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陶瓷上的秋葵——兼谈秋葵纹样的多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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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秋葵花纹是12至13世纪南宋与金对峙时期的流行纹饰,广泛出现在陶瓷器、装饰绘画、墓葬美术等图像领域。秋葵花纹除外形雅致纤丽、开放于仲秋不与百花争春、食用植物全株入药等植物属性优势外,还在文人笔下演绎出了新的内涵,包括超越性之道妆、饮酒之金盏、向阳之忠心等。尤其是后者,在宋室南迁之际被北方遗民纳于心。后又因游牧民族的太阳崇拜而进一步发展,大江南北均以其为向阳性花卉的代表,甚至出现于民间春季迎阳的仪式中。明清两代为秋葵花纹余音,内涵未有出以上种种。
引文
[1]张柏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J],《文物》,1985年第3期,第56-62页。
[2]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M],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1993,第176、177页。
[3]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肖孝忠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年第2期,第34、35页。
[4]禚振西:《耀州窑遗址考古收获》[J],《文博》,1999年第4期,第12-14页。
[5]杜文:《金代耀州窑陶瓷文献综述》[J],《碑林集刊》,2006,第265-271页。
[6]冯永谦:《中国陶瓷全集·辽西夏金》[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第156页。
[7]秦大树:《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8年第7期,第56-66页。
[8]鹤壁市文物工作队:《鹤壁市东头村金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第32-36页。
[9]孟繁峰:《井陉窑遗址出土金代印花模子》[J],《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第133-139页。
[10]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J],《文物》,1988年第7期,第74-81页。
[11]彭善国:《高丽青瓷初探》[J],《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第37、38页。
[12]马争鸣:《高丽瓷葩:杭州韩国两地高丽青瓷之对话》[J],《东方收藏》,2014年第7期,第26-31页。
[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安康市文化教育局:《安康市上许家台南宋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第28-37页。
[14]魏志江:《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J],《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第181-188页。
[15]李民举:《刘庄窑与“明昌样”(一)》[J],《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3-30页。
[16]祁振声:《葵的演化及其原植物考证》[J],《河北林果研究》,2010年第9期,第255-262页。
[17]孙齐:《中古道教法服制度的成立》[J],《文史》,2016年第4期,第69-94页。
[18]据《酉阳杂俎》记载,玄宗时“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即让小公主穿道服来保平安。
[19]扬之水:《扬之水谈宋元金银酒器--四、散盏》[J],《紫禁城》,2009年第5期,第98-103页。
[20]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一书中说:“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以撩,无则占粘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对“纸药”的最早记载。
[21]“卫足”一说则是唐代以来的误会。《左传》记述孔子谈到齐国一段变故时说“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杜预注“葵倾叶向日,以荫其根”,是说葵叶迎日以护其根部,此时谈到的“葵”是一种古老的蔬菜,大叶植物“落葵”,或称“蔠葵”,并非秋葵。在清嘉庆六年艺学轩影宋本《尔雅音图》中,“蔠葵蘩露”配图为秋葵,应是宋代即有误。然“卫足”的说法却在各种“葵”类植物中广而用之。
[22]同[16]。
[23]葛华延:《契丹族的祭天、尚左与祭东考略》[J],《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70-76页。
[24]石岩:《阿城刘秀屯金代皇家宫殿遗址》[J],《文史知识》,2007年第2期,第115-119页。
[25]徐洁:《金代礼制研究综述》[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93-98页。
[26]罗世平:《观王公淑墓壁画〈牡丹芦雁图〉小记》[J],《文物》,1996年第8期,第78-83页。
[27]畅文齐等:《太原东郊红沟宋墓清理报道》[J],《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第38-43页。
[28]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大荔县段家老君寨宋墓清理简报》[J],《文博》,1992年第1期,第5-7页。
[29]同[13]。
[30]廖奔:《广元南宋墓杂剧、大曲石刻考》[J],《文物》,1986年第12期,第25-35页。
[31]袁泉:《生与死:小议蒙元时期墓室营造中的阴阳互动》[J],《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第74-82页。
[32]张玉平:《甘肃清水宋金墓葬装饰中开、闭假门的象征意义探究--以清水上邽乡苏山墓为例》[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9-92页。
[33]崔元和:《平阳金墓砖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318页。
[34]杨富斗:《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1年第12期,第681-683页。
[35]陶富海、解希恭:《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6年第12期,第47-52页。
[36]孙景琛:《〈大傩图〉名实辨》[J],《文物》,1982年第3期,第70-74页。
[37]麻国钧:《〈大傩图〉综合论说》[J],《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2期,第106-113页。
[38]陆锡兴:《像生花与簪花、供花》[J],《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89-98页。
[39]王炳华:《吐鲁番新出的唐代绢花》[J],《文物》,1975年第7期,第50页。
[40]李远娜:《陈淳〈合欢葵图卷〉考论》[J],《中国书画》,2008年第12期,第8-12页。
[2]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M],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1993,第176、177页。
[3]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肖孝忠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年第2期,第34、35页。
[4]禚振西:《耀州窑遗址考古收获》[J],《文博》,1999年第4期,第12-14页。
[5]杜文:《金代耀州窑陶瓷文献综述》[J],《碑林集刊》,2006,第265-271页。
[6]冯永谦:《中国陶瓷全集·辽西夏金》[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第156页。
[7]秦大树:《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8年第7期,第56-66页。
[8]鹤壁市文物工作队:《鹤壁市东头村金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第32-36页。
[9]孟繁峰:《井陉窑遗址出土金代印花模子》[J],《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第133-139页。
[10]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J],《文物》,1988年第7期,第74-81页。
[11]彭善国:《高丽青瓷初探》[J],《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第37、38页。
[12]马争鸣:《高丽瓷葩:杭州韩国两地高丽青瓷之对话》[J],《东方收藏》,2014年第7期,第26-31页。
[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安康市文化教育局:《安康市上许家台南宋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第28-37页。
[14]魏志江:《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J],《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第181-188页。
[15]李民举:《刘庄窑与“明昌样”(一)》[J],《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3-30页。
[16]祁振声:《葵的演化及其原植物考证》[J],《河北林果研究》,2010年第9期,第255-262页。
[17]孙齐:《中古道教法服制度的成立》[J],《文史》,2016年第4期,第69-94页。
[18]据《酉阳杂俎》记载,玄宗时“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即让小公主穿道服来保平安。
[19]扬之水:《扬之水谈宋元金银酒器--四、散盏》[J],《紫禁城》,2009年第5期,第98-103页。
[20]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一书中说:“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以撩,无则占粘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对“纸药”的最早记载。
[21]“卫足”一说则是唐代以来的误会。《左传》记述孔子谈到齐国一段变故时说“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杜预注“葵倾叶向日,以荫其根”,是说葵叶迎日以护其根部,此时谈到的“葵”是一种古老的蔬菜,大叶植物“落葵”,或称“蔠葵”,并非秋葵。在清嘉庆六年艺学轩影宋本《尔雅音图》中,“蔠葵蘩露”配图为秋葵,应是宋代即有误。然“卫足”的说法却在各种“葵”类植物中广而用之。
[22]同[16]。
[23]葛华延:《契丹族的祭天、尚左与祭东考略》[J],《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70-76页。
[24]石岩:《阿城刘秀屯金代皇家宫殿遗址》[J],《文史知识》,2007年第2期,第115-119页。
[25]徐洁:《金代礼制研究综述》[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93-98页。
[26]罗世平:《观王公淑墓壁画〈牡丹芦雁图〉小记》[J],《文物》,1996年第8期,第78-83页。
[27]畅文齐等:《太原东郊红沟宋墓清理报道》[J],《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第38-43页。
[28]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大荔县段家老君寨宋墓清理简报》[J],《文博》,1992年第1期,第5-7页。
[29]同[13]。
[30]廖奔:《广元南宋墓杂剧、大曲石刻考》[J],《文物》,1986年第12期,第25-35页。
[31]袁泉:《生与死:小议蒙元时期墓室营造中的阴阳互动》[J],《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第74-82页。
[32]张玉平:《甘肃清水宋金墓葬装饰中开、闭假门的象征意义探究--以清水上邽乡苏山墓为例》[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9-92页。
[33]崔元和:《平阳金墓砖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318页。
[34]杨富斗:《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1年第12期,第681-683页。
[35]陶富海、解希恭:《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6年第12期,第47-52页。
[36]孙景琛:《〈大傩图〉名实辨》[J],《文物》,1982年第3期,第70-74页。
[37]麻国钧:《〈大傩图〉综合论说》[J],《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2期,第106-113页。
[38]陆锡兴:《像生花与簪花、供花》[J],《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89-98页。
[39]王炳华:《吐鲁番新出的唐代绢花》[J],《文物》,1975年第7期,第50页。
[40]李远娜:《陈淳〈合欢葵图卷〉考论》[J],《中国书画》,2008年第12期,第8-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