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吴至东晋的江南家族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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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族道教"是道教传承的重要方式,但迄今罕有研究。从三国时代东吴起,尤其是到了东晋,江南道教的显著特色,就是一个个士族大家世代相传,形成家族道教;而各个奉道之家又结为秦晋之好,由此拓展了道教在门阀士族中的传播,带动了整个道教界的转型升格,使得道教足以与儒、释相鼎立而成三教之势。
The family Daoist tradi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passing down Daoism,despite the little research that has so far been done on the subject.A striking feature of Daoism in Jiangnan(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particularly from the Eastern Wu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o the Eastern Jin,is the family Daoist tradition,the transmission of Daoism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numerous families of renown scholars.The marriage between these families facilitated this proces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elevating it to a status equally enjoyed by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family Daoist tradi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passing down Daoism,despite the little research that has so far been done on the subject.A striking feature of Daoism in Jiangnan(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particularly from the Eastern Wu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o the Eastern Jin,is the family Daoist tradition,the transmission of Daoism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numerous families of renown scholars.The marriage between these families facilitated this proces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elevating it to a status equally enjoyed by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引文
(1)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6章,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29页。
(1)《三国志·吴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36页。
(2)《三国志·吕蒙传》,第1280页。
(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道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3-174页。
(4)《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五、卷六,《道藏》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5)《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卷二、卷三、卷四,《道藏》第6册,第2、7、11、15、16页。
(1)《晋书·周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75页。而《晋书·周浚传》则称:“敦密使妖人李脱诬嵩及周莚潜相署置,遂害之。”(第1662页)所述李脱的故事情节略有不同。与此相关的王敦作乱事件,详情可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167页。
(2)《老君音诵戒经》揭示:“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称李弘者,亦复不少。”《道藏》第18册,第211页。
(3)唐长孺推测说:“东晋时期江南天师道似乎自两条路线传入,一是来自蜀中,但尚无确切证据;二是世奉五斗米道的侨姓如琅邪王氏等带着他们的世传宗教一起东渡。……李脱所传播的似是李家道和天师道的合流,可能与天师道在江南的传播有关。”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第223、224页。
(4)《晋书·明帝纪》,第160页。
(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胡适给杨联陞的信中说:“我对于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说,只认为可以说明一个时期的道教情形,不可看作普遍的‘定论’。三张的道教起于巴汉,盛于巴汉;寇谦之是上谷人,而苻秦亡后,寇讚(谦之之兄)被雍人千余家推为首领;谦之自己是华山道士,又是嵩岳道士。此皆与滨海地域无关。”《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页。“天师道”是当时学术界对南北朝道教的统称,其界定并不清晰,即使承认这一提法,“天师道”也不仅仅限于“滨海地域”。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德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3)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4)《晋书·孙恩传》,第2631页。
(5)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52、153页。
(1)《晋书·赵王伦传》,第1597-1603页。关于“八王之乱”,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29页。关于赵王伦、孙秀信奉天师道的考证,参见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52-155页。
(2)《晋书·孙恩传》,第2631-2634页。关于侨迁士族和土著士族之间矛盾的详情,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1-314页。
(3)《晋书·卢循传》,第2634-2636页。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注解说:孙恩是琅琊孙秀之后,为寒族。孙恩本人有文集传世,见《隋书·经籍志》。卢循是范阳卢谌之后,本来应属士族,但南渡甚晚。那时晚渡士族照例不为一般士族所齿,所以卢循在南方,社会地位与寒族无异。卢循娶孙恩妹,可见孙、卢社会地位相同。(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第91页注1)由孙恩与卢循、卢循与徐道覆的关系可见,当时道教通过家族之间交往以及联姻等关系来发展传播,保持并进一步弘扬了五斗米道产生以来的那种家族道教传统。
(4)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60页。
(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65-168页。
(2)《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01、2632页。
(3)汪继培:《潜夫论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5页。关于太子晋,参见章太炎:《太子晋神仙辩》,《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33页。
(4)《晋书·王羲之传》,第2100、2101、2106-2107页。唐长孺揭示:琅邪的道教传统应当是太平道,天师道传入这一地区是较晚的事。至晚西晋时琅邪的天师道业已流行。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第221页。与王羲之交往的道士许迈,在《真灵位业图》中进入“地仙散位”,成为地仙。《道藏》第3册,第278页。
(5)《晋书·王羲之传》,第2103页。崇信佛法者也有此种情况。据载:“奂闻兵入,还内礼佛,未及起,军人遂斩之。”见《南齐书·王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50页。
(6)《太平御览》卷五二六《祭礼下》引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89页。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1、112页。
(8)吴锐:《论“神守国”》,《齐鲁学刊》1996年第1期,第91-97页。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40页。
(2)《晋书·郗鉴传》,第1803、1802页。
(3)《晋书·何充传》,第2030-2031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第814页。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四《张真人》谓:“《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中华书局,1963年,第746页)其说大谬且武断,对道教一知半解,以至与史实差之甚远。
(5)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3页。关于《郗氏墓识》的真伪,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议。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术解》,第708、709页。
(7)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八《甄命授第四》,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254页。
(1)《晋书·殷仲堪传》,第2192、2199页。
(2)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七《道学传集佚》,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40-441页。
(3)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第173页。
(4)《晋书·孙恩传》,第2631-2632页。
(5)《南史·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5页。
(6)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七《道学传集佚》,第428页。
(7)《太平御览》卷六六六道部八《道士》,第2974页。此事又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七《道学传集佚》,第428页。
(8)《南齐书·杜京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42页。
(9)小林正美:《中国的道教》,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23页。
(1)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十九《翼真检第一》,第573、576页。
(2)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一《运象篇第一》,第1页。
(3)《云笈七籤》卷九十七《萼绿华赠羊权诗三首并序》,《道藏》第22册,第660-661页。
(4)《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九,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5)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57页。
(6)刘硕伟:《两晋泰山羊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5-318页。
(7)《宋书·羊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2页。
(1)《南齐书·顾欢传》,第930、929页。
(2)《南齐书·褚伯玉传》,第926-927页。
(3)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第174-181页。
(4)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十九《翼真检第一》,第566页。关于《上清经》的实际形成时间以及上清派之始,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25、26、27页)的观点是:即使对华侨降下的真人旨意被许长史弃置了,华侨还有《周紫阳传》这样的著作,如果把这作为对华侨降下的周紫阳旨意的来源的话,《上清经》之始,就不能只从兴宁二年(364)魏华存对杨羲降下者去探求。故不能说《上清经》的出现是始于魏华存在兴宁二年所传之旨。《上清经》之经名,是由于真人们对华侨、杨羲降下方为世人所知。但《上清经》的实际形成时间,当是在魏华存对杨羲降下的兴宁二年以后,当无大错。从《上清经》形成的视点出发,可以认为上清派始于华侨、杨羲、许谧、许翙四人。
(5)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第595页。
(6)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第592、587-589页。
(7)《茅山志》卷十《上清经箓圣师七传真系之谱》,《道藏》第5册,第597-598页。
(1)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第595页。
(2)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四《运象篇第四》,第146页。
(3)《云笈七籤》卷一百六《许迈真人传》,《道藏》第22册,第728页。
(4)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36页注(1)、第13、6、20-21页。
(1)《三国志·吴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36页。
(2)《三国志·吕蒙传》,第1280页。
(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道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3-174页。
(4)《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五、卷六,《道藏》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5)《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卷二、卷三、卷四,《道藏》第6册,第2、7、11、15、16页。
(1)《晋书·周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75页。而《晋书·周浚传》则称:“敦密使妖人李脱诬嵩及周莚潜相署置,遂害之。”(第1662页)所述李脱的故事情节略有不同。与此相关的王敦作乱事件,详情可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167页。
(2)《老君音诵戒经》揭示:“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称李弘者,亦复不少。”《道藏》第18册,第211页。
(3)唐长孺推测说:“东晋时期江南天师道似乎自两条路线传入,一是来自蜀中,但尚无确切证据;二是世奉五斗米道的侨姓如琅邪王氏等带着他们的世传宗教一起东渡。……李脱所传播的似是李家道和天师道的合流,可能与天师道在江南的传播有关。”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第223、224页。
(4)《晋书·明帝纪》,第160页。
(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胡适给杨联陞的信中说:“我对于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说,只认为可以说明一个时期的道教情形,不可看作普遍的‘定论’。三张的道教起于巴汉,盛于巴汉;寇谦之是上谷人,而苻秦亡后,寇讚(谦之之兄)被雍人千余家推为首领;谦之自己是华山道士,又是嵩岳道士。此皆与滨海地域无关。”《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页。“天师道”是当时学术界对南北朝道教的统称,其界定并不清晰,即使承认这一提法,“天师道”也不仅仅限于“滨海地域”。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德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3)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4)《晋书·孙恩传》,第2631页。
(5)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52、153页。
(1)《晋书·赵王伦传》,第1597-1603页。关于“八王之乱”,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29页。关于赵王伦、孙秀信奉天师道的考证,参见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52-155页。
(2)《晋书·孙恩传》,第2631-2634页。关于侨迁士族和土著士族之间矛盾的详情,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1-314页。
(3)《晋书·卢循传》,第2634-2636页。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注解说:孙恩是琅琊孙秀之后,为寒族。孙恩本人有文集传世,见《隋书·经籍志》。卢循是范阳卢谌之后,本来应属士族,但南渡甚晚。那时晚渡士族照例不为一般士族所齿,所以卢循在南方,社会地位与寒族无异。卢循娶孙恩妹,可见孙、卢社会地位相同。(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第91页注1)由孙恩与卢循、卢循与徐道覆的关系可见,当时道教通过家族之间交往以及联姻等关系来发展传播,保持并进一步弘扬了五斗米道产生以来的那种家族道教传统。
(4)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60页。
(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65-168页。
(2)《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01、2632页。
(3)汪继培:《潜夫论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5页。关于太子晋,参见章太炎:《太子晋神仙辩》,《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33页。
(4)《晋书·王羲之传》,第2100、2101、2106-2107页。唐长孺揭示:琅邪的道教传统应当是太平道,天师道传入这一地区是较晚的事。至晚西晋时琅邪的天师道业已流行。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第221页。与王羲之交往的道士许迈,在《真灵位业图》中进入“地仙散位”,成为地仙。《道藏》第3册,第278页。
(5)《晋书·王羲之传》,第2103页。崇信佛法者也有此种情况。据载:“奂闻兵入,还内礼佛,未及起,军人遂斩之。”见《南齐书·王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50页。
(6)《太平御览》卷五二六《祭礼下》引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89页。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1、112页。
(8)吴锐:《论“神守国”》,《齐鲁学刊》1996年第1期,第91-97页。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40页。
(2)《晋书·郗鉴传》,第1803、1802页。
(3)《晋书·何充传》,第2030-2031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第814页。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四《张真人》谓:“《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中华书局,1963年,第746页)其说大谬且武断,对道教一知半解,以至与史实差之甚远。
(5)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3页。关于《郗氏墓识》的真伪,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议。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术解》,第708、709页。
(7)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八《甄命授第四》,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254页。
(1)《晋书·殷仲堪传》,第2192、2199页。
(2)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七《道学传集佚》,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40-441页。
(3)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第173页。
(4)《晋书·孙恩传》,第2631-2632页。
(5)《南史·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5页。
(6)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七《道学传集佚》,第428页。
(7)《太平御览》卷六六六道部八《道士》,第2974页。此事又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七《道学传集佚》,第428页。
(8)《南齐书·杜京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42页。
(9)小林正美:《中国的道教》,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23页。
(1)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十九《翼真检第一》,第573、576页。
(2)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一《运象篇第一》,第1页。
(3)《云笈七籤》卷九十七《萼绿华赠羊权诗三首并序》,《道藏》第22册,第660-661页。
(4)《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九,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5)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第157页。
(6)刘硕伟:《两晋泰山羊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5-318页。
(7)《宋书·羊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2页。
(1)《南齐书·顾欢传》,第930、929页。
(2)《南齐书·褚伯玉传》,第926-927页。
(3)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第174-181页。
(4)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十九《翼真检第一》,第566页。关于《上清经》的实际形成时间以及上清派之始,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25、26、27页)的观点是:即使对华侨降下的真人旨意被许长史弃置了,华侨还有《周紫阳传》这样的著作,如果把这作为对华侨降下的周紫阳旨意的来源的话,《上清经》之始,就不能只从兴宁二年(364)魏华存对杨羲降下者去探求。故不能说《上清经》的出现是始于魏华存在兴宁二年所传之旨。《上清经》之经名,是由于真人们对华侨、杨羲降下方为世人所知。但《上清经》的实际形成时间,当是在魏华存对杨羲降下的兴宁二年以后,当无大错。从《上清经》形成的视点出发,可以认为上清派始于华侨、杨羲、许谧、许翙四人。
(5)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第595页。
(6)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第592、587-589页。
(7)《茅山志》卷十《上清经箓圣师七传真系之谱》,《道藏》第5册,第597-598页。
(1)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第595页。
(2)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四《运象篇第四》,第146页。
(3)《云笈七籤》卷一百六《许迈真人传》,《道藏》第22册,第728页。
(4)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36页注(1)、第13、6、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