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
|
摘要
"中日盟约"及相关的"盟约案""小池信"经日本学者藤井昇三披露后,其真伪问题一直有很大争议。本文以《谢持日记未刊稿》和日本海军省档案中的"王统密报"为主要材料,对若干关键环节进行补证,发现谢持1915年3月日记中的部分情节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见"盟约案""小池信"的内容、时间均有相合之处,可谨慎推定"盟约案"为真。据"王统密报"所提示的人物关系,"盟约"最初当为日本海军省人物起草,藤井披露的2月5日版本是否为真及其与"盟约案"的确切关系尚存疑问。"盟约案"送达后,外务省在3月14日表达过"若有意、若无意"的态度,但最终未签约,更未提供过援助。这一时期流传的孙中山因密约而得巨款的消息,是不实之词。
Having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ies of Xie Chi and Wang Tong's secret report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Japan's Ministry of Navy,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critically reexamine the Treaty and concerned documents.It concludes that inasmuch as the items penned in March,1915 in Xie's diaries accorded with the draft of the treaty and Koike's letter archived in Japa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he secret Treaty indeed existed.Besides,Wang’secret report indicated that it was the Ministry of Navy drafted the Treaty.Fujii's disclosure was thus not unquestioned.Assuming an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Treaty,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id not sign it.Thus,under no circumstances would Japan give a hand to Sun.In view of this,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newspapers’allegation that Sun was handsomely financed by Japan due to the Treaty was ungroundedly fabricated.
Having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ies of Xie Chi and Wang Tong's secret report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Japan's Ministry of Navy,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critically reexamine the Treaty and concerned documents.It concludes that inasmuch as the items penned in March,1915 in Xie's diaries accorded with the draft of the treaty and Koike's letter archived in Japa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he secret Treaty indeed existed.Besides,Wang’secret report indicated that it was the Ministry of Navy drafted the Treaty.Fujii's disclosure was thus not unquestioned.Assuming an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Treaty,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id not sign it.Thus,under no circumstances would Japan give a hand to Sun.In view of this,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newspapers’allegation that Sun was handsomely financed by Japan due to the Treaty was ungroundedly fabricated.
引文
(1)参见杜继东:《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回顾》,《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笔者检索有关数据库,发现杨奎松《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一文(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对该问题有所讨论,但未对“盟约”的真伪问题进行认定。除此之外,近10年来未见相关研究。
(3)这些经历均参见谢持:《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谢幼田整理《谢持日记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册,第408-429页。
(1)分别见谢持1914年8月8日、29日日记,《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242、252页。
(2)参见《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公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页。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居觉生先生全集》上册,台北1954年印行,第157页。财务最初由总务部执掌,1915年2月财政部组建后方移交。
(3)参见俞辛焞、王振锁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1914年8月-12月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2月1日,第1册,第355页。
(5)谢持1914年12月16日记:“何晓柳以迫英士辞职告我。”20日又记:“豫湘东三省党人攻讦英士。”24日再记:“张肇基以凌钺之意来告,必去英士、觉生(居正)。”,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12、315、316页。
(6)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422页;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90页。
(1)这三则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202、203、210页。
(2)关于此事的原委可参看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08页。
(3)《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1914年8月27日(报告时间),《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88页。
(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06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2大正四年3月8日から大正四年3月27日。張尧卿ノ革命党内幕二関スル談話譯送ノ件(1915年3月22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原文为日文,赵正超译(下同)。
(1)《有关中国革命之事》,1914年9月24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02页。
(2)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397-402、420页。本文所说的“实质帮助”是指孙中山最亟需的资金和武器。
(3)《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10、319页。
(4)《致咸马里夫人函》,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8页。
(1)《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1月1日,第1册,第324页。
(2)《孙的秘书某人之谈》,约1914年1月中旬,《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08页。
(3)见军事部部长许崇智等2月1日给孙中山的呈文,内称:“四川省起义以来,各省志士咸思追效……当此千钧一发,若非他省二三处同时响应,遥相控制,则贼军得全力以图川。”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551页。
(4)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28页。
(5)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9、342页。亮工,即夏之时,四川革命党员;黎萼,湖南革命党员;周哲谋,即周应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
(6)《军事部覆谭天钟告经济困难情形》,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522页。
(7)《总务部收支数目清册》,1915年2月20日,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53页。
(8)《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7页。
(9)见《总务部收支数目清册》,1915年2月20日,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53页。又,谢持日记3月9日记日本国民“不能举臂助之实”,也可证从日本人手中得款不多。
(10)《军事部覆谭天钟告经济困难情形》,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522页。
(1)山田与犬塚的关系可参见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陈明译,《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17页。
(2)藤井在引用借条时,只说借条上有孙中山的“签名盖章”,却对借条如何措辞只字未提(参见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续)》,陈明译,《岭南文史》1987年第1期),实际上,借条作何措辞十分重要。笔者拟有机会见到洞富雄保管的借条后再做申论。
(3)河南、山东是本轮起义计划中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1月间孙中山多次会见河南支部领导人宋拼三(参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进行部署,但二三月间一直未能发动,谢持2月28日记载,宋以款项不支为由请求将起义时间推迟到“阴历六月”。2月26日还曾记载“大事之款有变,颇可虑也”(《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2、380页),不难发现各地起义仍困于款。为筹款发动起义,3月中旬孙中山派许崇智等到南洋筹款,出发之际甚至无力负担这些同志的旅费,总部之困难可见一斑(见孙中山3月14日《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63页)。这些都显示革命党1月来未曾有大笔入款。
(4)1月22日,《朝日新闻》以号外形式刊发了“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次日该报记者来采访孙中山,孙谢绝会见(见当日《孙文动静》)。2月3日,孙中山就“二十一条”问题发表过一个谈话(日本外务省文书,大正四年2月3日),表明他在此之前已注意到此事。
(5)《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2月2日,第1册,第356页。
(6)《孙文动静》,1915年2月2日-5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22-325页。
(7)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6页;以及当日《孙文动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25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孙文动静》或由于保存原因有多日缺失,如1915年1月24日、28日均不可见,或许犬塚恰巧在这两天来访也未可知。
(3)《难得此党人之言》,《申报》1915年2月4日,第11版,当天系选登;2月6-7日连载了全文。
(4)比如《申报》2月18日所刊《泣告同志书》,称革命党“借外援以谋乱”;2月24日所刊《自由谈之自由谈》中有“日本将助革命党来相恫吓”一语。此外,这一时期《孙文小史》《国贼孙文》等小册子也广泛流传,对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进行诋毁,参见《申报》1915年2月18日所刊《传播痛骂党魁之印刷品》。
(5)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97页。
(6)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7卷,第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344页。
(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10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5大正四年3月18日から[大正四年]4月12日·何海鳴最近ノ宣告(引文发表于1915年3月7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6年,第392页。
(9)《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1页。
(1)《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17页。
(2)在此之前,孙中山2月3日发表了一个谈话,见于《日本外交文书》,场合不明,但应该不是公开谈话。
(3)谢持3月4日至5日的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6、387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8页。
(5)《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9页。引文中的下点是笔者所加。“一事未说”一语,如从字面意思看,双方未做交谈,这与下文“英士所告”有矛盾之处。结合过往情形,谢持平日去见陈其美,主要是商议公事。笔者推测,谢当天必是有公事请示,但陈其美有更重要的临时事务,没商谈公事,只简单告诉了手头急务的若干内容。
(1)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2)3月8日和9日的引文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0、391页。
(3)《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2-393页。下点为笔者所加。
(1)《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6页。
(2)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29页。
(3)见当日《孙文动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50页。
(4)《关于日人资助乱党之辩诬》,《顺天时报》1915年3月5日,第2版。
(5)王耿雄说,王统一“自知情虚”,“仓促之间在自己名片上把送交月份误为‘二月十四日’”(《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段云章也说王统一名片上的日期是“大正四年二月十四日”,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这其实是辨认有误,名片上的“三”因为与上面的“年”字连笔,看上去像是“二”。
(1)《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94页。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5552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在支帝国専管居留地関係雑件/南京之部·第二十九号(1912年1月20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原文“海军大臣”应为“海军总长”之误。
(3)《在东京的中国流亡者名单》,《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55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34页。
(5)2月17、18、20日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71页、372、374页。
(6)5月22-24日的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5-47页。
(1)《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7月19日,第2册,第103页。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0128391700、海軍省公文備考·大正3年~9年大正戦役戦時書類巻166新支那事件·対支最後通牒の件·王統密報(1915年5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此处还有一个问题,王统一向日方提供“密报”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孙中山对此知不知情?在笔者看来,“个人行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从日记来看,孙中山、谢持对王统一与日本海军省有联系是知情的,甚至还通过王统一从海军省获取情报。孙、谢都是革命家,理应知道这种情报不会无偿获得,而是有来有往。换言之,孙、谢既然通过王统一获取海军省的情报,他们应预见到王统一也会向日方提供情报。所以,王统一与日方的情报交换,应是中华革命党知情并认可的。
(2)秋山真之会编《秋山真之》,第261页,转引自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1页。
(3)《协和杂志》,第248-249号,转引自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36页。
(4)该收条藤井见过,洞富雄保管。
(1)如《申报》1915年4月21日第2版《专电》中引北京来电,称孙中山与犬养毅签订密约二十条,紧接着又有一电,称孙中山从日本富商手中得款300万元,暗示二者有因果联系。22日又转载北京报纸报道,称孙中山“与日本人订有密约十五条款”,双方签字后,日方“付款四十万元”。类似的传言当时还有很多。
(2)当时报纸上的报道一般对借款的日本一方说得很含混,未明确说是日本政府还是民间人士。但当时即便是日本民间人士的借款行为,也要视日本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而定,所以关键还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3)《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63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4、405页。
(5)《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4、406页。
(6)关于陈其美启程回国的时间,徐詠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4页)谓“2月底”;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谓“2月13日”。实际上是3月24日,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6页。
(1)《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19页。
(2)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二号·1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03页。
(3)《孙文之谈话》,1915年4月8日(报告时间),《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19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6页、第8页。
(5)《陈其美致孙中山函》,1915年5月19日,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6)藤井谓:“犬塚把自己满铁辞职时领到的全部退职金……送了30万日元,虽然孙先生写了借条,但犬塚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借条撕碎放进火炉里烧掉了。”又谓犬塚对孙中山的金钱援助准确数额已经“不清楚了”,“但可以说总数在60万日元以至100万日元的”。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4月11、12日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5页。
(2)5月18日、6月1日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1、55页。
(3)《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5月21日,第2册,第44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23页。由此可进一步断定,二三月间中华革命党无大笔入款。
(5)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5月12日、13日记载,第2册,第35-36页。亦可参考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947-948页。
(6)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608页。
(7)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11页。
(8)参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64页。
(9)见《孙文动静》,1915年12月21日-1916年3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6-540页。
(10)参见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一文对此事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中国流亡者陈其美之谈话》,1914年9月12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90页。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10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5大正四年3月18日から[大正四年]4月12日·何海鳴最近ノ宣告(引文发表于1915年3月7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笔者检索有关数据库,发现杨奎松《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一文(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对该问题有所讨论,但未对“盟约”的真伪问题进行认定。除此之外,近10年来未见相关研究。
(3)这些经历均参见谢持:《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谢幼田整理《谢持日记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册,第408-429页。
(1)分别见谢持1914年8月8日、29日日记,《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242、252页。
(2)参见《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公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页。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居觉生先生全集》上册,台北1954年印行,第157页。财务最初由总务部执掌,1915年2月财政部组建后方移交。
(3)参见俞辛焞、王振锁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1914年8月-12月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2月1日,第1册,第355页。
(5)谢持1914年12月16日记:“何晓柳以迫英士辞职告我。”20日又记:“豫湘东三省党人攻讦英士。”24日再记:“张肇基以凌钺之意来告,必去英士、觉生(居正)。”,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12、315、316页。
(6)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422页;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90页。
(1)这三则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202、203、210页。
(2)关于此事的原委可参看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08页。
(3)《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1914年8月27日(报告时间),《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88页。
(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06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2大正四年3月8日から大正四年3月27日。張尧卿ノ革命党内幕二関スル談話譯送ノ件(1915年3月22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原文为日文,赵正超译(下同)。
(1)《有关中国革命之事》,1914年9月24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02页。
(2)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397-402、420页。本文所说的“实质帮助”是指孙中山最亟需的资金和武器。
(3)《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10、319页。
(4)《致咸马里夫人函》,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8页。
(1)《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1月1日,第1册,第324页。
(2)《孙的秘书某人之谈》,约1914年1月中旬,《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08页。
(3)见军事部部长许崇智等2月1日给孙中山的呈文,内称:“四川省起义以来,各省志士咸思追效……当此千钧一发,若非他省二三处同时响应,遥相控制,则贼军得全力以图川。”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551页。
(4)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28页。
(5)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9、342页。亮工,即夏之时,四川革命党员;黎萼,湖南革命党员;周哲谋,即周应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
(6)《军事部覆谭天钟告经济困难情形》,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522页。
(7)《总务部收支数目清册》,1915年2月20日,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53页。
(8)《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7页。
(9)见《总务部收支数目清册》,1915年2月20日,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53页。又,谢持日记3月9日记日本国民“不能举臂助之实”,也可证从日本人手中得款不多。
(10)《军事部覆谭天钟告经济困难情形》,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522页。
(1)山田与犬塚的关系可参见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陈明译,《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17页。
(2)藤井在引用借条时,只说借条上有孙中山的“签名盖章”,却对借条如何措辞只字未提(参见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续)》,陈明译,《岭南文史》1987年第1期),实际上,借条作何措辞十分重要。笔者拟有机会见到洞富雄保管的借条后再做申论。
(3)河南、山东是本轮起义计划中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1月间孙中山多次会见河南支部领导人宋拼三(参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进行部署,但二三月间一直未能发动,谢持2月28日记载,宋以款项不支为由请求将起义时间推迟到“阴历六月”。2月26日还曾记载“大事之款有变,颇可虑也”(《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2、380页),不难发现各地起义仍困于款。为筹款发动起义,3月中旬孙中山派许崇智等到南洋筹款,出发之际甚至无力负担这些同志的旅费,总部之困难可见一斑(见孙中山3月14日《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63页)。这些都显示革命党1月来未曾有大笔入款。
(4)1月22日,《朝日新闻》以号外形式刊发了“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次日该报记者来采访孙中山,孙谢绝会见(见当日《孙文动静》)。2月3日,孙中山就“二十一条”问题发表过一个谈话(日本外务省文书,大正四年2月3日),表明他在此之前已注意到此事。
(5)《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2月2日,第1册,第356页。
(6)《孙文动静》,1915年2月2日-5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22-325页。
(7)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6页;以及当日《孙文动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25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孙文动静》或由于保存原因有多日缺失,如1915年1月24日、28日均不可见,或许犬塚恰巧在这两天来访也未可知。
(3)《难得此党人之言》,《申报》1915年2月4日,第11版,当天系选登;2月6-7日连载了全文。
(4)比如《申报》2月18日所刊《泣告同志书》,称革命党“借外援以谋乱”;2月24日所刊《自由谈之自由谈》中有“日本将助革命党来相恫吓”一语。此外,这一时期《孙文小史》《国贼孙文》等小册子也广泛流传,对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进行诋毁,参见《申报》1915年2月18日所刊《传播痛骂党魁之印刷品》。
(5)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97页。
(6)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7卷,第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344页。
(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10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5大正四年3月18日から[大正四年]4月12日·何海鳴最近ノ宣告(引文发表于1915年3月7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6年,第392页。
(9)《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1页。
(1)《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17页。
(2)在此之前,孙中山2月3日发表了一个谈话,见于《日本外交文书》,场合不明,但应该不是公开谈话。
(3)谢持3月4日至5日的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6、387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8页。
(5)《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9页。引文中的下点是笔者所加。“一事未说”一语,如从字面意思看,双方未做交谈,这与下文“英士所告”有矛盾之处。结合过往情形,谢持平日去见陈其美,主要是商议公事。笔者推测,谢当天必是有公事请示,但陈其美有更重要的临时事务,没商谈公事,只简单告诉了手头急务的若干内容。
(1)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2)3月8日和9日的引文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0、391页。
(3)《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2-393页。下点为笔者所加。
(1)《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6页。
(2)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29页。
(3)见当日《孙文动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50页。
(4)《关于日人资助乱党之辩诬》,《顺天时报》1915年3月5日,第2版。
(5)王耿雄说,王统一“自知情虚”,“仓促之间在自己名片上把送交月份误为‘二月十四日’”(《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段云章也说王统一名片上的日期是“大正四年二月十四日”,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这其实是辨认有误,名片上的“三”因为与上面的“年”字连笔,看上去像是“二”。
(1)《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94页。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5552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在支帝国専管居留地関係雑件/南京之部·第二十九号(1912年1月20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原文“海军大臣”应为“海军总长”之误。
(3)《在东京的中国流亡者名单》,《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55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34页。
(5)2月17、18、20日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71页、372、374页。
(6)5月22-24日的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5-47页。
(1)《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7月19日,第2册,第103页。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0128391700、海軍省公文備考·大正3年~9年大正戦役戦時書類巻166新支那事件·対支最後通牒の件·王統密報(1915年5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此处还有一个问题,王统一向日方提供“密报”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孙中山对此知不知情?在笔者看来,“个人行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从日记来看,孙中山、谢持对王统一与日本海军省有联系是知情的,甚至还通过王统一从海军省获取情报。孙、谢都是革命家,理应知道这种情报不会无偿获得,而是有来有往。换言之,孙、谢既然通过王统一获取海军省的情报,他们应预见到王统一也会向日方提供情报。所以,王统一与日方的情报交换,应是中华革命党知情并认可的。
(2)秋山真之会编《秋山真之》,第261页,转引自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1页。
(3)《协和杂志》,第248-249号,转引自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36页。
(4)该收条藤井见过,洞富雄保管。
(1)如《申报》1915年4月21日第2版《专电》中引北京来电,称孙中山与犬养毅签订密约二十条,紧接着又有一电,称孙中山从日本富商手中得款300万元,暗示二者有因果联系。22日又转载北京报纸报道,称孙中山“与日本人订有密约十五条款”,双方签字后,日方“付款四十万元”。类似的传言当时还有很多。
(2)当时报纸上的报道一般对借款的日本一方说得很含混,未明确说是日本政府还是民间人士。但当时即便是日本民间人士的借款行为,也要视日本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而定,所以关键还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3)《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63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4、405页。
(5)《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4、406页。
(6)关于陈其美启程回国的时间,徐詠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4页)谓“2月底”;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谓“2月13日”。实际上是3月24日,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6页。
(1)《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19页。
(2)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二号·1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03页。
(3)《孙文之谈话》,1915年4月8日(报告时间),《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19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6页、第8页。
(5)《陈其美致孙中山函》,1915年5月19日,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6)藤井谓:“犬塚把自己满铁辞职时领到的全部退职金……送了30万日元,虽然孙先生写了借条,但犬塚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借条撕碎放进火炉里烧掉了。”又谓犬塚对孙中山的金钱援助准确数额已经“不清楚了”,“但可以说总数在60万日元以至100万日元的”。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4月11、12日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5页。
(2)5月18日、6月1日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1、55页。
(3)《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5月21日,第2册,第44页。
(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23页。由此可进一步断定,二三月间中华革命党无大笔入款。
(5)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5月12日、13日记载,第2册,第35-36页。亦可参考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947-948页。
(6)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608页。
(7)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11页。
(8)参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64页。
(9)见《孙文动静》,1915年12月21日-1916年3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6-540页。
(10)参见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一文对此事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中国流亡者陈其美之谈话》,1914年9月12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90页。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10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5大正四年3月18日から[大正四年]4月12日·何海鳴最近ノ宣告(引文发表于1915年3月7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