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同体:清末民初农村经济社会关系再认识——以毛泽东《寻乌调查》及寻乌方志史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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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百年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关系被简单定义为"阶级对立关系";然而,从社会发展视角解读《寻乌调查》及其相关史料,毛泽东认为很具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呈现的则是丰富而多元的经济社会关系:即生产经营中各阶层的经济博弈关系、日常生活中的社区互助关系、社会公共事业中的共享关系、守护乡土的社区自卫关系,总体上则是血缘地缘与亲情乡情浓厚、阶级分化不甚明显的社区共同体关系。它比之单一"阶级对立关系"的认识,更具社会包容性与解释力而接近中国传统农村的真实,也有助于纠正片面社会发展观的不足,从而丰富与坚定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性思维。
Over the past century,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s simply defined as the class antagonisms relationship. However,if it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survey on Xunwu( 寻乌) and its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we will found that the rural of Xunwu,onc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y Mao zedong,was presented with rich and diverse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se relations include the class economic game re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the mutual assistance relation of community in daily life,the sharing relation in the social and public utilities,and the community self-defense relations to protect home. The overall showing is featured by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of blood and geography with strong nostalgia and affection and in which class differentiation was not obvious.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conclusion such as " class antagonisms relationship",the present conclusion is obviously more socially inclusive,explanatory,and closer to the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reality. It is helpful to correc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one-sided view on developing,and will enrich and determine the rational thinking in today's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ver the past century,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s simply defined as the class antagonisms relationship. However,if it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survey on Xunwu( 寻乌) and its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we will found that the rural of Xunwu,onc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y Mao zedong,was presented with rich and diverse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se relations include the class economic game re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the mutual assistance relation of community in daily life,the sharing relation in the social and public utilities,and the community self-defense relations to protect home. The overall showing is featured by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of blood and geography with strong nostalgia and affection and in which class differentiation was not obvious.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conclusion such as " class antagonisms relationship",the present conclusion is obviously more socially inclusive,explanatory,and closer to the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reality. It is helpful to correc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one-sided view on developing,and will enrich and determine the rational thinking in today's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引文
1中国社科院李德顺教授在接受《理论动态》第1589期访谈时指出,后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误用,导致了偏激的“阶级斗争情结”和不加限制地主张“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甚至于“阶级斗争要斗一千年一万年”的倾向,都对过去的政治生活和关于阶级阶层问题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人民网:《在阶级和阶层问题上走出两极对立思维》,2005年7月2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51076/51079/3567380.html。
2 此方面的代表主要是“四人帮”,在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版)中,出于为阶级革命斗争制造舆论的需要,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一概而论地归结为阶级对立(抗)关系。参见汪海波:《略论社会主义直接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18页。另外,部分学者也主张用阶级对立的视角分析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强调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迫剥削(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上述观点或主张受到了黄敏兰、孟祥才等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孟祥才:《如何认识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问题》,《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温锐的相关研究,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论证说明单一阶级革命理论及其改革思维给赣南闽西边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温锐:《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八十年来赣南闽西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345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5、133、143 、144、144页。
1在当时的寻乌,塅田售价30—40元,典价20—25元;坑田售价20元,典价15元(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4页)。
2345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145、133 、135、146、145-146页。
7在军阀混战之际,“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7页)。
1“加三利”,月利三厘,借款每百元需支付年利三十六元;“加五利”,年利五分,借款每百元需支付年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借款每百元需支付年利一百二十元。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5页。
235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7、146-147、146页。
4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4页。
1由于在当时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有的转营商业,有的年老体弱坐吃山空,均不亲自参与农业生产,而多将其土地租佃给佃农耕种,自己坐取地租收入;同时,当时大量存在的公田也全部是租佃给佃户耕种。因而,当时大量公私土地都有赖于佃农的耕种。参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4页。
2“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40%,量租占60%,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50%左右”。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7页。
38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2、64页。
4丁弘:《“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交流文稿》(终刊号)2013年第8期。
5寻乌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全宗号1,寻乌县立中学基金会管理委员会赁耕字契1—6号。
6杨彦杰主编:《长汀县的宗族经济和民俗》,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1996年,第595页。
7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p.94.
9杨丽琼、温锐、赖晨:《苏区革命前后赣南闽西地租率再认识》,《古今农业》2009年第2期。
1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6-137页;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2杨丽琼、温锐、赖晨:《苏区革命前后赣南闽西地租率再认识》,《古今农业》2009年第2期。
345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65-66、66、91页。
123457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2-133、138、145-149、130、136、143页。
6温锐、游海华1996—2000年间在赣南闽西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
8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12568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154、84、124、129、133页。
3温锐、游海华1999年12月在寻乌县城陈亚魁家的实地调查访问。
4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见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辑,第52页。另参见《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章振乾的《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945.4-7)和温锐等于2000年夏天在长汀、上杭、武平、平远、焦岭、梅州等地农村的调研。
7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412页。
14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338-339、464页。
23589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0-161,111、120,111,44-45,45-46页。
610Cyril E.Bousfield,It Happened in China,Kentucky Ashland,Economy Printers,1970,p.77-78,27-29,31-32.
7寻乌古氏三修族谱理事会:《江西省寻乌县古氏三修族谱》,1998年,第80页。另参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3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12页。
1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8-110页;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363-364页。
2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7、106页。
4寻乌剑溪刘氏谱局:《彭城堂—剑溪刘氏族谱》,1995年仲春月二修谱,第21-22页。
5《赣州府志·经政·武事》(卷三十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版。
6《长宁县志》卷九,1961年影印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1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6、120-122、178页。
2可参见Cyril E.Bousfield,It Happened in China,Kentucky Ashland,Economy Printers,1970,P.58;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p.68;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3页。
3政协寻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寻乌文史资料》(第六辑),第8-24、72-73页。
4《长宁县志》卷九,1961年影印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5寻乌县水源乡乡志编写小组:《水源乡志》(手抄本),1986年,第278页。
1Cyril E.Bousfield,It Happened in China,Kentucky Ashland,Economy Printers,1970,p.58.
2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p.68.
3刘泽华、王连升:《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4毛泽东指出,当时的寻乌农村“卖妻鬻子”现象并不罕见,但“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本文仅讨论最具典型性或较通行的“卖奶子”,即“卖儿子”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寻乌农村还可能存在着“卖妻子”的现象,即家贫者、好吃懒做者或赌徒欠债无法偿还,则可能以妻子抵债。尽管该现象也导致了夫妻分离,与传统伦理纲常相背离。但需要看到的是,此举一方面可能使被卖的妻子获得相对更具保障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此种买卖(交易)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妻子的应允,否则买卖无法达成,即便勉强达成也难以维持,这体现了一定的自愿性。
5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
1毛泽东指出,“把奶子(儿子)变卖得些钱,一面可以还清债主的账,一面可以(解决一定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
2毛泽东:《寻乌调查》中说到,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77-78页。
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77页。
2 此方面的代表主要是“四人帮”,在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版)中,出于为阶级革命斗争制造舆论的需要,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一概而论地归结为阶级对立(抗)关系。参见汪海波:《略论社会主义直接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18页。另外,部分学者也主张用阶级对立的视角分析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强调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迫剥削(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上述观点或主张受到了黄敏兰、孟祥才等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孟祥才:《如何认识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问题》,《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温锐的相关研究,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论证说明单一阶级革命理论及其改革思维给赣南闽西边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温锐:《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八十年来赣南闽西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345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5、133、143 、144、144页。
1在当时的寻乌,塅田售价30—40元,典价20—25元;坑田售价20元,典价15元(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4页)。
2345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145、133 、135、146、145-146页。
7在军阀混战之际,“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7页)。
1“加三利”,月利三厘,借款每百元需支付年利三十六元;“加五利”,年利五分,借款每百元需支付年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借款每百元需支付年利一百二十元。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5页。
235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7、146-147、146页。
4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4页。
1由于在当时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有的转营商业,有的年老体弱坐吃山空,均不亲自参与农业生产,而多将其土地租佃给佃农耕种,自己坐取地租收入;同时,当时大量存在的公田也全部是租佃给佃户耕种。因而,当时大量公私土地都有赖于佃农的耕种。参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4页。
2“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40%,量租占60%,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50%左右”。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7页。
38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2、64页。
4丁弘:《“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交流文稿》(终刊号)2013年第8期。
5寻乌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全宗号1,寻乌县立中学基金会管理委员会赁耕字契1—6号。
6杨彦杰主编:《长汀县的宗族经济和民俗》,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1996年,第595页。
7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p.94.
9杨丽琼、温锐、赖晨:《苏区革命前后赣南闽西地租率再认识》,《古今农业》2009年第2期。
1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6-137页;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2杨丽琼、温锐、赖晨:《苏区革命前后赣南闽西地租率再认识》,《古今农业》2009年第2期。
345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65-66、66、91页。
123457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2-133、138、145-149、130、136、143页。
6温锐、游海华1996—2000年间在赣南闽西农村的实地调查访问记录。
8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12568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154、84、124、129、133页。
3温锐、游海华1999年12月在寻乌县城陈亚魁家的实地调查访问。
4李永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见武平县政协文史委编:《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辑,第52页。另参见《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章振乾的《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945.4-7)和温锐等于2000年夏天在长汀、上杭、武平、平远、焦岭、梅州等地农村的调研。
7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412页。
14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338-339、464页。
23589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0-161,111、120,111,44-45,45-46页。
610Cyril E.Bousfield,It Happened in China,Kentucky Ashland,Economy Printers,1970,p.77-78,27-29,31-32.
7寻乌古氏三修族谱理事会:《江西省寻乌县古氏三修族谱》,1998年,第80页。另参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3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12页。
1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8-110页;寻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363-364页。
2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7、106页。
4寻乌剑溪刘氏谱局:《彭城堂—剑溪刘氏族谱》,1995年仲春月二修谱,第21-22页。
5《赣州府志·经政·武事》(卷三十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版。
6《长宁县志》卷九,1961年影印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1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6、120-122、178页。
2可参见Cyril E.Bousfield,It Happened in China,Kentucky Ashland,Economy Printers,1970,P.58;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p.68;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3页。
3政协寻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寻乌文史资料》(第六辑),第8-24、72-73页。
4《长宁县志》卷九,1961年影印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5寻乌县水源乡乡志编写小组:《水源乡志》(手抄本),1986年,第278页。
1Cyril E.Bousfield,It Happened in China,Kentucky Ashland,Economy Printers,1970,p.58.
2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p.68.
3刘泽华、王连升:《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4毛泽东指出,当时的寻乌农村“卖妻鬻子”现象并不罕见,但“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本文仅讨论最具典型性或较通行的“卖奶子”,即“卖儿子”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寻乌农村还可能存在着“卖妻子”的现象,即家贫者、好吃懒做者或赌徒欠债无法偿还,则可能以妻子抵债。尽管该现象也导致了夫妻分离,与传统伦理纲常相背离。但需要看到的是,此举一方面可能使被卖的妻子获得相对更具保障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此种买卖(交易)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妻子的应允,否则买卖无法达成,即便勉强达成也难以维持,这体现了一定的自愿性。
5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
1毛泽东指出,“把奶子(儿子)变卖得些钱,一面可以还清债主的账,一面可以(解决一定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
2毛泽东:《寻乌调查》中说到,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77-78页。
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