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交的两难困境——“李完用”污名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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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因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而在邻邦中国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清末以降,历届政府领导人和反对派领袖以及中外交涉当事人,常常因外交问题被冠以"李完用"的骂名。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自戊戌变法之后朝野各方对海外势力的广泛和深度依赖;一方面也源于朝野各方对民族主义资源的争夺和利用。由此造就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加剧了政府与民间在外交问题上的对抗状态,导致各政治势力特别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压缩了外交回旋余地;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在整体态势上对外保持较高调门,避免了中国重蹈李完用统治下的朝鲜的覆辙,最终通过抗争而不是屈服的方式迎来了新生。
After signing the treaty of mergence between Japan and Korea,Li Wan-yong,the Korean Prime Minister's name,was regarded as a synonym for"traitor".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Li Wan-yong"this bad name wa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government leaders,the opposition groups' leaders and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negotiation. After Hundred Days' reform of 1898,Chinese government and public deeply and widely relayed on western powers. One the other hands,people of various circles fought for nationalism resources. Those are this situation coming into being's two important reasons. This dilemma has brought two results. With the the diplomat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political powers especially government's ruling legality are absent. There was very little leeway in diplomacy. On the other hands,Chinese government dealt with foreign issues sharper than before that China didn'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s Korean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ing of Li Wan-yong did. Finally,China obtained a new life by fighting instead of yielding to powers.
After signing the treaty of mergence between Japan and Korea,Li Wan-yong,the Korean Prime Minister's name,was regarded as a synonym for"traitor".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Li Wan-yong"this bad name wa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government leaders,the opposition groups' leaders and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negotiation. After Hundred Days' reform of 1898,Chinese government and public deeply and widely relayed on western powers. One the other hands,people of various circles fought for nationalism resources. Those are this situation coming into being's two important reasons. This dilemma has brought two results. With the the diplomat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political powers especially government's ruling legality are absent. There was very little leeway in diplomacy. On the other hands,Chinese government dealt with foreign issues sharper than before that China didn'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s Korean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ing of Li Wan-yong did. Finally,China obtained a new life by fighting instead of yielding to powers.
引文
(1)如邓野即指出“卖国贼”在近代中国“是一种很难洗刷的政治标签”。他通过对巴黎和会的史事考察,得出结论说此概念“并不出自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界定”,而多出自舆论的指控,这种指控“不可避免地带有亲疏好恶的选择性”(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40页)。目前学界对于以往具有强烈道德指向的研究对象,大多已经自觉进行相应的事实判断。此外,桑兵的系列研究则指向“汉奸”概念本身及相关历史观念和事实(参见桑兵:《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辛亥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辛亥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罗志田在考察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时,即充分注意到其在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之间首选前者的心态(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本文则试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相关问题。笔者曾以此方法撰文讨论清末舆论与外交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复杂心态(参见杨雄威:《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3)《呜呼,李完用死矣》,《申报》1926年2月26日,第2张第7版。
(4)黎锦熙编:《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32年订正第8版,第105页。
(5)《快哉李完用》,《申报》1909年12月24日,第1张第6版。
(6)骚心:《沪人眼中之汪大燮》(1911年4月10日),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7)冷眼:《心直口快》,《申报》1911年9月16日,第3张第3版。
(8)张謇:《致韩国钧函》(宣统三年三月),《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9)《张尧卿自白投诚决心》,《申报》1915年4月30日,第6版。
(10)刘师培:《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1915年),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332页。
(1)《曹亚伯反对中日新约电》(1918年4月12日),桑兵主编,何文平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3卷(1916年11月—1918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页。
(2)湘君:《中国之李完用》(1918年4月11日),姚鹓雏:《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3)康有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年5月6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4)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5)《贵州省议会致军政府各总裁等电》,1919年10月6日,桑兵主编、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1919年8月—1920年12月),第124页。
(6)《吴佩孚歌电到京后之梁阁》,《申报》1922年1月11日,第2张第7版。
(7)《新议员致梁内阁书》,《申报》1922年1月17日,第2张第7版。
(8)《韩国痛史》,《申报》1918年4月19日,第4张第15版。
(9)刘人熙:《兴安舟中杂咏》,周寅宾编:《刘人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0)《平民自决》(1919年11月1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写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3页。
(11)人杰:《少数人政治之危险》(1919年11月29日、12月9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年11月—1923年7月》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12)剑云:《救亡声中之〈卖国奴〉》,《鞠部丛刊·粉墨月旦》,交通图书馆1918年11月。转引自宋宝珍:《中国话剧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页。
(1)应当指出,“李完用”虽被视为“卖国贼”的代名词,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涵义完全重叠。如前文所引《申报》1909年之论李完用,便将他视为“媚外”的典型。本文关注点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概念背后的观念与史事,故置之不论。
(2)薛福成:《赠陈主事序》(1872年),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左少佐:《奏日俄现有和意应如何因应如何善后遵旨密陈疏》,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徵》全本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4)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21页。
(5)康有为:《奉诏求救文》(1898年10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页。
(6)秦力山:《湘月》(1900年5—6月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刘泱泱审订:《秦力山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页。
(7)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1913—1916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87页。
(8)《孙文之谈话》(1915年4月8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9页。
(1)陈独秀:《随感录》(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2)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12月),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8页。
(3)那桐:《奏为代递王照呈词自愿投首呈请治罪(附呈文)》(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件,文献编号159258,附件。转引自马忠文:《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经元善:《经太守上李傅相书》(1900年7月17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5)陈其美:《陈其美致黄兴书》(1915年2月4日),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1页。
(6)章乃器:《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1936年1月1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7)杨荫杭:《卖国新法(一)》,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
(8)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1923年7月—1923年12月),第458页。
(9)《散发印刷品之事》(1915年4月26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22页。
(10)《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17页。
(11)孙中山:《致美国华侨同志函》(1915年3月10日),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12)黄兴:《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97页。
(13)摘奸:《新卖国贼与旧卖国贼》,《醒狮》第45号,1925年8月15日,第6版。
(1)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汪康年:《警告(四)》(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3)章太炎:《与蔡元培》(1922年6月6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4)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1936年1月25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34页。
(5)《马良这东西简直是日本钦使的口吻》(1919年8月5日),《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288页。
(6)《国民大会通电全国,主张应先驱除卖国奸贼》(1919年6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2页。
(7)秋桐:《时局痛言》(1915年5月9日),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8)梁启超:《致汪林总长电》(1919年7月1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6页。
(9)胡适:《胡适致翁文灏(稿)》(1936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页。
(1)杜亚泉:《爱与争》(1916年5月),许纪霖、田建业编著:《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2)陆宗舆:《陆宗舆辞职呈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434页。
(3)胡适:《胡适手拟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稿)》(1933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227页。
(4)蒋廷黻:《外交与舆论》(1933年10月1日),傅国涌编:《蒋廷黻文存》,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5)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25页。
(6)邵力子:《促国民速讨卖国贼》(1919年3月31日),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页。
(7)《町野中佐致奉天赤塚总领事函》(1920年8月7日),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年》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7页。
(8)胡适:《胡适致吴世昌》(1935年11月22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599页。
(9)邹韬奋:《〈胡适之先生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吗?〉编者附言》(1933年6月10日),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0)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3月27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11)梁漱溟:《蒋百里轶事数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卷总第10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1)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第6页。
(2)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8—1209页。
(3)陈独秀:《随感录》(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431页。
(4)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1919年5月25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5)吴克坚:《反对汪逆投降的一年(一)》(1940年7月8日),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第33页。
(6)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1919年6月14日、7月24日,第199、203页。
(7)梁启超:《无聊消遣》,罗芳洲选注:《梁任公文存》,香港上海印书馆1970年版,第97页。
(2)罗志田在考察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时,即充分注意到其在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之间首选前者的心态(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本文则试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相关问题。笔者曾以此方法撰文讨论清末舆论与外交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复杂心态(参见杨雄威:《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3)《呜呼,李完用死矣》,《申报》1926年2月26日,第2张第7版。
(4)黎锦熙编:《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32年订正第8版,第105页。
(5)《快哉李完用》,《申报》1909年12月24日,第1张第6版。
(6)骚心:《沪人眼中之汪大燮》(1911年4月10日),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7)冷眼:《心直口快》,《申报》1911年9月16日,第3张第3版。
(8)张謇:《致韩国钧函》(宣统三年三月),《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9)《张尧卿自白投诚决心》,《申报》1915年4月30日,第6版。
(10)刘师培:《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1915年),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332页。
(1)《曹亚伯反对中日新约电》(1918年4月12日),桑兵主编,何文平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3卷(1916年11月—1918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页。
(2)湘君:《中国之李完用》(1918年4月11日),姚鹓雏:《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3)康有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年5月6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4)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5)《贵州省议会致军政府各总裁等电》,1919年10月6日,桑兵主编、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1919年8月—1920年12月),第124页。
(6)《吴佩孚歌电到京后之梁阁》,《申报》1922年1月11日,第2张第7版。
(7)《新议员致梁内阁书》,《申报》1922年1月17日,第2张第7版。
(8)《韩国痛史》,《申报》1918年4月19日,第4张第15版。
(9)刘人熙:《兴安舟中杂咏》,周寅宾编:《刘人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0)《平民自决》(1919年11月1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写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3页。
(11)人杰:《少数人政治之危险》(1919年11月29日、12月9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年11月—1923年7月》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12)剑云:《救亡声中之〈卖国奴〉》,《鞠部丛刊·粉墨月旦》,交通图书馆1918年11月。转引自宋宝珍:《中国话剧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页。
(1)应当指出,“李完用”虽被视为“卖国贼”的代名词,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涵义完全重叠。如前文所引《申报》1909年之论李完用,便将他视为“媚外”的典型。本文关注点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概念背后的观念与史事,故置之不论。
(2)薛福成:《赠陈主事序》(1872年),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左少佐:《奏日俄现有和意应如何因应如何善后遵旨密陈疏》,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徵》全本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4)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21页。
(5)康有为:《奉诏求救文》(1898年10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页。
(6)秦力山:《湘月》(1900年5—6月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刘泱泱审订:《秦力山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页。
(7)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1913—1916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87页。
(8)《孙文之谈话》(1915年4月8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9页。
(1)陈独秀:《随感录》(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2)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12月),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8页。
(3)那桐:《奏为代递王照呈词自愿投首呈请治罪(附呈文)》(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件,文献编号159258,附件。转引自马忠文:《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经元善:《经太守上李傅相书》(1900年7月17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5)陈其美:《陈其美致黄兴书》(1915年2月4日),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1页。
(6)章乃器:《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1936年1月1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7)杨荫杭:《卖国新法(一)》,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
(8)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1923年7月—1923年12月),第458页。
(9)《散发印刷品之事》(1915年4月26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22页。
(10)《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17页。
(11)孙中山:《致美国华侨同志函》(1915年3月10日),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12)黄兴:《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97页。
(13)摘奸:《新卖国贼与旧卖国贼》,《醒狮》第45号,1925年8月15日,第6版。
(1)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汪康年:《警告(四)》(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3)章太炎:《与蔡元培》(1922年6月6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4)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1936年1月25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34页。
(5)《马良这东西简直是日本钦使的口吻》(1919年8月5日),《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288页。
(6)《国民大会通电全国,主张应先驱除卖国奸贼》(1919年6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2页。
(7)秋桐:《时局痛言》(1915年5月9日),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8)梁启超:《致汪林总长电》(1919年7月1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6页。
(9)胡适:《胡适致翁文灏(稿)》(1936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页。
(1)杜亚泉:《爱与争》(1916年5月),许纪霖、田建业编著:《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2)陆宗舆:《陆宗舆辞职呈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434页。
(3)胡适:《胡适手拟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稿)》(1933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227页。
(4)蒋廷黻:《外交与舆论》(1933年10月1日),傅国涌编:《蒋廷黻文存》,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5)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25页。
(6)邵力子:《促国民速讨卖国贼》(1919年3月31日),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页。
(7)《町野中佐致奉天赤塚总领事函》(1920年8月7日),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年》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7页。
(8)胡适:《胡适致吴世昌》(1935年11月22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599页。
(9)邹韬奋:《〈胡适之先生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吗?〉编者附言》(1933年6月10日),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0)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3月27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11)梁漱溟:《蒋百里轶事数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卷总第10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1)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第6页。
(2)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8—1209页。
(3)陈独秀:《随感录》(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431页。
(4)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1919年5月25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5)吴克坚:《反对汪逆投降的一年(一)》(1940年7月8日),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第33页。
(6)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1919年6月14日、7月24日,第199、203页。
(7)梁启超:《无聊消遣》,罗芳洲选注:《梁任公文存》,香港上海印书馆1970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