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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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梁漱溟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但其人生史却与同时代的社会学人有着一些微妙的交集,其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著述和实践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乃至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例,梁漱溟与他们之间均存在着遇合、关联与对话。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既与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形成对张,也与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考察构成互补。其次,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研究既与潘光旦在其儒家社会思想论述中重建"人的研究"的努力相契合,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反思。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循着晚年费孝通的思路,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心与人生。
Liang Shuming never regarded himself as a sociologist,but he had some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intersections with some sociologists among his life. His narration and practice about "China problem"and "life problem"mutually reflects with four contemporary sociologists. Towards"China problem",Lia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not only contradicts Tao Menghe's sociological study of urban working class,but also complements Yang Kaidao's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of rural conventions. Towards "life problem",Liang's study on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coincides with Pan Guangdan's efforts to reconstruct "human research"by Confucian social thoughts,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s Fei Xiaotong's reflection 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to understand Liang'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sociolgy comprehensively,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Lia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and exte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but also redisc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s cultural theory and life view.
Liang Shuming never regarded himself as a sociologist,but he had some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intersections with some sociologists among his life. His narration and practice about "China problem"and "life problem"mutually reflects with four contemporary sociologists. Towards"China problem",Lia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not only contradicts Tao Menghe's sociological study of urban working class,but also complements Yang Kaidao's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of rural conventions. Towards "life problem",Liang's study on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coincides with Pan Guangdan's efforts to reconstruct "human research"by Confucian social thoughts,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s Fei Xiaotong's reflection 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to understand Liang'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sociolgy comprehensively,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Lia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and exte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but also redisc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s cultural theory and life view.
引文
①例如,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第9章,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②熊春文:《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社会》2007年第3期;吴飞:《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杨清媚:《制度与人心——重温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群言》2015年第3期;吴忠伟:《“内”观与“他者”的目光——梁漱溟、费孝通对“乡村建设”中“礼俗”的不同理解》,《江海学刊》2017年第4期。
④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⑥⑦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57～358、360页。
⑧梁漱溟曾如此批评胡适:“先生……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错误,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错认,所以我们非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怎样一种结构,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⑨⑩(11)(23)(25)(26)(27)(7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329～330、329、289、334、33、334、292页。
(12)(18)(9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13)以《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为例,梁漱溟在书中就曾经援引了陶孟和的译著《社会进化史》、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及其译著《文化变迁》、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潘光旦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人文史观》以及严复的群学译述。
(14)参见罗志田《文化的眼光:梁漱溟认识取向的特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5)“倒影”一说借用了干春松在讨论康有为时的提法,参见干春松《导言康有为与现代中国》,载《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页。
(16)(68)费孝通:《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载《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
(17)费孝通对梁漱溟的理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参见张浩对此所做的细致梳理。参见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中国社会学会2018年年会会议论文。
(19)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积水潭。父亲的死对于梁漱溟产生了巨大影响。梁济生前对梁漱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一问题本身其实已经包含“世道”与“人心”两个层面。梁漱溟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不断探索,正是在用自己的努力来回答父亲的问题。
(20)本文如此处理,并不表明这四位学者都仅仅只在“中国问题”或“人生问题”的单一维度上与梁漱溟存在交集。以费孝通为例,就中国问题而言,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路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自然有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但恰恰因为已有大量研究论及这一点,因此在本文中则从略。此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正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即便在“人生问题”上讨论梁漱溟与费孝通之关联,也必然会牵涉两人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
(21)陶孟和:《论自杀》,载《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2)梁漱溟:《答陈仲甫先生书》,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549页。
(24)参见闻翔《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28)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9)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页。
(30)(63)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3、180页。
(31)(43)杨开道:《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农业周报》1929年第1～3、6、9～11期。
(32)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李景汉虽然参与了著名的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但其更多的是以社会调查者与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的。
(33)(34)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页。
(35)参见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载《思想与社会》第七辑《教育与现代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36)杨开道:《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民间(北平)》1935年第2卷第1期。
(37)杨开道:《农村社会学在中国大学的讲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0年第6卷第2期。关于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理路,亦可参见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8)(39)(40)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703、611页。
(41)杨开道:《农村自治》,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3页。
(42)参见侯俊丹《乡约改造与专家治理》,《学术交流》2016年第2期。
(44)当然,这也与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传统与理念有关。
(45)梁漱溟在晚年回忆乡村建设运动时,曾提到除了山东的乡村建设之外,当时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三处,包括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以及昆山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中并未包含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梁漱溟:《附录二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载《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46)“现在国内留心研究民族品性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从优生学上来用心的潘光旦先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47)(58)《梁漱溟致田镐》,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1、431页。
(48)(49)(50)(51)潘光旦:《论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载《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11、10页。
(52)(53)潘光旦:《“伦”有二义——说“伦”之二》,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258页。
(54)潘光旦:《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55)参见杭苏红《性爱、家庭与民族:潘光旦新家制的内在理路》,《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56)潘光旦:《工与中国文化》,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5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9)潘光旦:《谈中国的社会学》,载《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
(60)潘光旦:《潘光旦日记》,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61)潘光旦:《纪念孔子与做人》,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页。
(62)梁漱溟:《东方学术之根本》,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64)梁漱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65)费孝通:《推己及人》,《读书》1992年第12期。
(66)(82)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38、147页。
(67)(81)费孝通:《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群言》1988年第9期。
(69)1933年本科毕业的暑假,费孝通曾到山东短暂参与乡村建设。但这段经历并没有对其产生太大影响。此外,他对燕大自身的清河调查亦有所批评,认为“太肤浅,解决不了出路”,参见费孝通《留英记》,载《芳草天涯: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70)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载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7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72)(76)杨清媚:《制度与人心——重温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群言》2015年第3期。
(73)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社会》2015年第1期。
(75)费孝通:《再论双轨政治》,载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77)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读书》1990年第10期。
(78)对费孝通晚年“文化转向”的分析,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79)(80)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83)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84)参见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社会》2015年第1期。
(85)正因为如此,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强调的是“梁漱溟先生早年的论述”对其文化自觉的启发,而并非梁漱溟自己所最重视的、视为其最重要学术遗产的《人心与人生》。相较于其早年著述中对中国文化精神以及中西文明分际的阐发,《人心与人生》更倾向于讨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即普遍人性。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基于对自身文明体认的中国人的自觉。
(86)“最后的儒家”与“最后的绅士”分别是艾恺与杨清媚在其著作中对梁漱溟和费孝通的盖棺论定。参见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87)梁漱溟:《重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槐坛讲演之一段〉两文的前言》(1930年),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88)参见罗志田《直觉与分析:民初两种认识取向的紧张——侧重梁漱溟和屠孝实》,《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9)梁漱溟:《中西学术之不同》,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91)周飞舟以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说为起点,提出从“行动伦理”入手来研究中国的关系社会,或可视为在这个意义上为社会学开拓新路的一个尝试。参见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②熊春文:《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社会》2007年第3期;吴飞:《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杨清媚:《制度与人心——重温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群言》2015年第3期;吴忠伟:《“内”观与“他者”的目光——梁漱溟、费孝通对“乡村建设”中“礼俗”的不同理解》,《江海学刊》2017年第4期。
④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⑥⑦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57～358、360页。
⑧梁漱溟曾如此批评胡适:“先生……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错误,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错认,所以我们非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怎样一种结构,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⑨⑩(11)(23)(25)(26)(27)(7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329～330、329、289、334、33、334、292页。
(12)(18)(9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13)以《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为例,梁漱溟在书中就曾经援引了陶孟和的译著《社会进化史》、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及其译著《文化变迁》、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潘光旦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人文史观》以及严复的群学译述。
(14)参见罗志田《文化的眼光:梁漱溟认识取向的特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5)“倒影”一说借用了干春松在讨论康有为时的提法,参见干春松《导言康有为与现代中国》,载《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页。
(16)(68)费孝通:《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载《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
(17)费孝通对梁漱溟的理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参见张浩对此所做的细致梳理。参见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中国社会学会2018年年会会议论文。
(19)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积水潭。父亲的死对于梁漱溟产生了巨大影响。梁济生前对梁漱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一问题本身其实已经包含“世道”与“人心”两个层面。梁漱溟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不断探索,正是在用自己的努力来回答父亲的问题。
(20)本文如此处理,并不表明这四位学者都仅仅只在“中国问题”或“人生问题”的单一维度上与梁漱溟存在交集。以费孝通为例,就中国问题而言,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路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自然有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但恰恰因为已有大量研究论及这一点,因此在本文中则从略。此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正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即便在“人生问题”上讨论梁漱溟与费孝通之关联,也必然会牵涉两人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
(21)陶孟和:《论自杀》,载《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2)梁漱溟:《答陈仲甫先生书》,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549页。
(24)参见闻翔《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28)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9)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页。
(30)(63)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3、180页。
(31)(43)杨开道:《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农业周报》1929年第1～3、6、9～11期。
(32)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李景汉虽然参与了著名的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但其更多的是以社会调查者与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的。
(33)(34)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页。
(35)参见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载《思想与社会》第七辑《教育与现代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36)杨开道:《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民间(北平)》1935年第2卷第1期。
(37)杨开道:《农村社会学在中国大学的讲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0年第6卷第2期。关于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理路,亦可参见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8)(39)(40)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703、611页。
(41)杨开道:《农村自治》,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3页。
(42)参见侯俊丹《乡约改造与专家治理》,《学术交流》2016年第2期。
(44)当然,这也与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传统与理念有关。
(45)梁漱溟在晚年回忆乡村建设运动时,曾提到除了山东的乡村建设之外,当时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三处,包括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以及昆山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中并未包含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梁漱溟:《附录二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载《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46)“现在国内留心研究民族品性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从优生学上来用心的潘光旦先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47)(58)《梁漱溟致田镐》,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1、431页。
(48)(49)(50)(51)潘光旦:《论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载《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11、10页。
(52)(53)潘光旦:《“伦”有二义——说“伦”之二》,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258页。
(54)潘光旦:《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55)参见杭苏红《性爱、家庭与民族:潘光旦新家制的内在理路》,《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56)潘光旦:《工与中国文化》,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5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9)潘光旦:《谈中国的社会学》,载《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
(60)潘光旦:《潘光旦日记》,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61)潘光旦:《纪念孔子与做人》,载《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页。
(62)梁漱溟:《东方学术之根本》,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64)梁漱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65)费孝通:《推己及人》,《读书》1992年第12期。
(66)(82)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38、147页。
(67)(81)费孝通:《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群言》1988年第9期。
(69)1933年本科毕业的暑假,费孝通曾到山东短暂参与乡村建设。但这段经历并没有对其产生太大影响。此外,他对燕大自身的清河调查亦有所批评,认为“太肤浅,解决不了出路”,参见费孝通《留英记》,载《芳草天涯: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70)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载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7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72)(76)杨清媚:《制度与人心——重温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群言》2015年第3期。
(73)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社会》2015年第1期。
(75)费孝通:《再论双轨政治》,载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77)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读书》1990年第10期。
(78)对费孝通晚年“文化转向”的分析,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79)(80)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83)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84)参见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社会》2015年第1期。
(85)正因为如此,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强调的是“梁漱溟先生早年的论述”对其文化自觉的启发,而并非梁漱溟自己所最重视的、视为其最重要学术遗产的《人心与人生》。相较于其早年著述中对中国文化精神以及中西文明分际的阐发,《人心与人生》更倾向于讨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即普遍人性。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基于对自身文明体认的中国人的自觉。
(86)“最后的儒家”与“最后的绅士”分别是艾恺与杨清媚在其著作中对梁漱溟和费孝通的盖棺论定。参见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87)梁漱溟:《重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槐坛讲演之一段〉两文的前言》(1930年),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88)参见罗志田《直觉与分析:民初两种认识取向的紧张——侧重梁漱溟和屠孝实》,《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9)梁漱溟:《中西学术之不同》,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91)周飞舟以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说为起点,提出从“行动伦理”入手来研究中国的关系社会,或可视为在这个意义上为社会学开拓新路的一个尝试。参见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