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油画的“东方化”衍变——从“入境问俗”到“曲意宫廷”再到贸易画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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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画是来自西方的绘画品种,有着鲜明的异域文化色彩,自明清时期传入中国后,由于受地域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逐渐呈现出不同的调适策略,并开始具有东方化的特征。对中国人而言,早期的西画东渐并非"内发"性质,油画实际上并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和文人阶层所接受。中国人在刚接触西方油画时,除了对其"明镜涵影"般的视像表示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对其产生某种观念层面的排斥。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当外来文化脱离自身文化语境在遭遇异质文化的抵抗或者在新的人文土壤中成长时,必然会发生位置变异。而这种变异,往往表现为外来文化对本土语言的主动适应,以及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主动消化、吸收与改造。
引文
(1)姜绍书:《无声诗史》,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三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33页。
(2)龚书铎:《社会变革和文化趋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3)引自罗明坚于1584年1月25日的一封书简(参见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4)参见陈畏《圣像东来——明末圣像画入华与国人读解》,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
(5)在利玛窦看来,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图画,甚至在工艺品上或者在制造塑像和铸像时都喜欢大量地进行装饰,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由于缺少其他文化的接触,因而“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而对于中国人制造的各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利玛窦甚至认为是不合比例的“丑恶的怪物”(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6)利玛窦发现僧人的社会名望和政治地位远不及儒家士人,因此率先在入华的传教士中抛弃僧袍改用儒家冠服(“西儒”),并采取了“附和儒礼”的做法。利氏指出:“儒教是中国原有的宗教,故过去和现在,这些人一直握有政权,也是最盛行,最受重视,经典最多的宗教。”(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7)关于利玛窦是否擅长绘画,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大村西崖、谢和耐、郑午昌、杨仁恺等坚持认为利氏擅画,而向达、林金水则认为利玛窦不谙绘画,陈瑞林认为不大可能出自利氏之手。莫小也专注于利氏艺术素养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现在断言为时尚早。
(8)莫小也:《利玛窦与基督教艺术的入华》,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坛》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9)杨仁恺:《明代绘画艺术初探》,《中国美术五千年》第一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10)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35页。
(11)游文辉,字含朴,1575年出生于澳门,初次进入圣保禄学院的时侯是1605年8月,除专攻绘画外,还修读拉丁文。
(12)陈继春:《澳门与西画东渐的起源》,赵力、余丁编《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13)苏立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莫小也译,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坛》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14)参见高士奇《蓬山密记》,《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西洋人郎世宁奉旨,准山水画稿一张,其画著添画日影(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稿本述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
(16)参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参见《乾隆御诗二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18)参见胡敬《国朝院画录》,清嘉庆二十一年崇雅堂刻本。
(19)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20)(28)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画史丛书》第五册,第18页,第1页。
(21)莫小也:《18世纪清宫廷“海西派”绘画的时代背景》,《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第85页。
(22)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法兰西人,来华前是一位优秀的专业画家,乾隆三年(1738)来到中国。
(23)艾启蒙(Jgnatius Sickeltart,1708—1780),波希米亚(今属捷克斯洛伐克)人,1736年加入欧洲天主教耶稣会,1745年来到中国,于同年进入宫廷供职,卒于北京。
(24)潘廷章(Jose Ph Panzi,?—1812),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771年来到中国,次年进京,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推荐进入宫廷作画,供职持续到乾隆末年。
(25)杨伯达:《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活动》,《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26)焦秉贞(生卒年不详),字尔正,济宁(今属山东)人,康熙时任职钦天监五官正。
(27)袁宝林:《比较美术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9)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8页。
(30)杨伯达:《清代院画》,第79页。
(31)见蒋廷锡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所作的淡设色《牡丹》扇面题记。
(32)冷枚(约1670—1742),胶州人(今山东胶县),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大约在康熙三十五年之前进入宫廷供职。
(33)陈枚(约1694—1745),号殿抡,字载东,晚年号枝窝头陀,松江府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康熙末年其随兄长陈桐北上京师,结识了宫廷画家陈善,并由其推荐于雍正年初进入宫廷供职。
(34)金廷标(?—1767),字士揆,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弘历第二次南巡时,金廷标进献《白描罗汉图》册,并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进入宫廷。
(35)张为邦(生卒年不详),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父张震是康熙时期的宫廷画家,张为邦于雍正四年(1726)入宫供职。
(36)姚文翰(生卒年不详),号濯亭,顺天人,乾隆八年入宫供职,在宫中时间长达三十多年。
(37)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佛延是清宫内廷首批跟随郎世宁学习油画及透视技巧的十位柏唐阿(学徒)之一,是清宫内第一批掌握西方绘画技术的中国画家(参见陈继春《经濠江到紫禁城的洋画师》,《濠江画人掇录》,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8年版)。
(38)杨伯达:《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清代美术的影响》,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
(39)傅乐治:《中国的贸易画》,载《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第1期。
(40)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页。
(41)陈滢:《清代广州的外销画》,《陈滢美术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42)Valery M.Garrett,Heaven is High,the Emperor Far Away:Merchants and Mandarins in Old Can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1.
(43)参见水天中《“林呱”、关作霖及广东早期油画》,《历史、艺术与人》,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44)万青力:《19世纪中国绘画史——并非衰落的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45)(46)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号。
(47)参见邵大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国油画100年》,《20世纪中国油画》,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48)倪贻德:《关于西洋画的诸问题》,《倪贻德美术论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2)龚书铎:《社会变革和文化趋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3)引自罗明坚于1584年1月25日的一封书简(参见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4)参见陈畏《圣像东来——明末圣像画入华与国人读解》,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
(5)在利玛窦看来,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图画,甚至在工艺品上或者在制造塑像和铸像时都喜欢大量地进行装饰,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由于缺少其他文化的接触,因而“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而对于中国人制造的各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利玛窦甚至认为是不合比例的“丑恶的怪物”(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6)利玛窦发现僧人的社会名望和政治地位远不及儒家士人,因此率先在入华的传教士中抛弃僧袍改用儒家冠服(“西儒”),并采取了“附和儒礼”的做法。利氏指出:“儒教是中国原有的宗教,故过去和现在,这些人一直握有政权,也是最盛行,最受重视,经典最多的宗教。”(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7)关于利玛窦是否擅长绘画,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大村西崖、谢和耐、郑午昌、杨仁恺等坚持认为利氏擅画,而向达、林金水则认为利玛窦不谙绘画,陈瑞林认为不大可能出自利氏之手。莫小也专注于利氏艺术素养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现在断言为时尚早。
(8)莫小也:《利玛窦与基督教艺术的入华》,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坛》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9)杨仁恺:《明代绘画艺术初探》,《中国美术五千年》第一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10)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35页。
(11)游文辉,字含朴,1575年出生于澳门,初次进入圣保禄学院的时侯是1605年8月,除专攻绘画外,还修读拉丁文。
(12)陈继春:《澳门与西画东渐的起源》,赵力、余丁编《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13)苏立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莫小也译,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坛》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14)参见高士奇《蓬山密记》,《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西洋人郎世宁奉旨,准山水画稿一张,其画著添画日影(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稿本述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
(16)参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参见《乾隆御诗二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18)参见胡敬《国朝院画录》,清嘉庆二十一年崇雅堂刻本。
(19)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20)(28)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画史丛书》第五册,第18页,第1页。
(21)莫小也:《18世纪清宫廷“海西派”绘画的时代背景》,《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第85页。
(22)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法兰西人,来华前是一位优秀的专业画家,乾隆三年(1738)来到中国。
(23)艾启蒙(Jgnatius Sickeltart,1708—1780),波希米亚(今属捷克斯洛伐克)人,1736年加入欧洲天主教耶稣会,1745年来到中国,于同年进入宫廷供职,卒于北京。
(24)潘廷章(Jose Ph Panzi,?—1812),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771年来到中国,次年进京,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推荐进入宫廷作画,供职持续到乾隆末年。
(25)杨伯达:《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活动》,《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26)焦秉贞(生卒年不详),字尔正,济宁(今属山东)人,康熙时任职钦天监五官正。
(27)袁宝林:《比较美术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9)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8页。
(30)杨伯达:《清代院画》,第79页。
(31)见蒋廷锡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所作的淡设色《牡丹》扇面题记。
(32)冷枚(约1670—1742),胶州人(今山东胶县),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大约在康熙三十五年之前进入宫廷供职。
(33)陈枚(约1694—1745),号殿抡,字载东,晚年号枝窝头陀,松江府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康熙末年其随兄长陈桐北上京师,结识了宫廷画家陈善,并由其推荐于雍正年初进入宫廷供职。
(34)金廷标(?—1767),字士揆,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弘历第二次南巡时,金廷标进献《白描罗汉图》册,并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进入宫廷。
(35)张为邦(生卒年不详),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父张震是康熙时期的宫廷画家,张为邦于雍正四年(1726)入宫供职。
(36)姚文翰(生卒年不详),号濯亭,顺天人,乾隆八年入宫供职,在宫中时间长达三十多年。
(37)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佛延是清宫内廷首批跟随郎世宁学习油画及透视技巧的十位柏唐阿(学徒)之一,是清宫内第一批掌握西方绘画技术的中国画家(参见陈继春《经濠江到紫禁城的洋画师》,《濠江画人掇录》,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8年版)。
(38)杨伯达:《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清代美术的影响》,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
(39)傅乐治:《中国的贸易画》,载《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第1期。
(40)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页。
(41)陈滢:《清代广州的外销画》,《陈滢美术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42)Valery M.Garrett,Heaven is High,the Emperor Far Away:Merchants and Mandarins in Old Can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1.
(43)参见水天中《“林呱”、关作霖及广东早期油画》,《历史、艺术与人》,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44)万青力:《19世纪中国绘画史——并非衰落的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45)(46)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号。
(47)参见邵大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国油画100年》,《20世纪中国油画》,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48)倪贻德:《关于西洋画的诸问题》,《倪贻德美术论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