《成县新志》录为“洒扫”(第410页),《成县志》录为“洒扫”(第943页),后二者皆误。
    (61)“勤”,《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成县新志》(第411页)、《成县志》(第943页)皆录为“苦”,三者皆误。
    (62)“者”,《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成县新志》(第411页)、《成县志》(第943页)皆无“者”。
    (63)“丘”,《陇右金石录》录为“邱”(第16077页),《成县新志》录为“邱”(第411页),《成县志》录为“丘”(第943页),当以“丘”为是。
    (64)“能”,《陇右金石录》无“能”(第16077页),《成县新志》(第412页)、《成县志》(第943页)俱有“能”。
    (65)“嘱”,《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与《成县志》(第943页)录为“嘱”,《成县新志》录为“属”(第412页),当以“嘱”为是。
    (66)《陇右金石录》此处在“改元南至日也”后有“《成县新志》:《五仙洞碑记》在县西南三十里五仙山”一句话(第16077页)。
    (67)《成县新志》(第412页)、《成县志》(第943页)此处无“开禧元年”4字,《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则有此4字。
    (68)“明”,《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与《成县新志》(第412页)俱录为“明”,《成县志》(第943页)录为“□”。
    (69)“明”,《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与《成县新志》(第412页)俱录为“明”,《成县志》(第943页)录为“□”。
    (70)“信王府刘深刊”此6字,《陇右金石录》(第16077页)、《成县新志》(第412页)、《成县志》(第943页)俱未录。
    (71)此处可刻2字处残缺,未知原本有无刻字。
    (72)“按此碑高五尺,广二尺余,字作行书,大五寸,小者三寸余。其右侧有寸楷十四行,行二十九字。”“碑末‘五仙山住僧普敏、工匠江杨德’有十二小字。考《宋史》,嘉定八年,参政为郑昭先,左丞相为史弥远,其二正字,盖即名押。此碑旧志失录,今尚完好。皋兰马紫石拓以相寄,亟录存之。惟《宋史》,弥远以嘉定元年为右丞相;二年转左丞相,此牒既嘉定八年所下,何以仍署右丞相,疑为刻石之误。右丞相下不著其姓,当是令式如此,前录广严、仁济二院牒,俱韩魏公为平章事而俱系姓衔下,与此不同,或以是时弥远独相多年,遂省其姓欤?”见《陇右金石录》,第16078页。“遂省其姓欤”中之“其”,《成县志》录为“具”,当误。见《成县志》,第944页。《成县新志》未载此碑。《孚泽庙牒》碑于嘉定八年(1215)由参政郑昭先、左丞相史弥远奉敕赐,当立于是年,碑文云:“嘉定八年二月日牒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郑正右丞相正。”
    (73)《陇右金石录》此处有“行一”2字(第16078页)。
    (74)《陇右金石录》此处有“行二”2字(第16078页)。
    (75)《陇右金石录》此处有“行三”2字(第16078页)。
    (76)《陇右金石录》此处有“行四”2字(第16078页)。
    (77)《陇右金石录》此处有“四行书(?)字稍小”6字(第16078页)。
    (78)《陇右金石录》此处有“行五”2字(第16078页)。
    (79)“都”,《陇右金石录》(第16078页)与《成县志》(第944页)俱录为“□”。
    (80)“复”,《陇右金石录》录为“覆”(第16078页),《成县志》录为“复”(第944页)。
    (81)“□”,此字处似剥落,《陇右金石录》(第16078页)与《成县志》(第944页)俱录为“□”。
    (82)“复”,《陇右金石录》录为“覆”(第16078页),《成县志》录为“复”(第944页)。
    (83)“朝廷”,《陇右金石录》(第16078页)与《成县志》(第944页)俱录为“□□”。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