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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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In the first year of Tianxing,Emperor Daowu finished the choice of capital city and its environ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eight princedoms(baguo,八国).The establishment of tribal districts called eight princedoms continued the inner logic of Northern Wei's founding strategy known as"tribal dispersion"(lisan zhubu,离散诸部)and"sub-soil settlement"(fentu dingju,分土定居).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zhou(司州)in the second year of Tianxing,planning of the capital city and its suburbs finally displayed its contour,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eight-trib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Sizhou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volved and developed.Till the period of Tianci,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Sizhou underwent a series of changes,which induced the eight tribes to break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inner capital city and outer capital city,and finally formed a new politic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eight tribes five hundred kilometers".Within the eight-tribe administrative regions,Emperor Daowu set up the official title that was equivalent to secretariat and chief in the tribal district.The new system of six senior ministers(liubu daren,六部大人)adhered to the system of eight princedoms.It upgraded the trib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quivalent to a province.Whereas,the interlinked political geographical process of eight-trib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Sizhou administrative regions created by Emperor Daowu simply vanish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ianxing,Emperor Daowu finished the choice of capital city and its environ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eight princedoms(baguo,八国).The establishment of tribal districts called eight princedoms continued the inner logic of Northern Wei's founding strategy known as"tribal dispersion"(lisan zhubu,离散诸部)and"sub-soil settlement"(fentu dingju,分土定居).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zhou(司州)in the second year of Tianxing,planning of the capital city and its suburbs finally displayed its contour,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eight-trib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Sizhou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volved and developed.Till the period of Tianci,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Sizhou underwent a series of changes,which induced the eight tribes to break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inner capital city and outer capital city,and finally formed a new politic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eight tribes five hundred kilometers".Within the eight-tribe administrative regions,Emperor Daowu set up the official title that was equivalent to secretariat and chief in the tribal district.The new system of six senior ministers(liubu daren,六部大人)adhered to the system of eight princedoms.It upgraded the trib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quivalent to a province.Whereas,the interlinked political geographical process of eight-trib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Sizhou administrative regions created by Emperor Daowu simply vanished.
引文
(1)高敏:《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第16页。
(2)田村实造:《北亚世界国家的类型》(田村实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国家の类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卷,1956年,第484页。
(3)谷川道雄:《拓跋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重组》(谷川道雄:《拓跋国家の展开と贵族制の再编》),《世界历史5:东亚世界的形成(2)》(世界历史5: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II),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212页。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洼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4)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第82页。严耀中将八国视为北魏前期“国之根本”,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川本芳昭认为八部制是北魏早期国家形态的根干,参见川本芳昭:《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版,第17页。
(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B,1997年第4版,第423页。
(6)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1号,1947年,第36页。山崎宏认为北魏代国时代的旧大人制分为三类:其一,部落酋长大人,附于部族名之后,如宇文部大人;其二,拓跋部重臣,亦有大人名号,如南部、北部大人;其三,拓跋皀在部落解散后,设置的“国务大臣”,即八部、六部大人。参见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上)》[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上)》],《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第9卷第5~6号,1947年,第169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2页。
(7)谷川氏又指出,八部制在北魏帝国化的过程中居于“过渡阶段”。参见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8页。
(1)冯君实认为“八部大人官之外还有所谓六部大人官”,参见冯君实:《试析北魏官制中的八座》,《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第21页。严耀中亦持此说,认为“六部与八部是北魏前期分部制中的并列二种编制”,且八部与六部的不同:其一“主要在于它们所属的部众成份有异”;其二分布区域不同,“六部”设置于畿内,“八部”设置于畿外(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37~45页),并将八部、六部视为北魏前期双重分部体制(严耀中:《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74页)。毋有江在论及“八部”与“六部”问题时,似亦采择此说,参见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第82页。明建似在严先生的研究之上有所推进,认为八国属司州政区内的分部制,在京畿政区内与州郡并行,而六部则或为统领尚书诸分曹的行政机构。参见明建:《北魏太和十二年前后平城司州的废而复置---以〈元苌墓志〉为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0年版,第59页。
(2)内田吟风氏将八国、六部的因袭关系置于八国制的崩溃中进行解读。参见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的地位》(内田吟风:《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の地位》),《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3号,1936年,第214~215页。持此观点的还有谷川道雄,参见氏文《拓跋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重组》(谷川道雄:《拓跋国家の展开と贵族制の再编》),第212页。谷川氏甚至认为太武帝时期的“四部”是部制政区的新形态,参见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8页。川本芳昭也认为部制政区经历了八部、六部到四部设置的变化,参见川本芳昭:《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第15页。严耀中虽未将八部、六部置于同一脉络中,却在六部大人与四部尚书之间同样建立起关系链条,认为“‘大人’变成‘尚书’,更主要的是意味着由国君直属的八部与外朝的尚书省平行变成尚书省隶属的一部分,从而正式纳入外朝的行政系统”(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46页)。
(3)严耀中认为“分部制是以不断的行政机构化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而延长它作为一种制度的寿命”,并将胡三省注推测的八部尚书与太武帝四部尚书相关联。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45、46页。
(4)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第37~39页。
(5)在三长制、均田制与定户籍的脉络下,学界对太和中改置州郡(包括司州)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考察,而司州政区州郡结构的变化、部落政区的废止,皆是学界在此脉络下旨在解明的问题。马志强等认为在太和十年“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政策下,司州析置三州,鲜卑部民纳入州郡系统,导致道武帝以来的八国政区消亡。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87~88页。侯旭东认为部落民的编民化、废止部落管理体制代之以郡县体制,均处于同一脉络中。参见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3页。在此脉络中,明建据《元苌墓志》认为在编定户籍的局势下,“改代都平城俟勤曹,创立司州”意味着部落政区管理模式大体结束,归入州郡体制之中。参见明建:《北魏太和十二年前后平城司州的废而复置---以〈元苌墓志〉为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59页。相关联的研究,亦见于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9~30页。
(6)谷川道雄曾指出军镇体制对部制政区的作用以及“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八国随着时代的推移渐渐缩小”,太武帝以后“实质上业已消失”。参见谷川道雄:《拓跋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重组》(谷川道雄:《拓跋国家の展开と贵族制の再编》),第215页;氏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8页。
(7)川本芳昭:《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第17页。
(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1)部落大人对所属诸部的统辖权并不稳固,甚至不能直接干涉诸部事务,这种现象当与部落大人是否带官号或爵号直接相关。“部落联盟大人不干涉各部落或牧团内部的事。”(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26~228页)
(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61页。
(3)分部统领,分民而治,其统四方诸部者称“大人”。昭成帝分国为南北部“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献明帝沿袭此制,南部大人统摄水流域的鲜卑部民。魏收:《魏书》卷一《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页。
(4)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2页。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591页。
(6)严耕望综合《官氏志》与《食货志》的记载,提出八国位于畿内的观点,并对《食货志》载“其外四方四维”提出质疑。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2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九月条,第3681页。
(8)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第38页。严耀中推测胡注非凭空之说,并将六部中的天部比附于左部,似乎忽略了八部之中本有天部。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37页。
(9)严耀中:《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考论》,第169~170页。严氏亦认为胡注八部中的后四部可能置于天兴以后,但未细致考察天部大人、国部大人之号。
(10)魏收:《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丑善传》,第676页。
(11)魏收:《魏书》卷三三《张蒲传》,第779页。张蒲“颇涉文史”,与天部大人崔宏皆非部落系统出身。
(12)献明皇后贺氏之父贺野干为东部大人,领贺兰部,居濡源一带。魏收:《魏书》卷一三《皇后·献明皇后贺氏传》,第324页。
(13)魏收:《魏书》卷二六《尉古真传附诺传》,第656页。严耀中认为拓跋诸部所在的中部,为国部。参见严耀中:《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考论》,第167页。
(14)毋有江采信胡注说法,将八国各区视为郡级区划。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第82页。据何浑地汗“例亚州牧”以及严耕望氏所考领民酋长“地位仅亚于州刺史”[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48页],八国的地位当在郡县之上。牟发松先生认为“何浑地汗”即领民酋长,而“例亚州牧”则相当于郡守。参见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附篇”《十六国北朝特殊政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1077页。
(15)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
(1)魏收:《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0页。
(2)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772页中栏。《魏书·地形志》作“天兴中”(魏收:《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97页),但雁门郡并入司州的时间亦被记为“天兴中”,难断先后,故从徐氏观点,以天兴二年为断。又《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将司州设置时间断为天兴元年(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456~458页),误,所考司州初置时的领郡亦误。
(3)《水经注》载:“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3页)
(4)晋咸宁元年(275年)《句注碑》。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代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2页。
(5)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即泰常八年,明元帝至参合陂,其后参合城置县“仍属代郡”。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97页。
(6)马志强等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认为“其外四方四维”当为大同盆地周围山区河谷地带。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4页。
(7)内田吟风将“八部大夫”与“八部帅”视为同一体。山崎宏对此说进行了商榷,认为职掌不同。参见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第37~38页。谷川道雄指出八部帅与八部大人“能否视为同一件事,存在两种说法,不能统一”,见氏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107页。冯君实认为“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一回事”,“八部帅也泛称为国部大人”,见氏著:《试析北魏官制中的八座》,第21页。本文倾向于八部大人、八部帅属于不同的官号:其一,二者分别设置于天兴元年八月、十二月,属于先后异时之制;其二,鲜卑部落体制中,已存在部落大人、部落帅的等级之别,前文所举贺兰部大人、贺兰部之下的次等部落帅可作为例证。
(8)(10)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2~43、41页。
(9)魏收:《魏书》卷一○五《天象志》,第2392页。
(11)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附道固传》,第630页。阴馆西南的平齐郡位于桑干河上游,平城至阴馆,当在二百余里以内。
(12)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6页。
(13)马志强等讨论了道武帝时期的平城区划,但其观点与所据史料颇有可商榷之处。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89页。
(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灵州”条,第409页。本文主要讨论东、西两至,“西至河”暂置不论。其“北至五原”,马志强等提出了商榷,认为“去畿陂”应是司州北界之一,随着六镇的建立,司州北界南缩。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87页。限于史料,本文不对“北至五原”另行考察。
(2)“中山隘门塞”的可信度问题,是马志强等失察之处。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毋有江似未质疑《元和志》的记载问题,参见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第54、79~80页。
(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蔚州”条,第406页。
(4)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一“誆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784~785页。
(5)《太平寰宇记》亦持东南十五里之说。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五一“河东道·蔚州”条,第1063页。《山西通志》亦持灵丘县东南的说法,只是记为“二十里”。康熙《山西通志》卷五“山川下·大同府”条,《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山西),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考《水经注》“誆水”条,誆水出隘门塞又历南山,有《御射石碑》,此与《魏书·高宗纪》所载和平二年三月文成帝经灵丘县南山“刊石勒铭”符合。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一“誆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784~785页。魏收:《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9页。文成帝射台在灵丘县南十八里,见上引《太平寰宇记》同卷第1064页。
(6)魏收:《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2~2853页。
(7)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843页。
(8)魏收:《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上》,第2475页。
(9)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将雁门郡划入司州,也可控制经阴馆过雁门关、南通太原的交通路线,雁门关位于平城与关中、河北的交通干线之上。参见该书第173页。
(1)魏收:《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43页。
(2)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42页。
(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46页。顾祖禹认为至羽健孙代勤,已自北秀容徙居南秀荣矣。尔朱氏徙居南秀荣,当在太武帝朝。
(4)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45页。
(5)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五一“河东道·朔州”条,第1069页。
(6)“隆安二年拓跋皀以秀容川部长尔朱羽健从攻晋阳、中山有功,环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是也。”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朔州”条,第2037页。清人徐文范亦持此断,参见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6772页上栏。
(7)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六“汾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429页。顾祖禹认为秀容护军位于南秀容,“徙北秀容之人居之”。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忻州”条,第1845页。但是将秀容护军之设至于永兴二年置秀容郡之后,且与秀容县并立,误。
(8)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朔州”条,第2037页。
(9)侯旭东指出“北魏早年为监督秀容胡人而立秀容护军”,在护军管理体制下存在大量的胡族部落大人、酋大以及其他类型的护军僚佐。参见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第104、103页。
(10)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3页。
(11)魏收:《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73页。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45页。牟发松:《北魏军镇考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67页。
(12)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6778、6779页上栏。徐文范曰,永兴二年“置秀容、肆卢二郡于新兴”。案永石郡,不见于《魏书》。
(1)(2)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第1036页。
(3)相关研究参见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63页。
(4)肆卢镇的设置,即在部制政区所离散部落、“皆同编户”基础上建立“不附州郡户籍”的部落城民。参见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0页。
(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2页。
(6)“代西部”即“代郡西部”,直江直子推测“代西部”“可能指的正是属于八国当中一部分的‘西部’”。直江直子著,李凭译:《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第107页。
(7)魏收:《魏书》卷二八《庾岳传》,第684、685页。
(8)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
(9)李延寿:《北史》卷六一《叱列伏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82页。
(10)李延寿:《北史》卷五四《库狄干传》,第1956页。
(11)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198页。马志强等疑为云中(今和林格尔)以南山区,但根据不明。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
(12)《赛思颠窟铭》。孙刚:《河北唐县“赛思颠窟”》,《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第31~32页。刘师培:《北齐道能造像记拓本跋》,氏著:《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4页。宋燕鹏:《由一通摩崖窟碑记看北朝库狄氏的起源及其早期活动》,《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第18~20页。
(13)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0页。
(14)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第1036页。前田氏认为“五十里”当为“五百里”之误,见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22页。本文据此补正。
(1)马志强等认为“畿内之田”只能目为“北魏初期的代郡行政区划”以及“计口受田”的区域。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4页。
(2)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4页。
(3)洼添氏据此断定八国是异于郡县制的特殊政区。洼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1页。
(4)“八国与郡并列,表明州郡制行政区划在司州内部推行得并不彻底。”毋有江:《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见氏著:《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注(5)。
(5)道武帝迁都平城后的大规模移民,详见李凭:《拓跋皀与雁北的开发》,《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第72~74页。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1~67、87页。亦可参阅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547页。
(6)魏收:《魏书》卷二八《和跋传》,第681~682页。
(7)天兴六年(403年)七月“魏主皀北巡,作离宫于豺山”。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七月戊子条,第3550页。东晋元兴元年(402年),即天兴五年,柔然南侵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明年魏主皀筑豺山宫于此”。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52页。
(8)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94~95页。
(9)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3页。
(10)马志强等认为善无以西的和跋、庾氏部族位于八国政区之内,符合“八部五百里内”的道里原则。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
(1)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第1036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八,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三月条,第3104页。
(3)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6772页上栏。
(4)(7)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866、863页。
(5)魏收:《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第390页。
(6)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863页。《地形志》“恒州”条记东安阳,属代郡。魏收:《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98页。
(8)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附泥传》,第1813页。
(9)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第1812页。田余庆先生指出,登国年间离散贺兰部、独孤部“是北魏帝业的标志”。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页。
(10)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的地位》(内田吟风:《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の地位》),第213页。
(11)冯君实认为八国不再是部落地域划分,“而是仅仅实行于拓跋部的依地域划分的政权机构”。冯君实:《试析北魏官制中的八座》,第20页。
(12)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第1812页。
(13)侯旭东:《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14)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3页。
(1)严先生亦认为八部大人之设必不统于司州。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3页。
(2)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5页。
(3)冯君实、严耀中、毋有江在论及“八部”与“六部”时,皆判定二者并立。若该说法成立,则明元帝时并存的两个天部或东部大人官,便互相抵牾。所以本文比较认同内田吟风、山崎宏、川本芳昭等人的观点,即八部与六部一脉沿袭。
(4)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的地位》(内田吟风:《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の地位》),第214页。但是似乎找不到内田氏将四部尚书与六部大人建立关联的证据。内田氏讨论八国制成立与崩溃的关注点在于,北魏“北族系贵族”成立、沉沦与“汉人重用主义”。
(5)北魏早期的政治秩序由“爵本位”构建,爵制是北魏前期“北族政治体从部落联盟走向官僚制国家的一条快捷方式”。参见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8~49页。
(6)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第623页。同书卷二九《奚斤传》,第698页。
(7)(9)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1、52页。
(8)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0页。
(10)侯旭东认为部落民的编户化不仅意味着部民纳入郡县系统,而且其生活结构亦变化巨大。参见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第113页。然考证前引史料,六部民虽然已经编户化,但仍隶属于六部大人管理,并未纳入司州郡县系统,这或许是侯氏忽略的问题。
(11)洼添庆文氏推断“六部可能是天兴中八部的后身,由六部大人统率“。洼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1页。
(2)田村实造:《北亚世界国家的类型》(田村实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国家の类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卷,1956年,第484页。
(3)谷川道雄:《拓跋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重组》(谷川道雄:《拓跋国家の展开と贵族制の再编》),《世界历史5:东亚世界的形成(2)》(世界历史5: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II),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212页。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洼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4)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第82页。严耀中将八国视为北魏前期“国之根本”,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川本芳昭认为八部制是北魏早期国家形态的根干,参见川本芳昭:《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版,第17页。
(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B,1997年第4版,第423页。
(6)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1号,1947年,第36页。山崎宏认为北魏代国时代的旧大人制分为三类:其一,部落酋长大人,附于部族名之后,如宇文部大人;其二,拓跋部重臣,亦有大人名号,如南部、北部大人;其三,拓跋皀在部落解散后,设置的“国务大臣”,即八部、六部大人。参见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上)》[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上)》],《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第9卷第5~6号,1947年,第169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2页。
(7)谷川氏又指出,八部制在北魏帝国化的过程中居于“过渡阶段”。参见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8页。
(1)冯君实认为“八部大人官之外还有所谓六部大人官”,参见冯君实:《试析北魏官制中的八座》,《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第21页。严耀中亦持此说,认为“六部与八部是北魏前期分部制中的并列二种编制”,且八部与六部的不同:其一“主要在于它们所属的部众成份有异”;其二分布区域不同,“六部”设置于畿内,“八部”设置于畿外(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37~45页),并将八部、六部视为北魏前期双重分部体制(严耀中:《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74页)。毋有江在论及“八部”与“六部”问题时,似亦采择此说,参见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第82页。明建似在严先生的研究之上有所推进,认为八国属司州政区内的分部制,在京畿政区内与州郡并行,而六部则或为统领尚书诸分曹的行政机构。参见明建:《北魏太和十二年前后平城司州的废而复置---以〈元苌墓志〉为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0年版,第59页。
(2)内田吟风氏将八国、六部的因袭关系置于八国制的崩溃中进行解读。参见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的地位》(内田吟风:《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の地位》),《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3号,1936年,第214~215页。持此观点的还有谷川道雄,参见氏文《拓跋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重组》(谷川道雄:《拓跋国家の展开と贵族制の再编》),第212页。谷川氏甚至认为太武帝时期的“四部”是部制政区的新形态,参见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8页。川本芳昭也认为部制政区经历了八部、六部到四部设置的变化,参见川本芳昭:《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第15页。严耀中虽未将八部、六部置于同一脉络中,却在六部大人与四部尚书之间同样建立起关系链条,认为“‘大人’变成‘尚书’,更主要的是意味着由国君直属的八部与外朝的尚书省平行变成尚书省隶属的一部分,从而正式纳入外朝的行政系统”(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46页)。
(3)严耀中认为“分部制是以不断的行政机构化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而延长它作为一种制度的寿命”,并将胡三省注推测的八部尚书与太武帝四部尚书相关联。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45、46页。
(4)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第37~39页。
(5)在三长制、均田制与定户籍的脉络下,学界对太和中改置州郡(包括司州)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考察,而司州政区州郡结构的变化、部落政区的废止,皆是学界在此脉络下旨在解明的问题。马志强等认为在太和十年“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政策下,司州析置三州,鲜卑部民纳入州郡系统,导致道武帝以来的八国政区消亡。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87~88页。侯旭东认为部落民的编民化、废止部落管理体制代之以郡县体制,均处于同一脉络中。参见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3页。在此脉络中,明建据《元苌墓志》认为在编定户籍的局势下,“改代都平城俟勤曹,创立司州”意味着部落政区管理模式大体结束,归入州郡体制之中。参见明建:《北魏太和十二年前后平城司州的废而复置---以〈元苌墓志〉为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59页。相关联的研究,亦见于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9~30页。
(6)谷川道雄曾指出军镇体制对部制政区的作用以及“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八国随着时代的推移渐渐缩小”,太武帝以后“实质上业已消失”。参见谷川道雄:《拓跋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重组》(谷川道雄:《拓跋国家の展开と贵族制の再编》),第215页;氏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8页。
(7)川本芳昭:《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第17页。
(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1)部落大人对所属诸部的统辖权并不稳固,甚至不能直接干涉诸部事务,这种现象当与部落大人是否带官号或爵号直接相关。“部落联盟大人不干涉各部落或牧团内部的事。”(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26~228页)
(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61页。
(3)分部统领,分民而治,其统四方诸部者称“大人”。昭成帝分国为南北部“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献明帝沿袭此制,南部大人统摄水流域的鲜卑部民。魏收:《魏书》卷一《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页。
(4)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2页。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591页。
(6)严耕望综合《官氏志》与《食货志》的记载,提出八国位于畿内的观点,并对《食货志》载“其外四方四维”提出质疑。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2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九月条,第3681页。
(8)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第38页。严耀中推测胡注非凭空之说,并将六部中的天部比附于左部,似乎忽略了八部之中本有天部。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37页。
(9)严耀中:《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考论》,第169~170页。严氏亦认为胡注八部中的后四部可能置于天兴以后,但未细致考察天部大人、国部大人之号。
(10)魏收:《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丑善传》,第676页。
(11)魏收:《魏书》卷三三《张蒲传》,第779页。张蒲“颇涉文史”,与天部大人崔宏皆非部落系统出身。
(12)献明皇后贺氏之父贺野干为东部大人,领贺兰部,居濡源一带。魏收:《魏书》卷一三《皇后·献明皇后贺氏传》,第324页。
(13)魏收:《魏书》卷二六《尉古真传附诺传》,第656页。严耀中认为拓跋诸部所在的中部,为国部。参见严耀中:《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考论》,第167页。
(14)毋有江采信胡注说法,将八国各区视为郡级区划。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第82页。据何浑地汗“例亚州牧”以及严耕望氏所考领民酋长“地位仅亚于州刺史”[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48页],八国的地位当在郡县之上。牟发松先生认为“何浑地汗”即领民酋长,而“例亚州牧”则相当于郡守。参见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附篇”《十六国北朝特殊政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1077页。
(15)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
(1)魏收:《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0页。
(2)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772页中栏。《魏书·地形志》作“天兴中”(魏收:《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97页),但雁门郡并入司州的时间亦被记为“天兴中”,难断先后,故从徐氏观点,以天兴二年为断。又《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将司州设置时间断为天兴元年(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456~458页),误,所考司州初置时的领郡亦误。
(3)《水经注》载:“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3页)
(4)晋咸宁元年(275年)《句注碑》。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代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2页。
(5)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即泰常八年,明元帝至参合陂,其后参合城置县“仍属代郡”。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97页。
(6)马志强等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认为“其外四方四维”当为大同盆地周围山区河谷地带。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4页。
(7)内田吟风将“八部大夫”与“八部帅”视为同一体。山崎宏对此说进行了商榷,认为职掌不同。参见山崎宏:《就任北魏的大人官(下)》[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下)》],第37~38页。谷川道雄指出八部帅与八部大人“能否视为同一件事,存在两种说法,不能统一”,见氏著,李济仓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107页。冯君实认为“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一回事”,“八部帅也泛称为国部大人”,见氏著:《试析北魏官制中的八座》,第21页。本文倾向于八部大人、八部帅属于不同的官号:其一,二者分别设置于天兴元年八月、十二月,属于先后异时之制;其二,鲜卑部落体制中,已存在部落大人、部落帅的等级之别,前文所举贺兰部大人、贺兰部之下的次等部落帅可作为例证。
(8)(10)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2~43、41页。
(9)魏收:《魏书》卷一○五《天象志》,第2392页。
(11)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附道固传》,第630页。阴馆西南的平齐郡位于桑干河上游,平城至阴馆,当在二百余里以内。
(12)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6页。
(13)马志强等讨论了道武帝时期的平城区划,但其观点与所据史料颇有可商榷之处。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89页。
(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灵州”条,第409页。本文主要讨论东、西两至,“西至河”暂置不论。其“北至五原”,马志强等提出了商榷,认为“去畿陂”应是司州北界之一,随着六镇的建立,司州北界南缩。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87页。限于史料,本文不对“北至五原”另行考察。
(2)“中山隘门塞”的可信度问题,是马志强等失察之处。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毋有江似未质疑《元和志》的记载问题,参见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第54、79~80页。
(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蔚州”条,第406页。
(4)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一“誆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784~785页。
(5)《太平寰宇记》亦持东南十五里之说。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五一“河东道·蔚州”条,第1063页。《山西通志》亦持灵丘县东南的说法,只是记为“二十里”。康熙《山西通志》卷五“山川下·大同府”条,《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山西),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考《水经注》“誆水”条,誆水出隘门塞又历南山,有《御射石碑》,此与《魏书·高宗纪》所载和平二年三月文成帝经灵丘县南山“刊石勒铭”符合。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一“誆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784~785页。魏收:《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9页。文成帝射台在灵丘县南十八里,见上引《太平寰宇记》同卷第1064页。
(6)魏收:《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2~2853页。
(7)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843页。
(8)魏收:《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上》,第2475页。
(9)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将雁门郡划入司州,也可控制经阴馆过雁门关、南通太原的交通路线,雁门关位于平城与关中、河北的交通干线之上。参见该书第173页。
(1)魏收:《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43页。
(2)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42页。
(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46页。顾祖禹认为至羽健孙代勤,已自北秀容徙居南秀荣矣。尔朱氏徙居南秀荣,当在太武帝朝。
(4)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45页。
(5)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五一“河东道·朔州”条,第1069页。
(6)“隆安二年拓跋皀以秀容川部长尔朱羽健从攻晋阳、中山有功,环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是也。”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朔州”条,第2037页。清人徐文范亦持此断,参见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6772页上栏。
(7)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六“汾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429页。顾祖禹认为秀容护军位于南秀容,“徙北秀容之人居之”。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忻州”条,第1845页。但是将秀容护军之设至于永兴二年置秀容郡之后,且与秀容县并立,误。
(8)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朔州”条,第2037页。
(9)侯旭东指出“北魏早年为监督秀容胡人而立秀容护军”,在护军管理体制下存在大量的胡族部落大人、酋大以及其他类型的护军僚佐。参见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第104、103页。
(10)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3页。
(11)魏收:《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73页。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45页。牟发松:《北魏军镇考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67页。
(12)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6778、6779页上栏。徐文范曰,永兴二年“置秀容、肆卢二郡于新兴”。案永石郡,不见于《魏书》。
(1)(2)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第1036页。
(3)相关研究参见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63页。
(4)肆卢镇的设置,即在部制政区所离散部落、“皆同编户”基础上建立“不附州郡户籍”的部落城民。参见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0页。
(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2页。
(6)“代西部”即“代郡西部”,直江直子推测“代西部”“可能指的正是属于八国当中一部分的‘西部’”。直江直子著,李凭译:《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第107页。
(7)魏收:《魏书》卷二八《庾岳传》,第684、685页。
(8)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
(9)李延寿:《北史》卷六一《叱列伏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82页。
(10)李延寿:《北史》卷五四《库狄干传》,第1956页。
(11)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198页。马志强等疑为云中(今和林格尔)以南山区,但根据不明。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
(12)《赛思颠窟铭》。孙刚:《河北唐县“赛思颠窟”》,《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第31~32页。刘师培:《北齐道能造像记拓本跋》,氏著:《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4页。宋燕鹏:《由一通摩崖窟碑记看北朝库狄氏的起源及其早期活动》,《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第18~20页。
(13)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0页。
(14)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第1036页。前田氏认为“五十里”当为“五百里”之误,见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22页。本文据此补正。
(1)马志强等认为“畿内之田”只能目为“北魏初期的代郡行政区划”以及“计口受田”的区域。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4页。
(2)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4页。
(3)洼添氏据此断定八国是异于郡县制的特殊政区。洼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1页。
(4)“八国与郡并列,表明州郡制行政区划在司州内部推行得并不彻底。”毋有江:《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见氏著:《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注(5)。
(5)道武帝迁都平城后的大规模移民,详见李凭:《拓跋皀与雁北的开发》,《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第72~74页。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1~67、87页。亦可参阅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547页。
(6)魏收:《魏书》卷二八《和跋传》,第681~682页。
(7)天兴六年(403年)七月“魏主皀北巡,作离宫于豺山”。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七月戊子条,第3550页。东晋元兴元年(402年),即天兴五年,柔然南侵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明年魏主皀筑豺山宫于此”。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山西·太原府代州”条,第1852页。
(8)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94~95页。
(9)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3页。
(10)马志强等认为善无以西的和跋、庾氏部族位于八国政区之内,符合“八部五百里内”的道里原则。参见马志强、张焯:《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第85页。
(1)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云中”条,第1036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八,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三月条,第3104页。
(3)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6772页上栏。
(4)(7)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866、863页。
(5)魏收:《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第390页。
(6)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863页。《地形志》“恒州”条记东安阳,属代郡。魏收:《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98页。
(8)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附泥传》,第1813页。
(9)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第1812页。田余庆先生指出,登国年间离散贺兰部、独孤部“是北魏帝业的标志”。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页。
(10)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的地位》(内田吟风:《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の地位》),第213页。
(11)冯君实认为八国不再是部落地域划分,“而是仅仅实行于拓跋部的依地域划分的政权机构”。冯君实:《试析北魏官制中的八座》,第20页。
(12)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第1812页。
(13)侯旭东:《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14)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3页。
(1)严先生亦认为八部大人之设必不统于司州。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423页。
(2)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5页。
(3)冯君实、严耀中、毋有江在论及“八部”与“六部”时,皆判定二者并立。若该说法成立,则明元帝时并存的两个天部或东部大人官,便互相抵牾。所以本文比较认同内田吟风、山崎宏、川本芳昭等人的观点,即八部与六部一脉沿袭。
(4)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的地位》(内田吟风:《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の地位》),第214页。但是似乎找不到内田氏将四部尚书与六部大人建立关联的证据。内田氏讨论八国制成立与崩溃的关注点在于,北魏“北族系贵族”成立、沉沦与“汉人重用主义”。
(5)北魏早期的政治秩序由“爵本位”构建,爵制是北魏前期“北族政治体从部落联盟走向官僚制国家的一条快捷方式”。参见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8~49页。
(6)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第623页。同书卷二九《奚斤传》,第698页。
(7)(9)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1、52页。
(8)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0页。
(10)侯旭东认为部落民的编户化不仅意味着部民纳入郡县系统,而且其生活结构亦变化巨大。参见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第113页。然考证前引史料,六部民虽然已经编户化,但仍隶属于六部大人管理,并未纳入司州郡县系统,这或许是侯氏忽略的问题。
(11)洼添庆文氏推断“六部可能是天兴中八部的后身,由六部大人统率“。洼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