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前期的史料记载证明,大乘司徒与守善体梵灌顶大国师并非明朝敕封的大乘、大宝法王或其朝贡使者,而是两员驻牧于雅州寺院,且无管辖地方及人口的特殊土司。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藏区朝贡制度改革之后,规定绝大部分藏区朝贡者都留边候赏,由雅州弘化、报恩两番寺安顿,并敕封两员僧官,即大乘司徒与守善体梵灌顶大国师负责管理。明末清初,报恩寺被焚毁,大乘司徒与守善体梵灌顶大国师只得同住弘化寺,向清廷投诚后获授职为武职土司。由于清朝更注重以政治、军事手段来实现和强化对藏区的直接管控,藏区土司对朝廷的主要义务已是"纳赋",而非"入贡",故当清朝完全控制藏区后,这两员土司完全失去存在价值,终在乾隆前期被废除。
Although Dacheng Situ and Shoushan Tifan Guanding Daguoshi are recorded in many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they have never been academically discussed.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ave fully proved that they were not Dacheng Fawang大乘法王 or Dabao Fawang大宝法王appointed by the Ming court,or their missions,but special chieftains who stationed at monasteries of Yazhou 雅州 without power to administer local affairs.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monasteries,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y were initially resulted from Tibetan tributary system reform in Longqing 3of the Longqing Emperor.At that time,the court regulated that most tribute missions from Tibetan areas must stay in border for the coming of reward,accepting Honghua 弘 化lamasery and Baoen 报 恩 lamasery of Yazhou,Sichuan as accommodation,and submit to administration of Dacheng Situ and Shoushan Tifan Guanding Daguoshi appointed by the court.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because Baoen lamasery was burned down by general Wen Yunyuan of Southern Ming in the great chaos of Sichuan,Dacheng Situ and Shoushan Tifan Guanding Daguoshi had to move to Honghua lamasery together.After surrendering to Qing court,they were bestowed with the title of military chieftain.The Qing Dynasty paid more attention on achieving and consolidating direct control of Tibetan areas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means.The main duty of the Tibetan chieftains toward the court had changed from tribute into paying tax.After the Qing Dynasty completely controlled Tibetan areas,the two Sinicized chieftains lost their original value,so they were abolish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Qianlong.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istory of two figures reflected the chang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licy toward Tibetan area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ynasties and Tibetan areas.
引文
(1)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下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407页。
(2)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藏区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有周伟洲:《清代川康藏区土司建制及其社会组织》,《西北民族研究论丛(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贾霄锋:《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清)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85《兵部五·武职袭替·土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3辑,第4264-4266页。
(2)雍正《四川通志》卷19《土司·建昌道辖·雅州府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105页。
(3)参见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21《鄂克什安抚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1册,第471页。
(4)参见《清高宗实录》卷923,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丁亥,《清实录》第20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04页。
(5)参见(清)方略馆:《平定两金川方略》卷15,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戊戌,《清乾隆十全武功档案暨方略汇辑》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32-433页。
(6)《清高宗实录》卷19,乾隆元年五月乙卯,《清实录》第9册,第475页。
(7)乾隆《雅州府志》卷11《土司》,(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65页。
(1)(清)张海:《西藏纪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3页。
(2)参见(清)张海:《西藏纪述》,第74-76页。
(3)参见《大清会典则例》卷110《兵部·土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第207-273页;《钦定皇朝通典》卷39《职官·藩属各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2册,第449-453页。
(4)嘉庆《四川通志》卷98《武备志·土司》,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第3册,第3118页。
(5)《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3《四川·雅州府二·古迹》,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6册,第20214页。
(6)参见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7)参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646《天全六番部》,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12册,第49-55页。
(8)康熙《芦山县志·筹边》,《故宫珍本丛刊》第22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80-81页。
(1)引者按:“项”应为“顶”之讹。
(2)《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646《天全六番部》,第112册,第54页下。
(3)(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8《礼部六十六·朝贡四·西戎下》,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本,第3册,第1611页。
(4)《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646《天全六番部》,第112册,第55页下。
(5)参见乾隆《雅州府志》卷1《图考》,第29页。
(6)参见《清世祖实录》卷66,顺治九年七月丁亥,《清实录》第3册,第518页。
(7)《清世祖实录》卷66,顺治九年七月辛卯,《清实录》第3册,第519页。
(8)《清世祖实录》卷109,顺治十四年五月辛酉,《清实录》第3册,第859页。诏令全文载《平西王册稿》,参见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下册,第207-208页。
(1)参见[日]佐藤长著、邓锐龄译:《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4期。
(2)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3)(清)刘健:《庭闻录》卷3《收滇入缅》,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4)(7) 参见邓锐龄:《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其意义》,《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5)参见(元)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6)参见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
(8)参见雍正《四川通志》卷28下《寺观·雅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567页;乾隆《雅州府志》卷3《寺观》,第74-79页。
(9)乾隆《雅州府志》卷3《寺观》,第74页。
(10)光绪《雅安县乡土志·祠庙》,《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5册,巴蜀书社2009年影印本,第228页。
(1)民国《雅安县志》卷2《寺庙》,《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4册,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27页。
(2)贡鸿基:《雅安历史》卷2《祠祀篇》,成都日新工业社1925年石印本,第14页。
(3)乾隆《雅州府志》记该寺在“治西门外”,而后两种方志却称其位于“城南”、“南城外官道侧”,但这并不矛盾,据民国《雅安县城厢镇图》(《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受地形所制,雅安城的南门与西门相近,都在城西。
(4)(清)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中国野史集成》第30册,巴蜀书社1993年影印本,第61页。
(5)乾隆《雅州府志》卷10《勘乱》,第262页。
(6)参见乾隆《雅州府志》卷1《凡例》,第21页。
(1)(明)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1册,北京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332-333页。
(2)(明)郑仲夔:《玉麈新谭》隽区卷6,《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47页。
(3)参见正德《四川志》卷22《雅州·寺观》,四川省图书馆1961年影印本;嘉靖《四川总志》卷13《郡县志·雅州·祠庙》,《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68页。
(4)康熙《芦山县志·筹边》,《故宫珍本丛刊》第22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82页。
(5)乾隆《雅州府志》卷11《土司》,第265页。
(6)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7)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1)《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明实录》第22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20-421页。
(2)《明世宗实录》卷26,嘉靖二年闰四月甲子,《明实录》第39册,第746页。
(3)参见《明世宗实录》卷183,嘉靖十五年正月庚午,《明实录》第42册,第3899页。
(4)(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8《礼部·朝贡·西戎下》,第3册,1611页。
(5)参见(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8《礼部·朝贡·西戎下》,第3册,1612页。
(6)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72,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甲戌,《明实录》第27册,第4595页。
(7)参见《明孝宗实录》卷23,弘治二年二月辛亥,《明实录》第28册,第535页。
(8)参见《明世宗实录》卷40,嘉靖三年六月己亥,《明实录》第39册,第1008页。
(9)早在天顺四年(1460),朝廷就要求“番僧人等朝贡京师者,不得过十人,余悉留彼伺候”,但因四川三司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其理由是:“本处迩年荒旱,若悉留所余番僧伺候,动经数月,疲于供亿。”(《明英宗实录》卷319,天顺四年九月甲申,《明实录》第21册,第6647页)
(1)参见《明史》卷331《西域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册,第8582页。
(2)参见雍正《四川通志》卷19《土司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88-139页。
(3)《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西卯,《清实录》第3册,第137页。
(4)参见邓锐龄:《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其意义》,《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5)参见《大清会典则例》卷143《理藩院·柔远清吏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4册,第534页。
(6)(清)魏源:《圣武记》卷5《外藩·国朝抚绥西藏记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页。
(7)参见曾现江:《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66页。
(1)参见雍正《四川通志》卷19《土司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88-139页;《钦定户部则例》卷15《田赋·土番赋税》,海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册,第134—135页。
(2)参见赵云田:《清代的“年班”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张双智、张羽新:《论清代前后藏朝觐年班制度》,《西藏研究》2009年第5期。
(3)(4) 《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清实录》第21册,第463页。
(5)参见武沐、王素英:《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有关“僧职土司”的讨论,大多是立足于西北甘青藏族史,但西南——主要是川西藏区的一些相关个案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