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地价格是否影响企业进入: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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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土地供应市场化之后,工业用地价格迅速上升并开始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采用2003-200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进入的影响。研究证实,东部地区工业用地价格上涨的确抑制了新企业的进入,但这一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地价上涨对企业进入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土地依赖型行业以及低增加值行业中更加明显。
Since the marketization of land supply,due to the China's strategy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d-funded fiscal revenue,industrial land price has been rising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a constrai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ities between 2003 and 2007,we examine in the paper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land price on firm entry. Our study confirms that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does inhibit the entry of new enterprises,which does not hol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 entry-inhibiting effect of land price is more obvious in non-state enterprises,land-dependent industries,and industries with low value-added.
Since the marketization of land supply,due to the China's strategy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d-funded fiscal revenue,industrial land price has been rising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a constrai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ities between 2003 and 2007,we examine in the paper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land price on firm entry. Our study confirms that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does inhibit the entry of new enterprises,which does not hol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 entry-inhibiting effect of land price is more obvious in non-state enterprises,land-dependent industries,and industries with low value-added.
引文
范剑勇、邵挺,2011,“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于城市体系”,《经济研究》,第2期,第87-99页。
封志明、杨艳昭、游珍、张景华,2014,“给予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地理学报》,第6期,第723-737页。
干春晖、邹俊、王健,2015,“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44-56页。
高波、陈健、邹琳华,2012,“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经济研究》,第1期,第66-79页。
黄静、屠梅曾,2009,“房地产财富与消费:来自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第35-45页。
黄健柏、徐震、徐珊,2015,“土地价格扭曲、企业属性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价数据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57-69页。
黄玖立、冯志艳,2017,“用地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00-118页。
黄金升、陈利根、赵爱栋,2017,“工业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工地行为与产业转移”,《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10期,第4-14页。
蒋省三、刘守英、李青,2007,“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管理世界》,第9期,第1-9页。
吕卫国、陈雯,2009,“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地理学报》,第2期,第142-152页。
梁若冰,2010,《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83-306页。
梁若冰、韩文博,2011,“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财政研究》,第8期,第48-51页。
林嵩,2012,“房地产行业对于创业活动的挤出效应---基于中国跨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管理》,第6期,第21-29页。
李燕、贺灿飞,2013,“1998-2009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地理科学进展》,第5期,第777-787页。
刘守英,2014,“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途径”,《上海国土资源》,第1期,第1-8页。
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59-83页。
刘力豪、陈志刚、陈逸,2015,“土地市场化改革对城市工业用地规模变化的影响---基于国内46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第9期,第1179-1186页。
李力行、黄佩媛、马光荣,2016,“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管理世界》,第8期,第86-96页。
李坤望、蒋为,2015,“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第48-60页。
雷潇雨、龚六堂,2014,“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管理世界》,第9期,第29-41页。
毛其淋、盛斌,2013,“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经济研究》,第4期,第19-28页。
孙秀林、周飞舟,2013,“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40-59页。
邵挺、范剑勇,2010,“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24-32页。
陶然、袁飞、曹广忠,2007,“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第10期,第15-27页。
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2009,“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第7期,第21-33页。
王文春、荣昭,2014,“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创新的抑制影响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期,第465-490页。
王珺、万陆、杨本建,2013,“城市地价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学术研究》,第10期,第73-80页。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2015,“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第2期,第1-32页。
杨其静、卓品、杨继东,2014,“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第24-32页。
杨其静、吴海军,2016,“产能过剩、中央管制与地方政府反应”,《世界经济》,第11期,第126-146页。
颜燕、贺灿飞、刘涛、满燕云,2014,“工业用地价格竞争、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3期,第9-13页。
张莉、王贤彬、徐现祥,2011,“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与地方官员的土地出让行为”,《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35-43页。
张莉、高元骅、徐现祥,2013,“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第12期,第43-62页。
张娟锋、虞晓芬,2010,“土地资源配置体制与供给模式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路径分析”,《中国软科学》,第5期,第29-36页。
赵爱栋、蓝箐、马贤磊、许实,2016,“地价对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投入与技术选择的影响”,《财经研究》,第8期,第85-96页。
赵文哲、杨继东,2015,“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管理世界》,第4期,第11-24页。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第36-50页。
周飞舟,2007,“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49-82页。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第4-20页。
Brandt,L.,J.V.Biesebroeck and Y.F.Zhang,2012,“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 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97(2):339-351.
Ciccone,A.and R.Hall,1996,“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6(1):54-70.
Chen,Y.,H.B.Li and L.A.Zhou,2005,“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 in China”,Economic Letters,88(3):421-425.
Chen,T.and J.K.-S.Kung,2016,“Do Land Revenue Windfalls Create a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3:86-106.
Disnery,T.,J.Haskel and Y.Heden,2003,“Restructur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 th in UK Manufacturing”,Economic Journal,113(489):666-694.
Gao,B.Y.,W.D.Liu and M.Dunford,2014,“State Land Policy,Land Markets and Geographies of Manufacturing:The case of Beijing,China”,Land Use Policy,36:1-12.
Fujita,M.and J.F.Thisse,2009,“New Economic Geography:An appraisal on the occasion of Paul Krugman's 2008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9(2):109-119.
Kim,S.,1999,“Regions,Resources,and Economic Geography:Sources of U.S.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1880-1987”,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9:1-32.
Krugman,P.,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3):483-499.
Li H.B.and L.Zhou,2005,“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al Control in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9):1743-1762.
Murata Y.and J.F.Thisse,2005,“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àla Helpman-Tabuchi”,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58(1):137-155.
Pflüger,M.and T.Tabuchi,2010,“The size of regions with land use for production”,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40(6):481-489.
Saiz,A.,2010,“The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upp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5(3):1253-1296.
Tabuchi,T.,1998,“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44(3):333-351.
Wu,Y.Z.,X.Zhang and M.Skitmore,Y.Song and E.C.M.Hui,2014,“Industrial Land Price and its Impact on Urban Grow th:A Chinese case study”,Land Use Policy,36:199-209.
(2)以2008年为基期,2015年深圳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5%。
(1)相应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建设用地的四十三条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2)2006年国土部颁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实际到2007年11月才全面执行。
(1)土地数据均引自于“中国地价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landvalue.com.cn/)的“地价监测”数据,网络链接:http://www.landvalue.com.cn/L_Land PriceM onitor.aspx?Menu_ID=16&PID=1&Column ID=0。
(2)根据2004-200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作者计算而得。周飞舟(2007)认为土地收入能够占到预算外总收入的60%-80%。
(1)根据2004-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数据,作者计算而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版)》中规定,被征收的农民可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1)之所以报告2001-2007年的测算结果,是因为2000年主要用于识别企业的进入状态(毛其淋、盛斌,2013)。
(1)由于部分城市的CPI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采用省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替代计算。
(2)坡度数据引自徐现祥等(2015),该文数据来源于封志明等(2014)。
封志明、杨艳昭、游珍、张景华,2014,“给予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地理学报》,第6期,第723-737页。
干春晖、邹俊、王健,2015,“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44-56页。
高波、陈健、邹琳华,2012,“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经济研究》,第1期,第66-79页。
黄静、屠梅曾,2009,“房地产财富与消费:来自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第35-45页。
黄健柏、徐震、徐珊,2015,“土地价格扭曲、企业属性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价数据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57-69页。
黄玖立、冯志艳,2017,“用地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00-118页。
黄金升、陈利根、赵爱栋,2017,“工业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工地行为与产业转移”,《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10期,第4-14页。
蒋省三、刘守英、李青,2007,“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管理世界》,第9期,第1-9页。
吕卫国、陈雯,2009,“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地理学报》,第2期,第142-152页。
梁若冰,2010,《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83-306页。
梁若冰、韩文博,2011,“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财政研究》,第8期,第48-51页。
林嵩,2012,“房地产行业对于创业活动的挤出效应---基于中国跨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管理》,第6期,第21-29页。
李燕、贺灿飞,2013,“1998-2009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地理科学进展》,第5期,第777-787页。
刘守英,2014,“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途径”,《上海国土资源》,第1期,第1-8页。
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5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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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行、黄佩媛、马光荣,2016,“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管理世界》,第8期,第86-96页。
李坤望、蒋为,2015,“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第48-60页。
雷潇雨、龚六堂,2014,“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管理世界》,第9期,第2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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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挺、范剑勇,2010,“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24-32页。
陶然、袁飞、曹广忠,2007,“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第10期,第15-27页。
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2009,“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第7期,第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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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万陆、杨本建,2013,“城市地价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学术研究》,第10期,第73-80页。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2015,“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第2期,第1-32页。
杨其静、卓品、杨继东,2014,“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第24-32页。
杨其静、吴海军,2016,“产能过剩、中央管制与地方政府反应”,《世界经济》,第11期,第126-146页。
颜燕、贺灿飞、刘涛、满燕云,2014,“工业用地价格竞争、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3期,第9-13页。
张莉、王贤彬、徐现祥,2011,“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与地方官员的土地出让行为”,《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35-43页。
张莉、高元骅、徐现祥,2013,“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第12期,第43-62页。
张娟锋、虞晓芬,2010,“土地资源配置体制与供给模式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路径分析”,《中国软科学》,第5期,第29-36页。
赵爱栋、蓝箐、马贤磊、许实,2016,“地价对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投入与技术选择的影响”,《财经研究》,第8期,第85-96页。
赵文哲、杨继东,2015,“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管理世界》,第4期,第11-24页。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第36-50页。
周飞舟,2007,“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49-82页。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第4-20页。
Brandt,L.,J.V.Biesebroeck and Y.F.Zhang,2012,“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 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97(2):33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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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T.and J.K.-S.Kung,2016,“Do Land Revenue Windfalls Create a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3:8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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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B.Y.,W.D.Liu and M.Dunford,2014,“State Land Policy,Land Markets and Geographies of Manufacturing:The case of Beijing,China”,Land Use Policy,36:1-12.
Fujita,M.and J.F.Thisse,2009,“New Economic Geography:An appraisal on the occasion of Paul Krugman's 2008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9(2):1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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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P.,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3):483-499.
Li H.B.and L.Zhou,2005,“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al Control in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9):1743-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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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lüger,M.and T.Tabuchi,2010,“The size of regions with land use for production”,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40(6):481-489.
Saiz,A.,2010,“The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upp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5(3):1253-1296.
Tabuchi,T.,1998,“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44(3):333-351.
Wu,Y.Z.,X.Zhang and M.Skitmore,Y.Song and E.C.M.Hui,2014,“Industrial Land Price and its Impact on Urban Grow th:A Chinese case study”,Land Use Policy,36:199-209.
(2)以2008年为基期,2015年深圳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5%。
(1)相应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建设用地的四十三条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2)2006年国土部颁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实际到2007年11月才全面执行。
(1)土地数据均引自于“中国地价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landvalue.com.cn/)的“地价监测”数据,网络链接:http://www.landvalue.com.cn/L_Land PriceM onitor.aspx?Menu_ID=16&PID=1&Column ID=0。
(2)根据2004-200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作者计算而得。周飞舟(2007)认为土地收入能够占到预算外总收入的60%-80%。
(1)根据2004-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数据,作者计算而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版)》中规定,被征收的农民可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1)之所以报告2001-2007年的测算结果,是因为2000年主要用于识别企业的进入状态(毛其淋、盛斌,2013)。
(1)由于部分城市的CPI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采用省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替代计算。
(2)坡度数据引自徐现祥等(2015),该文数据来源于封志明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