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与韩诗学派探析
|
摘要
韩婴是汉文帝时的《诗》博士,是汉景帝时的常山太傅,为人处世精明强悍,是两汉韩诗学派的开创者。韩诗学派是以韩诗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学派,解释《诗》自有特色。其兴起于西汉,兴盛于东汉,传授者、研究者与学习者类型多种,人员多样,上至皇帝皇后、贵戚官僚,下到士人百姓,人数众多。韩婴与韩诗学派著述多种,有的流传了两千余年,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韩婴与韩诗学派在两汉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Smart and capable, Han Ying is doctor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Emperor Wendi of the Han Dynasty as Changshan Grand Tutor in the Emperor Jingdi and also the pioneer of Han's Shi school in the East and West Han Dynasty. Han's Shi school is a school connected by Han's particular notes of the Book of Songs as a link, which rises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and booms in the Dong Han Dynasty with various initiators, researchers up to emperor and queen down to the common people. Han Ying and the School hav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handed down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nd still have their vitality.
Smart and capable, Han Ying is doctor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Emperor Wendi of the Han Dynasty as Changshan Grand Tutor in the Emperor Jingdi and also the pioneer of Han's Shi school in the East and West Han Dynasty. Han's Shi school is a school connected by Han's particular notes of the Book of Songs as a link, which rises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and booms in the Dong Han Dynasty with various initiators, researchers up to emperor and queen down to the common people. Han Ying and the School hav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handed down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nd still have their vitality.
引文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201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孔颖达.毛诗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朱筠.笥河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 4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8]黄汝城.日知录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9]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3]袁宏.后汉纪[M]//张烈.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2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5]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26]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9]王华权.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引《韩诗》考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17-20.
[30]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2]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3]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4]黄景仁.两当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第一《序录》载:“子夏《易传》三卷。”注引《七略》云:“汉兴,韩婴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其言可作多种解释。宋李昉等撰《文苑英华》卷七六六引司马贞《孝经老子注易传议》曰:“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 340册,第469页)据此记载,可知韩婴,字子夏。清臧庸撰《拜经日记》卷五《子夏易传》曰:“婴,为幼孩,故名为婴。字子夏,夏,大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 158册,第92页)韩婴名与字的含义相反相成,符合古人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二《风操》,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1页)的习惯。清宋翔凤撰《过庭录》卷一《子夏易传子夏为韩婴孙商之字》亦载:“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夏名正相同。当是取传韩氏易最后者题其书,故韩氏易传为子夏易传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页)宋翔凤既解释了人名,又解释了书名,推测不无道理,但认为子夏当是韩商表字,与汉朝人说法不同。清章学诚著、叶锳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外篇三·修志十议》载:“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3页)汉朝人的说法时间更早些,可信度更高些,笔者认同子夏为韩婴表字。
(2)韩婴籍贯,请参阅秦进才《常山太傅韩婴籍贯初探》,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3)前人研究《韩诗外传》的情况,马鸿雁的《〈韩诗外传〉研究综述》考察了宋代直至民国年间对《韩诗外传》的辑佚、校勘、注释等情况,介绍了今人从文学、思想、教育、文化等方面研究《韩诗外传》的成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2期);房瑞丽的《清代〈韩诗外传〉校注成果述评》介绍清代赵怀玉、周廷寀、陈士珂等校注、疏证《韩诗外传》的成果(《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白云娇的《二十世纪以来〈韩诗外传〉研究述评》从《韩诗外传》的篇名卷帙、辑佚校注、版本流传、解经用经、思想内涵、文学价值等方面,介绍了20世纪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上述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综述了《韩诗外传》研究的成果,为了解《韩诗外传》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方便。
(1)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八《书解》载:“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 151页)反映了一些人对于博士的羡慕之情,也体现了博士的价值。
(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第3 617页)。由此,既可以看到董仲舒善于论辩、擅长著述的特点,亦可以看到《春秋公羊传》受重视的原因,皇帝选择尊崇某部经学典籍,某家经学流派的兴盛,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3)西汉时代,由博士而任诸侯王国太傅,是博士上升的途径之一。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第3 767、3 768页)《汉书》卷七一《彭宣传》载:“彭宣,字子佩,淮阳阳夏人也。治《易》,事张禹,举为博士,迁东平太傅。”(第3 051页)《汉书》卷八六《师丹传》载:“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为博士,免。建始中,州举茂材,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第3 503页)《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载,丁姓“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第3 618页)。由上述可知,韩婴是众多由五经博士晋升为诸侯王太傅中的一个。
(4)如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一《权修》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清焦循撰《孟子正义》卷一四《离娄上》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曰:“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3页)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载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13页)上述都可以说明,战国时代,国有时指诸侯国,与两汉以后指称国家不同。
(1)清姜炳璋撰《诗序补义》卷一四《小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第180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图版第11-41页,释文考释第119-168页),为研究孔子诗论、诗论与诗序关系等提供了新史料。
(2)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韩诗序,《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9页)三家序已经失传,只有《毛诗序》流传至今。但卜商序韩诗的说法,肯定者很多,否定者亦有人在。或是因为韩婴字子夏,所撰写的《子夏诗序》,以孔子弟子卜子夏名气大,就被后人归为卜子夏所写。
(3)《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 707页)。句读标点,用张舜徽著《汉书艺文志通释》二《六艺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的说法。
(4)参见季旭升主编、郑玉珊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孔子论诗〉译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周凤五《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两者释文有不同,以前者为主。
(1)如宋王应麟撰《诗考》一卷、清范家相撰《三家诗拾遗》十卷、宋绵初撰《韩诗内传徵》四卷等书。
(2)《经学通论》二《诗经·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载:“据王应麟《诗考序》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第65页)除前面所举王应麟、范家相、宋绵初辑佚外,还有清人冯登府撰《三家诗异文疏证》二卷、李富孙撰《诗经异文释》十六卷、周邵莲撰《诗考异字笺余》十四卷、黄位清撰《诗异文录》三卷、陈乔枞撰《韩诗遗说考》五卷、《鲁齐韩毛四家诗异文考》五卷、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等。
(3)《韩诗外传笺疏》卷一(第4页)。并指出:“‘休思’之文,胜于‘休息’,孔氏之说,虽不可易;然韩、毛古本,实作‘休息’,此不可不明辨者也。”(第10页)此可谓一家之言,有待继续探讨。
(1)《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韩婴》载:“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第3 613-3 614页)可见韩婴将韩诗传授给了涿郡韩生。从韩婴来看是传授韩诗,从韩商、涿郡韩生来看则是继承其家学。
(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第3 614页)卷六〇《杜周传》载:“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颍阴侯灌婴。”(第2 665页)卷六六《蔡义传》载:“蔡义,河内温人也。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第2 898页)上述河内人赵子“授同郡蔡谊”与“蔡义,河内温人”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同郡与河内是为同一地。从经历看,蔡义与蔡谊经历相同。清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八八《儒林传》载,王先慎曰:“纪、表、传并作‘义’,谊、义字通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 448页)由上述可知,蔡谊与蔡义同为一人。清唐晏著《两汉三国学案》卷五《诗·韩诗派》列蔡谊、蔡义为两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页),误,当更正。
(3)《汉书》卷六六《蔡义传》载:“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第2898页)《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第3 107页)。《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第3 608-3 609页)蔡义传授当是韩诗,韦贤传授当是鲁诗,两人均授汉昭帝《诗经》,可见汉昭帝学《诗经》没有局限于所谓的师法、家法之见。由上述可知,严守师法,恪守家法,是经生、经学家的事情,而作为皇帝则是不受其师法、家法限制的。
(1)《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杜抚》(第2 573页)。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五《儒林传》载:“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赵晔》载:“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第2 575页)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〇中《先贤士女总赞中·犍为士女》载:“杜抚,字叔和,资中人也。”(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776页)《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与《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五》均载犍为郡,有武阳、资中县。《后汉书·儒林列传下》校勘记针对“犍为武阳人也”指出:“《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作‘资中人’。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下《赵长君传》,言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疑‘资中’为是,‘武阳’非也。”(第2 591页)所言不无道理。但《后汉书》对于杜抚籍贯在同一卷中有犍为武阳和犍为资中两种不同的记载,又有薛汉“弟子犍为杜抚”(第2 573页)笼统的记载,是作者失于审核所致。而《谢承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又各执一词。当是各书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而记载的,而作者又失于审核。或是杜抚祖籍犍为武阳,到赵晔求学之时迁居犍为资中,而笼统地说“犍为杜抚”不会错,但失于精确。限于史料,现在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列于此以待后来者。
(1)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上《陈留太守胡公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同书《胡广碑》载:“公讳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其先自妫姓建国南土,曰胡子,《春秋》书焉,列于诸侯,公其后也。考以德行纯懿,官至交址都尉。”“复拜太傅,录尚书事。”(第160、161页)两碑相比较,可知胡硕为胡广之子。
(2)陈直著《汉书新证·儒林传》载:“直按:隶释卷七冯绲碑云:‘治春秋严,韩诗食氏。’据此食子公亦有韩诗章句,特不载于艺文志耳。”(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5页)《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作“韩诗仓氏”(第86页),而非“韩诗食氏”,释文有误。
(1)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二三《僧行篇》梁沈约《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宋思溪藏本广弘明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8册,第192页。
(2)《后汉书》卷二五《刘宽列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第886页)。《隶释》卷一一《刘宽后碑》载:“周览五经,泛笃《尚书》。□□□微,潜隐讲诲,世之荣利,不滑其守。”(第125页)两书可互相补充。
(3)《隶释》卷八《郎中马江碑》(第95页),其中有“通韩诗经”的记载。《隶释》卷六《从事武梁碑》亦有“治韩诗经,阙帻传讲”(第74页)的说法。《汉碑集释·尹宙碑》载:“治公羊春秋经,博通书传。”(第437页)《汉碑全集》三《执金吾丞武荣碑》载:“治鲁诗经韦君章句。”(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 145页)《汉碑全集》六《巴郡太守樊敏碑》载:“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经,贯究道度,无文不睹。”(第1 898页)由上述可知,汉代不仅五经可称经,立于博士学官的各家经典也可以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如分“公羊春秋经”与“书传”两部分。因此,称韩诗为韩诗经也属于正常。
(4)《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三《王阜传》(第512页)。《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五《王阜传》载:“王阜幼好经学,年十一,辞父母欲出就学,父母以阜少,不允。窃书负笈,乘跛马,后安定受韩诗。年十七经业大就,声闻乡里。”(第158页)《东观汉记校注》详实具体,但“年七十为食侍谋”文意难明疑有脱误,而《谢承后汉书》的“年十七经业大就”,可以证“年七十”当为“年十七”之误。
(1)《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李贤注曰:“《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睢》以感之。’宋均注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睢》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睢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第112页)由上述可见汉明帝诏书此句,取义于韩诗当中。
(2)《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薛汉》(第2 573页)。《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八《薛汉传》载:“薛汉,字子公,才高名远,兼通书传,无不昭览,推道术尤精,教授常数百弟子,自远方至者著为录。”(第834-835页)可补充《后汉书》的记载。
(1)《后汉书》卷二六《韦彪列传》载:“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第917页)。又载,韦彪“族子义。义字季节。高祖父玄成,元帝时为丞相。初,彪独徙扶风,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第920页);韦义“次兄豹,字季明”(第920页);韦“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第921页)。据上述史料计算,韦著为韦贤五世孙,韦玄成四世孙。西汉时,韦贤、韦玄成父子为丞相,韦贤孙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韦赏“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韦玄成》,第3 015页),“韦氏为三辅冠族”可信。
(1)《韩外传》,即《韩诗外传》,又作《诗外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诗类》载:“《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黄丕烈校并跋,顾广圻、瞿中溶跋,傅增湘跋。”此外,还有以《诗外传》为名的明清五种版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等多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载《诗外传》十卷,明嘉靖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津逮秘书》《四部丛刊》等丛书中,亦收录有《诗外传》为名的《韩诗外传》。
(2)王国瑞撰《学荫轩集》卷二《诗内外传异同考》,转引自余嘉锡著《〈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中国经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论衡校释》卷二九《案书》载:“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校释》曰:“方以智曰:‘侯芭,字铺子。’惠栋《汉书补注》说同。并据此文也。俞曰:侯铺即侯芭,‘芭’与‘铺’一声之转也。……晖按:《汉书·扬雄传赞》云:‘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隋志》有《杨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又案:侯芭,字铺子,疑方、惠说是。”(第1 174-1 175页)清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卷一载:“《七录》儒家有侯苞注《法言》六卷,而《文选·王元长诗》注引侯芭《法言注》。按:《法言注》实侯芭撰,而《七录》作侯苞,《选》注又以芭为巴。苞与芭形声相近,非别为一人,即杨雄弟子钜鹿人也。”(《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七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诗类·韩诗翼要》亦载:“苞、芭字形相近,义亦相通,故自来传写不一。其称侯包者,则又因‘苞’之误也。《论衡·案书篇》有云:‘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则其字铺子。唐王涯《说玄》称‘钜鹿侯芭子常’,则又字子常。由是知《扬雄传》‘芭’下敓‘子’字,其原文则云‘而钜鹿侯芭子常,从雄居’。王邑、严尤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此称子常,即谓侯芭,非称桓谭。”(《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十五卷(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由上述可知,侯芭有字子常、字铺子的不同,更有侯芭、侯苞、侯包、侯巴的不同写法,实际上,多为传写之讹,均指侯芭一人而已。
(4)《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传。”(第915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载:“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0页)《旧唐书·经籍志上》校勘记曰:“《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卜商撰’,闻本、殿本、惧盈斋本、局本同,广本作‘侯苞撰’。《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作‘汉侯苞传’。《新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志)有‘《翼要》十卷’,无‘韩诗’二字。《殿本考证》云:‘韩婴,汉人,安得卜商为撰《翼要》乎?《新书》无韩诗字为合。’校勘记卷二八云:‘考《隋志》云:《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传。是卜商二字误,而‘韩诗’二字固非衍也。”(第2 017页)按:《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载:“《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又《外传》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第1 429页)从上述著录看,韩诗冠于《外传》《序》等书名之前,应当为《韩诗外传》《韩诗序》,同理,《翼要》应当是《韩诗翼要》,也就是《新唐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一》与《旧唐书·经籍志上》均作:《韩诗翼要》十卷。
(5)《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薛汉》载,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第2 573页)。清惠栋撰《后汉书补注》卷一九《薛汉》载:“唐人所引韩诗,其称薛君者,汉也。称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冯衍传》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传不载汉父名字,后人以章句专属诸汉,失之。”(《续修四库全书》,第270册,第608页)《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杜抚》又载,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第2 573页)。由上述可知,《韩诗章句》,当是集中了几代韩诗传授者的智慧编纂修订而成,薛汉贡献较大。
(1)《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杜抚》载:“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第2 573页)校勘记针对“杜君法”曰:“按:汲本、殿本并作‘杜君注’。”(第2 591页)吴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韩诗》载,杜抚“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68页)。由上述可知,“法”改为“注”字为是。
(2)《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赵晔》载:“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第2 575页)。任莉莉著《七录辑证·经典内篇一·诗部》载:“韩诗谱二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证曰:“赵晔,附见《后汉书·儒林传》。此书又名《诗细》,见《后汉书·赵晔传》和《经义考》卷一百一。”又载:“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证曰:“赵晔有《韩诗谱》,见前。惠栋《后汉书补注》曰:‘《经籍志》梁有《诗神泉》,一作《历神渊》’,以‘历’言‘诗’,犹《诗纬》之《泛历枢》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汇编》第六卷收录的钱大昭撰《补续汉书艺文志·经部·诗类》载:“赵长君诗细二卷。”“赵长君历神渊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顾櫰三撰《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一《诗类》载:“赵晔诗细。”“赵晔历神渊。”(第50、51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汇编》第七卷收录的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卷一《诗类》载:“赵晔诗细。”“赵晔历神渊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汇编》第八卷收录的曾朴撰《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一《六艺志内篇第一之一》载:“赵长君韩诗谱。”“赵长君诗神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据上述可知,东汉赵晔,字长君。《诗细》和《历神渊》,当各是一部书。《诗细》与《韩诗谱》和《历神渊》与《诗神渊》,当各是同书异名。《后汉书·儒林列传下》标为“《诗细历神渊》”有误,当更正。
(3)《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梁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徵士赵晔撰,亡。”(第916页)《诗细》改为《韩诗谱》,《历神渊》改为《诗神泉》,“渊”字改为“泉”字,为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历”字改为“诗”字,标明了与《韩诗》的关系。
(4)《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张匡》载:“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第2 575页)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〇五《学校部·注释第一》载:“张正,习韩诗,作章句。”(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 976页)张正,即张匡,“匡”改为“正”,为避宋太祖赵匡胤讳而然。
(5)《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琼传》载:“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第1 021、1 022页)这是一部篇幅比较大的《韩诗章句》。
(6)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卷一《爵》引用《韩诗内传》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30页)卷五《诛伐》引用《韩诗内传》曰:“孔子为鲁司寇,先诛少正卯,谓佞道已行,敌国政也。佞道未行,章明远之而已。”(第217页)卷七《王者不臣》引用《韩诗内传》曰:“师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伯,鲁臣者亡。”(第326页)卷九《姓名》引用《韩诗内传》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当有事天地四方也。”(第408页)《白虎通义》引用《韩诗内传》,不仅保留了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而且也可以说韩诗的贡献,成为了汉代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7)《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刘周赵列传序》及李贤注(第1 294页)。《韩诗外传》卷一载:“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韩诗外传笺疏》,第1页)又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树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韩诗外传笺疏》,第30页)。《韩诗外传》卷七载曾子曰:“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使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存亲也。故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韩诗外传笺疏》,第319页)由上述所引三段来看,曾子说过“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而“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是《韩诗外传》语,而非曾子言。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三《建本》载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页)其文字与《韩诗外传》不同,而所表达的意思,则是一致的,由此也可证李贤注说“曾子曰”有误。
[2]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201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孔颖达.毛诗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朱筠.笥河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 4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8]黄汝城.日知录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9]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3]袁宏.后汉纪[M]//张烈.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2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5]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26]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9]王华权.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引《韩诗》考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17-20.
[30]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2]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3]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4]黄景仁.两当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第一《序录》载:“子夏《易传》三卷。”注引《七略》云:“汉兴,韩婴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其言可作多种解释。宋李昉等撰《文苑英华》卷七六六引司马贞《孝经老子注易传议》曰:“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 340册,第469页)据此记载,可知韩婴,字子夏。清臧庸撰《拜经日记》卷五《子夏易传》曰:“婴,为幼孩,故名为婴。字子夏,夏,大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 158册,第92页)韩婴名与字的含义相反相成,符合古人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二《风操》,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1页)的习惯。清宋翔凤撰《过庭录》卷一《子夏易传子夏为韩婴孙商之字》亦载:“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夏名正相同。当是取传韩氏易最后者题其书,故韩氏易传为子夏易传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页)宋翔凤既解释了人名,又解释了书名,推测不无道理,但认为子夏当是韩商表字,与汉朝人说法不同。清章学诚著、叶锳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外篇三·修志十议》载:“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3页)汉朝人的说法时间更早些,可信度更高些,笔者认同子夏为韩婴表字。
(2)韩婴籍贯,请参阅秦进才《常山太傅韩婴籍贯初探》,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3)前人研究《韩诗外传》的情况,马鸿雁的《〈韩诗外传〉研究综述》考察了宋代直至民国年间对《韩诗外传》的辑佚、校勘、注释等情况,介绍了今人从文学、思想、教育、文化等方面研究《韩诗外传》的成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2期);房瑞丽的《清代〈韩诗外传〉校注成果述评》介绍清代赵怀玉、周廷寀、陈士珂等校注、疏证《韩诗外传》的成果(《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白云娇的《二十世纪以来〈韩诗外传〉研究述评》从《韩诗外传》的篇名卷帙、辑佚校注、版本流传、解经用经、思想内涵、文学价值等方面,介绍了20世纪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上述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综述了《韩诗外传》研究的成果,为了解《韩诗外传》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方便。
(1)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八《书解》载:“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 151页)反映了一些人对于博士的羡慕之情,也体现了博士的价值。
(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第3 617页)。由此,既可以看到董仲舒善于论辩、擅长著述的特点,亦可以看到《春秋公羊传》受重视的原因,皇帝选择尊崇某部经学典籍,某家经学流派的兴盛,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3)西汉时代,由博士而任诸侯王国太傅,是博士上升的途径之一。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第3 767、3 768页)《汉书》卷七一《彭宣传》载:“彭宣,字子佩,淮阳阳夏人也。治《易》,事张禹,举为博士,迁东平太傅。”(第3 051页)《汉书》卷八六《师丹传》载:“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为博士,免。建始中,州举茂材,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第3 503页)《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载,丁姓“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第3 618页)。由上述可知,韩婴是众多由五经博士晋升为诸侯王太傅中的一个。
(4)如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一《权修》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清焦循撰《孟子正义》卷一四《离娄上》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曰:“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3页)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载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13页)上述都可以说明,战国时代,国有时指诸侯国,与两汉以后指称国家不同。
(1)清姜炳璋撰《诗序补义》卷一四《小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第180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图版第11-41页,释文考释第119-168页),为研究孔子诗论、诗论与诗序关系等提供了新史料。
(2)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韩诗序,《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9页)三家序已经失传,只有《毛诗序》流传至今。但卜商序韩诗的说法,肯定者很多,否定者亦有人在。或是因为韩婴字子夏,所撰写的《子夏诗序》,以孔子弟子卜子夏名气大,就被后人归为卜子夏所写。
(3)《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 707页)。句读标点,用张舜徽著《汉书艺文志通释》二《六艺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的说法。
(4)参见季旭升主编、郑玉珊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孔子论诗〉译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周凤五《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两者释文有不同,以前者为主。
(1)如宋王应麟撰《诗考》一卷、清范家相撰《三家诗拾遗》十卷、宋绵初撰《韩诗内传徵》四卷等书。
(2)《经学通论》二《诗经·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载:“据王应麟《诗考序》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第65页)除前面所举王应麟、范家相、宋绵初辑佚外,还有清人冯登府撰《三家诗异文疏证》二卷、李富孙撰《诗经异文释》十六卷、周邵莲撰《诗考异字笺余》十四卷、黄位清撰《诗异文录》三卷、陈乔枞撰《韩诗遗说考》五卷、《鲁齐韩毛四家诗异文考》五卷、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等。
(3)《韩诗外传笺疏》卷一(第4页)。并指出:“‘休思’之文,胜于‘休息’,孔氏之说,虽不可易;然韩、毛古本,实作‘休息’,此不可不明辨者也。”(第10页)此可谓一家之言,有待继续探讨。
(1)《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韩婴》载:“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第3 613-3 614页)可见韩婴将韩诗传授给了涿郡韩生。从韩婴来看是传授韩诗,从韩商、涿郡韩生来看则是继承其家学。
(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第3 614页)卷六〇《杜周传》载:“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颍阴侯灌婴。”(第2 665页)卷六六《蔡义传》载:“蔡义,河内温人也。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第2 898页)上述河内人赵子“授同郡蔡谊”与“蔡义,河内温人”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同郡与河内是为同一地。从经历看,蔡义与蔡谊经历相同。清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八八《儒林传》载,王先慎曰:“纪、表、传并作‘义’,谊、义字通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 448页)由上述可知,蔡谊与蔡义同为一人。清唐晏著《两汉三国学案》卷五《诗·韩诗派》列蔡谊、蔡义为两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页),误,当更正。
(3)《汉书》卷六六《蔡义传》载:“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第2898页)《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第3 107页)。《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第3 608-3 609页)蔡义传授当是韩诗,韦贤传授当是鲁诗,两人均授汉昭帝《诗经》,可见汉昭帝学《诗经》没有局限于所谓的师法、家法之见。由上述可知,严守师法,恪守家法,是经生、经学家的事情,而作为皇帝则是不受其师法、家法限制的。
(1)《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杜抚》(第2 573页)。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五《儒林传》载:“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赵晔》载:“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第2 575页)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〇中《先贤士女总赞中·犍为士女》载:“杜抚,字叔和,资中人也。”(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776页)《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与《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五》均载犍为郡,有武阳、资中县。《后汉书·儒林列传下》校勘记针对“犍为武阳人也”指出:“《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作‘资中人’。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下《赵长君传》,言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疑‘资中’为是,‘武阳’非也。”(第2 591页)所言不无道理。但《后汉书》对于杜抚籍贯在同一卷中有犍为武阳和犍为资中两种不同的记载,又有薛汉“弟子犍为杜抚”(第2 573页)笼统的记载,是作者失于审核所致。而《谢承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又各执一词。当是各书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而记载的,而作者又失于审核。或是杜抚祖籍犍为武阳,到赵晔求学之时迁居犍为资中,而笼统地说“犍为杜抚”不会错,但失于精确。限于史料,现在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列于此以待后来者。
(1)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上《陈留太守胡公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同书《胡广碑》载:“公讳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其先自妫姓建国南土,曰胡子,《春秋》书焉,列于诸侯,公其后也。考以德行纯懿,官至交址都尉。”“复拜太傅,录尚书事。”(第160、161页)两碑相比较,可知胡硕为胡广之子。
(2)陈直著《汉书新证·儒林传》载:“直按:隶释卷七冯绲碑云:‘治春秋严,韩诗食氏。’据此食子公亦有韩诗章句,特不载于艺文志耳。”(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5页)《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作“韩诗仓氏”(第86页),而非“韩诗食氏”,释文有误。
(1)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二三《僧行篇》梁沈约《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宋思溪藏本广弘明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8册,第192页。
(2)《后汉书》卷二五《刘宽列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第886页)。《隶释》卷一一《刘宽后碑》载:“周览五经,泛笃《尚书》。□□□微,潜隐讲诲,世之荣利,不滑其守。”(第125页)两书可互相补充。
(3)《隶释》卷八《郎中马江碑》(第95页),其中有“通韩诗经”的记载。《隶释》卷六《从事武梁碑》亦有“治韩诗经,阙帻传讲”(第74页)的说法。《汉碑集释·尹宙碑》载:“治公羊春秋经,博通书传。”(第437页)《汉碑全集》三《执金吾丞武荣碑》载:“治鲁诗经韦君章句。”(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 145页)《汉碑全集》六《巴郡太守樊敏碑》载:“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经,贯究道度,无文不睹。”(第1 898页)由上述可知,汉代不仅五经可称经,立于博士学官的各家经典也可以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如分“公羊春秋经”与“书传”两部分。因此,称韩诗为韩诗经也属于正常。
(4)《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三《王阜传》(第512页)。《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五《王阜传》载:“王阜幼好经学,年十一,辞父母欲出就学,父母以阜少,不允。窃书负笈,乘跛马,后安定受韩诗。年十七经业大就,声闻乡里。”(第158页)《东观汉记校注》详实具体,但“年七十为食侍谋”文意难明疑有脱误,而《谢承后汉书》的“年十七经业大就”,可以证“年七十”当为“年十七”之误。
(1)《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李贤注曰:“《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睢》以感之。’宋均注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睢》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睢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第112页)由上述可见汉明帝诏书此句,取义于韩诗当中。
(2)《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薛汉》(第2 573页)。《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八《薛汉传》载:“薛汉,字子公,才高名远,兼通书传,无不昭览,推道术尤精,教授常数百弟子,自远方至者著为录。”(第834-835页)可补充《后汉书》的记载。
(1)《后汉书》卷二六《韦彪列传》载:“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第917页)。又载,韦彪“族子义。义字季节。高祖父玄成,元帝时为丞相。初,彪独徙扶风,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第920页);韦义“次兄豹,字季明”(第920页);韦“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第921页)。据上述史料计算,韦著为韦贤五世孙,韦玄成四世孙。西汉时,韦贤、韦玄成父子为丞相,韦贤孙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韦赏“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韦玄成》,第3 015页),“韦氏为三辅冠族”可信。
(1)《韩外传》,即《韩诗外传》,又作《诗外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诗类》载:“《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黄丕烈校并跋,顾广圻、瞿中溶跋,傅增湘跋。”此外,还有以《诗外传》为名的明清五种版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等多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载《诗外传》十卷,明嘉靖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津逮秘书》《四部丛刊》等丛书中,亦收录有《诗外传》为名的《韩诗外传》。
(2)王国瑞撰《学荫轩集》卷二《诗内外传异同考》,转引自余嘉锡著《〈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中国经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论衡校释》卷二九《案书》载:“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校释》曰:“方以智曰:‘侯芭,字铺子。’惠栋《汉书补注》说同。并据此文也。俞曰:侯铺即侯芭,‘芭’与‘铺’一声之转也。……晖按:《汉书·扬雄传赞》云:‘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隋志》有《杨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又案:侯芭,字铺子,疑方、惠说是。”(第1 174-1 175页)清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卷一载:“《七录》儒家有侯苞注《法言》六卷,而《文选·王元长诗》注引侯芭《法言注》。按:《法言注》实侯芭撰,而《七录》作侯苞,《选》注又以芭为巴。苞与芭形声相近,非别为一人,即杨雄弟子钜鹿人也。”(《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七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诗类·韩诗翼要》亦载:“苞、芭字形相近,义亦相通,故自来传写不一。其称侯包者,则又因‘苞’之误也。《论衡·案书篇》有云:‘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则其字铺子。唐王涯《说玄》称‘钜鹿侯芭子常’,则又字子常。由是知《扬雄传》‘芭’下敓‘子’字,其原文则云‘而钜鹿侯芭子常,从雄居’。王邑、严尤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此称子常,即谓侯芭,非称桓谭。”(《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十五卷(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由上述可知,侯芭有字子常、字铺子的不同,更有侯芭、侯苞、侯包、侯巴的不同写法,实际上,多为传写之讹,均指侯芭一人而已。
(4)《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传。”(第915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载:“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0页)《旧唐书·经籍志上》校勘记曰:“《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卜商撰’,闻本、殿本、惧盈斋本、局本同,广本作‘侯苞撰’。《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作‘汉侯苞传’。《新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志)有‘《翼要》十卷’,无‘韩诗’二字。《殿本考证》云:‘韩婴,汉人,安得卜商为撰《翼要》乎?《新书》无韩诗字为合。’校勘记卷二八云:‘考《隋志》云:《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传。是卜商二字误,而‘韩诗’二字固非衍也。”(第2 017页)按:《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载:“《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又《外传》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第1 429页)从上述著录看,韩诗冠于《外传》《序》等书名之前,应当为《韩诗外传》《韩诗序》,同理,《翼要》应当是《韩诗翼要》,也就是《新唐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一》与《旧唐书·经籍志上》均作:《韩诗翼要》十卷。
(5)《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薛汉》载,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第2 573页)。清惠栋撰《后汉书补注》卷一九《薛汉》载:“唐人所引韩诗,其称薛君者,汉也。称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冯衍传》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传不载汉父名字,后人以章句专属诸汉,失之。”(《续修四库全书》,第270册,第608页)《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杜抚》又载,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第2 573页)。由上述可知,《韩诗章句》,当是集中了几代韩诗传授者的智慧编纂修订而成,薛汉贡献较大。
(1)《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杜抚》载:“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第2 573页)校勘记针对“杜君法”曰:“按:汲本、殿本并作‘杜君注’。”(第2 591页)吴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韩诗》载,杜抚“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68页)。由上述可知,“法”改为“注”字为是。
(2)《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赵晔》载:“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第2 575页)。任莉莉著《七录辑证·经典内篇一·诗部》载:“韩诗谱二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证曰:“赵晔,附见《后汉书·儒林传》。此书又名《诗细》,见《后汉书·赵晔传》和《经义考》卷一百一。”又载:“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证曰:“赵晔有《韩诗谱》,见前。惠栋《后汉书补注》曰:‘《经籍志》梁有《诗神泉》,一作《历神渊》’,以‘历’言‘诗’,犹《诗纬》之《泛历枢》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汇编》第六卷收录的钱大昭撰《补续汉书艺文志·经部·诗类》载:“赵长君诗细二卷。”“赵长君历神渊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顾櫰三撰《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一《诗类》载:“赵晔诗细。”“赵晔历神渊。”(第50、51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汇编》第七卷收录的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卷一《诗类》载:“赵晔诗细。”“赵晔历神渊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汇编》第八卷收录的曾朴撰《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一《六艺志内篇第一之一》载:“赵长君韩诗谱。”“赵长君诗神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据上述可知,东汉赵晔,字长君。《诗细》和《历神渊》,当各是一部书。《诗细》与《韩诗谱》和《历神渊》与《诗神渊》,当各是同书异名。《后汉书·儒林列传下》标为“《诗细历神渊》”有误,当更正。
(3)《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梁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徵士赵晔撰,亡。”(第916页)《诗细》改为《韩诗谱》,《历神渊》改为《诗神泉》,“渊”字改为“泉”字,为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历”字改为“诗”字,标明了与《韩诗》的关系。
(4)《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张匡》载:“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第2 575页)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〇五《学校部·注释第一》载:“张正,习韩诗,作章句。”(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 976页)张正,即张匡,“匡”改为“正”,为避宋太祖赵匡胤讳而然。
(5)《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琼传》载:“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第1 021、1 022页)这是一部篇幅比较大的《韩诗章句》。
(6)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卷一《爵》引用《韩诗内传》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30页)卷五《诛伐》引用《韩诗内传》曰:“孔子为鲁司寇,先诛少正卯,谓佞道已行,敌国政也。佞道未行,章明远之而已。”(第217页)卷七《王者不臣》引用《韩诗内传》曰:“师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伯,鲁臣者亡。”(第326页)卷九《姓名》引用《韩诗内传》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当有事天地四方也。”(第408页)《白虎通义》引用《韩诗内传》,不仅保留了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而且也可以说韩诗的贡献,成为了汉代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7)《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刘周赵列传序》及李贤注(第1 294页)。《韩诗外传》卷一载:“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韩诗外传笺疏》,第1页)又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树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韩诗外传笺疏》,第30页)。《韩诗外传》卷七载曾子曰:“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使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存亲也。故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韩诗外传笺疏》,第319页)由上述所引三段来看,曾子说过“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而“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是《韩诗外传》语,而非曾子言。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三《建本》载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页)其文字与《韩诗外传》不同,而所表达的意思,则是一致的,由此也可证李贤注说“曾子曰”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