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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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主要分布在湖荡丰富的平原水乡地区,以池塘养鱼为主,外荡养鱼为补充。与粗放型的外荡养鱼相比,池塘养鱼业具有集约性强、产量高等特点,与日益发展的城市市场相适应。作为一种生态型农副业,池塘养鱼的饵料利用河湖的自然物产、农业生产废料和农产品加工的下脚料,使池塘物质与外界的循环通畅无阻。官河湖是野生鱼的渊薮,原不用于人工养鱼,但在商品经济和增产观念的刺激下,也逐渐成为养鱼公司扩张的场地,传统水利格局面临着重大改变。官河湖养鱼导致的大型水体排蓄效能失序和水质下降等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追求水面高产的浪潮中进一步加重。
引文
(1)《青浦县农村工作全面规划的报告》(1955年),上海市青浦区档案馆藏,青浦县农田水利档案,002/1/42/128。
(2)《青浦县在郊外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82年),上海市青浦区档案馆藏,青浦区农田水利档案,002/4/101/1。
(3)王建革:《华阳桥乡:水、肥、土与江南乡村生态(1800—1960)》,《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李玉尚、顾维方:《从人工饵料到天然食料:16世纪之后中国绍兴的河道养鱼》,《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高梁:《太湖地区养殖鱼业源流初考》,《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
(4)相关渔业史志著作如:江苏省太湖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编:《太湖渔业史》,内部资料,1986年;《浙江当代渔业史》,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江苏省渔业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浙江省水产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江苏省志·水产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志书涉及民国养鱼业的内容不多,且以渔民的贫苦生活和革命斗争史为重点。
(5)何西亚:《浙西之养鱼事业》,《申报》,1926年2月18日,第18版。该文指的“养鱼”,专指精养鱼塘类的养鱼。
(6)《江苏省渔业改进管理委员会调查报告:江苏之渔业》(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1947/002/0415/0013。
(7)李伯重著,王湘云译:《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8)有关“江南腹心”区域概念的历史演变,可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绪论”,第19页。
(9)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
(10)太湖水利局编:《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第三编,内部资料,1925年刊印,第2页。
(11)《苏省各县可利用荒地辟池养鱼面积之统计》,《渔况》第49期,1932年10月2日,第8页。
(12)《实业消息:无锡养鱼业状况》,《实业杂志》第69号,1923年7月30日,第115—116页。
(13)《最近无锡养鱼业概况》,《水产月刊》复刊第3卷第4期,1948年5月,第19—20页。
(14)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53页。
(15)这类文章的发表者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农学家和知识分子等,均指出养鱼“本轻利厚”的好处,他们认为在自然河湖广布的地区发展养鱼,更可体现本钱少的优势。例如1931年《萧山县政专刊》刊登县政府宣传文章,提倡全县农民利用无所不在的公有鱼荡养殖鱼类,因为养鱼本轻利重,大型湖荡有待充分利用(章桂林:《整理县有鱼荡案》,《萧山县政专刊》第46期,1931年6月28日,第24—25页);1934年江苏省建设厅在《合作月刊》第5期刊登文章,指出“养鱼为农村副业之一,本轻利厚,简便易行”,令各县农业推广所调查境内荒废池荡数目面积,计划放养鱼类(《苏建厅倡导合作养鱼》,《合作月刊》第6卷第5期,1934年5月15日,第34页)。
(16)《实业消息:无锡养鱼业状况》,《实业杂志》第69号,1923年7月30日,第116页。
(17)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54页。
(18)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编:《浙江菱湖养殖调查报告》,出版地不详,1935年11月,第7页。
(19)王士性《广志绎》记吴越人养鱼的节约门道:“草鱼食草,鲢鱼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鱼游,鲢又觅随之。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王士性:《广志绎》第4卷,“江南诸省”)
(20)罗亚娟:《传统池塘养鱼的方法、环境效应及其当代启示——太湖流域菱湖案例研究》,《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第188—193页。本文作者曾对菱湖老农进行采访,了解民国时期菱湖养鱼水循环和营养物质循环的情况。
(21)杨翔九:《无锡市养鱼调查表》,《无锡市政》第1号,1929年10月1日,第125—126页。
(22)《江苏省各县养鱼事业调查》,《中行月刊》第5卷第6期,1932年12月,第119页。
(23)转引自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表2—4“土地抵押借贷三例”。
(24)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印行,第4页。
(25)张伯铭:《无锡养鱼业调查记录》,《申报》,1923年7月22日,第23版。
(26)王刚编:《渔业经济与合作》,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第20页。
(27)《三十年度调查渔区船户名册》(1948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260。
(28)《上海市河鲜鱼行概况:附表》,《水产月刊》第1卷第6期,1934年11月1日,第5页。
(29)1947年周祥泰根据实地调查对菱湖的农副业经济结构如是评估:“居户业养鱼者几达百分之七十,且多以养鱼为主业,区内塘多于田,塘周遍植桑树,唯蚕丝业收入可与渔业抗衡,至于种稻,反退为副业。”菱湖地区河流纵横,交通须赖舟楫,处处是塘,处处是河,故鱼塘十分集中。周祥泰:《菱湖区之渔业》,《农业通讯》第1卷第3期,1947年3月,第32—33页。
(30)张伯铭:《无锡养鱼业调查记录》,《申报》,1923年7月22日,星期增刊第3版。
(31)《关于内塘外荡养鱼增产的主要经验和方法》(1955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农业厅档案,J116/009/123/217。
(32)《绍兴酒与淡水鱼》,《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9版。
(33)《浙江省政府农矿部统计处:浙江省嘉兴县养鱼池概况表》,《农矿公报》第55号,1941年4月21日,第18页。
(34)根据上揭嘉兴县养鱼池概况的资料估算,中有:鲢鱼每担约30元,鲤鱼每担约五六十元;每池较大者投资约千元,最小者300余元;每年放养鱼苗1万至3万尾,每万尾10余元至20余元;费用涉及每日喂螺蛳及水草四次之饲料费、运输费、修理堤岸及清塘费、捕鱼人工费等。
(35)张伯铭:《无锡养鱼业调查记录》,《申报》,1923年7月22日,第23版。
(36)转引自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53页,表5—12“苏南6县12村(附南通)年收入构成表(1938—1939)”。
(37)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205页。
(38)何西亚:《浙西之养鱼事业》,《申报》,1926年2月18日,第18版。
(39)刘桐身:《利用河浜湖荡养鱼法》,《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第3卷第1期,1937年7月1日,第104、112页。
(40)清人顾禄所著《清嘉录》有记:“有所谓‘野荡’者,荡面必种菱芡,为鱼所喜而聚也,有荡之家,募人看守,抽分其利,俗称‘包荡’。每岁寒冬,毕集矢鱼之具,荡主视其具,衡值之低昂,而矢鱼之多寡,若有命而主之者,鱼价较常顿杀,俗谓之‘起荡鱼’。”此处讲的是清代中期苏州附近的荡户雇人看管鱼荡和捕鱼的情况。顾禄:《清嘉录》第11卷,“起荡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41)偷鱼和抢鱼乃为外荡养鱼者防范的重点。据《盗匪深夜网劫鱼塘》(《申报》,1935年12月25日,第7版)一文报道:“萧山东门外裘江乡庙湖港,长约五里许,向系陈姓畜养鱼鲜,每年缴捐纳税,目下年暮将届,正拟捉捕之际,不料于十日夜间鱼更三跃之时,突来强人二三十人,明火执仗,大肆网劫,该盗等四处开枪示威,帮管鱼人杜某潜逃速避。该盗等约捕二小时之久,始挑抬鱼鲜八千余斤,向绍兴方向呼啸而去。”此类严重抢鱼事件的报道在民国媒体中并不鲜见。
(42)《昆山之养鱼业》,《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2号,1933年1月15日,第82—83页。
(43)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52页。
(44)《萧山农民周妙庭等为历墅湖养鱼纠葛诉讼案》(1939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418。
(45)《浙江菱湖养殖调查报告》,第9页。
(46)《示禁蓄鱼伤菱》,《申报》,1905年7月1日,第10版。
(47)《海闻:浙江省萧山养鱼业》,《海事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2月1日,第82—83页。
(48)《绍兴酒与淡水鱼》,《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9版。
(49)《各县淡水鱼纠纷(嘉兴县政府的统计)》(1948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414。
(50)《浙江省政府农矿部统计处:浙江省嘉兴县养鱼池概况表》,《农矿公报》第55号,1941年4月21日,第18页。
(51)《吴县县政府:为据徐澄本呈请设置吴县鱼市场一案检同原附各件将呈鉴赐核转由》(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乙/7314。
(5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湖流域江河湖泊所产野生鱼数量估计与养殖鱼产量接近。1947年江苏省渔业改进委员会对太湖流域北片(相当于江苏省辖长江以南地区)进行鱼产调查,报告显示,凡境内有大中型湖泊的县份,其淡水鱼的年产量均偏高:溧水县境内因有石臼湖,年产鱼量达到70000担;昆山县南部毗邻淀山湖,年产鱼量达50000担,北部毗邻阳澄湖,产鱼量为24000担;吴县除南部享有太湖渔利外,北部毗邻阳澄湖的地方另产鱼25920担;金坛县境内的长荡湖面积稍小,但年产鱼亦有18700担(江苏省渔业改进委员会:《渔业状况调查表》(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乙/7375)。另外,太湖是长江三角洲野生鱼产最大的湖泊,两三千担载重量的渔船多在太湖上捕鱼。数量众多的连片湖荡,除用作“粗养”型养殖外,还出产大量野生鱼,一批渔户专门在湖荡捕鱼为生。
(53)1935年菱湖的池鱼产量达20余万担,大多由鱼行转运沪杭出售(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印行,第45页);另上文已说明嘉兴在1941年的池塘养鱼量为20万担,吴县在1947年的产鱼量为30万担。
(54)《海闻:浙江省萧山养鱼业》,《海事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2月1日,第82页。
(55)《一月来之渔牧:嘉湖一带内河渔业情形》,《中国实业》第2卷第3期,1936年3月15日,第2940页。
(56)如前文所及菱湖乡民对绍兴包荡养鱼人的投诉中云:“该处湖面甚多,如天化漾、横山漾、方溪漾、小溪漾、清水漾、卞家漾等不下三四十,其面积大者一二百亩,小者数十亩,多属公有。”《浙江菱湖养殖调查报告》,第9页。
(57)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1页。
(58)各种社会群体对于官河湖水利资源的争夺,向来受到史家关注,这主要是由于官河湖产权的模糊性、水面边界的变动性以及受益群体的多重性,造成民间在垦殖、捕鱼、灌溉等方面的纠纷不断,而官府总是以仲裁者的角色来维持公共水利的运行。官河湖所提供的水利资源,自然包括渔业资源在内,渔民(含兼业捕鱼的农民)对于捕鱼权的争夺不可避免。关于官河湖捕鱼权、政府管理与民众生计的关系,已有局部水域地区的个案研究。梁洪生以近代鄱阳湖区渔民文书为依据,对“私业”“官河”“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呈现出大湖水面权公私并存并随时代而变迁的图景,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区渔民的生计和生产方式受捕鱼权分配的影响很大(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姜雪以发生于清同光年间苏州府官河内筑簖捕鱼的纠纷案件为例,认为官府对于官河上设簖捕鱼的权利很难明确判定,缺乏标准,只能循例执行“不碍水道,即不予追责”的原则(姜雪:《近代江南地区公共水域捕捞权浅析:以苏州地区“官河”筑簖纠纷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3年)。就目前而言,尚未见到以一个流域为范围讨论官河湖产权、政府管理与百姓生计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往研究所讨论的民众对水权的利用,也很少延伸到“捕捞野生鱼”“垦殖”以外的生计领域,例如人工养鱼业。
(59)森田明著,雷国山译:《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60)梁洪生在《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鄱阳湖“水无硬界”的特性,致使“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江南水乡河湖具有类似的地理环境特征。
(61)《谢芝祥等呈令饬绍兴停止内河鱼荡绘图登记暂照习惯办理案》(1938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424。
(62)张朝阳:《公众权益与17—18世纪江南官河、官湖纠纷》,《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第110页。
(63)许英:《本路沿线之著名湖泊(一)》,《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450号,1935年12月4日,第23页。
(6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65)《详议复吴江县客民请设渔业公司舆情反对一案》,《江苏省公报》第606期,1915年8月13日,第4—8页。
(66)《南汇创办养鱼公司》,《申报》,1910年3月12日,第12版。
(67)《南京:禀请包认八府塘》,《申报》,1916年1月23日,第7版。
(68)章桂林:《整理县有鱼荡案》,《萧山县政专刊》第46期,1931年6月28日,第25页。
(69)《江阴发展养鱼兴修水利》,《申报》,1927年2月12日,第10版。
(70)《渔业消息:昆山彭县长注意养鱼》,《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3卷第8期,1934年9月25日,第2页。
(71)《湘湖农场关于白马湖承租养鱼纠纷问题来往文书章程协议经过情形报告》(1933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53/001/3236。
(72)《白马湖养鱼发生命案》,《申报》,1933年8月16日,第13版。
(73)《处置白马湖养鱼纠纷,县政府今日宣布办法,白马湖鱼荡将组委员会管理,沿湖叉港筑箔养鱼一律禁止》,《萧山民国日报》,1933年8月24日,第3版。
(74)《杭州议决禁止养鱼公司》,《申报》,1918年10月9日,第7版。
(75)章桂林:《整理县有鱼荡案》,《萧山县政专刊》第46期,1931年6月28日,第25页。
(76)《昆山之养鱼业》,《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2号,1933年1月15日,第83页。
(77)《农厅调查镇江渔业》,《申报》,1929年10月15日,第9版。
(78)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编印:《养鱼浅说》(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002/7334/0002。
(79)朱若溪:《养鱼合作事业的实验》,《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2年6月,第1890页。
(80)朱若溪:《三年来的高长岸》,《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9—10期合刊,1933年6月,第1612—1613页。
(81)胡金元:《杂俎:一个养鱼合作社》,《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4卷第4期,1935年5月25日,第31页。
(82)参见刘桐身《利用河川养鱼之商榷》,《农业周报》第70号,1931年2月15日;《江苏省各县养鱼事业调查》,《中行月刊》第5卷第6期,1932年12月。
(83)胡金元:《杂俎:一个养鱼合作社》,《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4卷第4期,1935年5月25日,第29—30页。
(84)《松江稻作场配发鱼种》,《申报》,1937年4月25日,第9版。
(85)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十章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第196—237页。
(86)《关于部分湖荡可围垦开挖渔池的汇报》(1982年),浙江省嘉兴市档案馆藏,嘉兴市水利局档案,032/001/068/187。其中总结了20世纪50—70年代嘉兴地区湖荡围筑养鱼的教训和生态紊乱的问题。
(2)《青浦县在郊外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82年),上海市青浦区档案馆藏,青浦区农田水利档案,002/4/101/1。
(3)王建革:《华阳桥乡:水、肥、土与江南乡村生态(1800—1960)》,《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李玉尚、顾维方:《从人工饵料到天然食料:16世纪之后中国绍兴的河道养鱼》,《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高梁:《太湖地区养殖鱼业源流初考》,《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
(4)相关渔业史志著作如:江苏省太湖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编:《太湖渔业史》,内部资料,1986年;《浙江当代渔业史》,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江苏省渔业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浙江省水产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江苏省志·水产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志书涉及民国养鱼业的内容不多,且以渔民的贫苦生活和革命斗争史为重点。
(5)何西亚:《浙西之养鱼事业》,《申报》,1926年2月18日,第18版。该文指的“养鱼”,专指精养鱼塘类的养鱼。
(6)《江苏省渔业改进管理委员会调查报告:江苏之渔业》(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1947/002/0415/0013。
(7)李伯重著,王湘云译:《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8)有关“江南腹心”区域概念的历史演变,可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绪论”,第19页。
(9)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
(10)太湖水利局编:《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第三编,内部资料,1925年刊印,第2页。
(11)《苏省各县可利用荒地辟池养鱼面积之统计》,《渔况》第49期,1932年10月2日,第8页。
(12)《实业消息:无锡养鱼业状况》,《实业杂志》第69号,1923年7月30日,第115—116页。
(13)《最近无锡养鱼业概况》,《水产月刊》复刊第3卷第4期,1948年5月,第19—20页。
(14)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53页。
(15)这类文章的发表者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农学家和知识分子等,均指出养鱼“本轻利厚”的好处,他们认为在自然河湖广布的地区发展养鱼,更可体现本钱少的优势。例如1931年《萧山县政专刊》刊登县政府宣传文章,提倡全县农民利用无所不在的公有鱼荡养殖鱼类,因为养鱼本轻利重,大型湖荡有待充分利用(章桂林:《整理县有鱼荡案》,《萧山县政专刊》第46期,1931年6月28日,第24—25页);1934年江苏省建设厅在《合作月刊》第5期刊登文章,指出“养鱼为农村副业之一,本轻利厚,简便易行”,令各县农业推广所调查境内荒废池荡数目面积,计划放养鱼类(《苏建厅倡导合作养鱼》,《合作月刊》第6卷第5期,1934年5月15日,第34页)。
(16)《实业消息:无锡养鱼业状况》,《实业杂志》第69号,1923年7月30日,第116页。
(17)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54页。
(18)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编:《浙江菱湖养殖调查报告》,出版地不详,1935年11月,第7页。
(19)王士性《广志绎》记吴越人养鱼的节约门道:“草鱼食草,鲢鱼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鱼游,鲢又觅随之。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王士性:《广志绎》第4卷,“江南诸省”)
(20)罗亚娟:《传统池塘养鱼的方法、环境效应及其当代启示——太湖流域菱湖案例研究》,《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第188—193页。本文作者曾对菱湖老农进行采访,了解民国时期菱湖养鱼水循环和营养物质循环的情况。
(21)杨翔九:《无锡市养鱼调查表》,《无锡市政》第1号,1929年10月1日,第125—126页。
(22)《江苏省各县养鱼事业调查》,《中行月刊》第5卷第6期,1932年12月,第119页。
(23)转引自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表2—4“土地抵押借贷三例”。
(24)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印行,第4页。
(25)张伯铭:《无锡养鱼业调查记录》,《申报》,1923年7月22日,第23版。
(26)王刚编:《渔业经济与合作》,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第20页。
(27)《三十年度调查渔区船户名册》(1948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260。
(28)《上海市河鲜鱼行概况:附表》,《水产月刊》第1卷第6期,1934年11月1日,第5页。
(29)1947年周祥泰根据实地调查对菱湖的农副业经济结构如是评估:“居户业养鱼者几达百分之七十,且多以养鱼为主业,区内塘多于田,塘周遍植桑树,唯蚕丝业收入可与渔业抗衡,至于种稻,反退为副业。”菱湖地区河流纵横,交通须赖舟楫,处处是塘,处处是河,故鱼塘十分集中。周祥泰:《菱湖区之渔业》,《农业通讯》第1卷第3期,1947年3月,第32—33页。
(30)张伯铭:《无锡养鱼业调查记录》,《申报》,1923年7月22日,星期增刊第3版。
(31)《关于内塘外荡养鱼增产的主要经验和方法》(1955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农业厅档案,J116/009/123/217。
(32)《绍兴酒与淡水鱼》,《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9版。
(33)《浙江省政府农矿部统计处:浙江省嘉兴县养鱼池概况表》,《农矿公报》第55号,1941年4月21日,第18页。
(34)根据上揭嘉兴县养鱼池概况的资料估算,中有:鲢鱼每担约30元,鲤鱼每担约五六十元;每池较大者投资约千元,最小者300余元;每年放养鱼苗1万至3万尾,每万尾10余元至20余元;费用涉及每日喂螺蛳及水草四次之饲料费、运输费、修理堤岸及清塘费、捕鱼人工费等。
(35)张伯铭:《无锡养鱼业调查记录》,《申报》,1923年7月22日,第23版。
(36)转引自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53页,表5—12“苏南6县12村(附南通)年收入构成表(1938—1939)”。
(37)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205页。
(38)何西亚:《浙西之养鱼事业》,《申报》,1926年2月18日,第18版。
(39)刘桐身:《利用河浜湖荡养鱼法》,《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第3卷第1期,1937年7月1日,第104、112页。
(40)清人顾禄所著《清嘉录》有记:“有所谓‘野荡’者,荡面必种菱芡,为鱼所喜而聚也,有荡之家,募人看守,抽分其利,俗称‘包荡’。每岁寒冬,毕集矢鱼之具,荡主视其具,衡值之低昂,而矢鱼之多寡,若有命而主之者,鱼价较常顿杀,俗谓之‘起荡鱼’。”此处讲的是清代中期苏州附近的荡户雇人看管鱼荡和捕鱼的情况。顾禄:《清嘉录》第11卷,“起荡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41)偷鱼和抢鱼乃为外荡养鱼者防范的重点。据《盗匪深夜网劫鱼塘》(《申报》,1935年12月25日,第7版)一文报道:“萧山东门外裘江乡庙湖港,长约五里许,向系陈姓畜养鱼鲜,每年缴捐纳税,目下年暮将届,正拟捉捕之际,不料于十日夜间鱼更三跃之时,突来强人二三十人,明火执仗,大肆网劫,该盗等四处开枪示威,帮管鱼人杜某潜逃速避。该盗等约捕二小时之久,始挑抬鱼鲜八千余斤,向绍兴方向呼啸而去。”此类严重抢鱼事件的报道在民国媒体中并不鲜见。
(42)《昆山之养鱼业》,《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2号,1933年1月15日,第82—83页。
(43)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52页。
(44)《萧山农民周妙庭等为历墅湖养鱼纠葛诉讼案》(1939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418。
(45)《浙江菱湖养殖调查报告》,第9页。
(46)《示禁蓄鱼伤菱》,《申报》,1905年7月1日,第10版。
(47)《海闻:浙江省萧山养鱼业》,《海事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2月1日,第82—83页。
(48)《绍兴酒与淡水鱼》,《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9版。
(49)《各县淡水鱼纠纷(嘉兴县政府的统计)》(1948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414。
(50)《浙江省政府农矿部统计处:浙江省嘉兴县养鱼池概况表》,《农矿公报》第55号,1941年4月21日,第18页。
(51)《吴县县政府:为据徐澄本呈请设置吴县鱼市场一案检同原附各件将呈鉴赐核转由》(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乙/7314。
(5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湖流域江河湖泊所产野生鱼数量估计与养殖鱼产量接近。1947年江苏省渔业改进委员会对太湖流域北片(相当于江苏省辖长江以南地区)进行鱼产调查,报告显示,凡境内有大中型湖泊的县份,其淡水鱼的年产量均偏高:溧水县境内因有石臼湖,年产鱼量达到70000担;昆山县南部毗邻淀山湖,年产鱼量达50000担,北部毗邻阳澄湖,产鱼量为24000担;吴县除南部享有太湖渔利外,北部毗邻阳澄湖的地方另产鱼25920担;金坛县境内的长荡湖面积稍小,但年产鱼亦有18700担(江苏省渔业改进委员会:《渔业状况调查表》(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乙/7375)。另外,太湖是长江三角洲野生鱼产最大的湖泊,两三千担载重量的渔船多在太湖上捕鱼。数量众多的连片湖荡,除用作“粗养”型养殖外,还出产大量野生鱼,一批渔户专门在湖荡捕鱼为生。
(53)1935年菱湖的池鱼产量达20余万担,大多由鱼行转运沪杭出售(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印行,第45页);另上文已说明嘉兴在1941年的池塘养鱼量为20万担,吴县在1947年的产鱼量为30万担。
(54)《海闻:浙江省萧山养鱼业》,《海事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2月1日,第82页。
(55)《一月来之渔牧:嘉湖一带内河渔业情形》,《中国实业》第2卷第3期,1936年3月15日,第2940页。
(56)如前文所及菱湖乡民对绍兴包荡养鱼人的投诉中云:“该处湖面甚多,如天化漾、横山漾、方溪漾、小溪漾、清水漾、卞家漾等不下三四十,其面积大者一二百亩,小者数十亩,多属公有。”《浙江菱湖养殖调查报告》,第9页。
(57)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1页。
(58)各种社会群体对于官河湖水利资源的争夺,向来受到史家关注,这主要是由于官河湖产权的模糊性、水面边界的变动性以及受益群体的多重性,造成民间在垦殖、捕鱼、灌溉等方面的纠纷不断,而官府总是以仲裁者的角色来维持公共水利的运行。官河湖所提供的水利资源,自然包括渔业资源在内,渔民(含兼业捕鱼的农民)对于捕鱼权的争夺不可避免。关于官河湖捕鱼权、政府管理与民众生计的关系,已有局部水域地区的个案研究。梁洪生以近代鄱阳湖区渔民文书为依据,对“私业”“官河”“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呈现出大湖水面权公私并存并随时代而变迁的图景,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区渔民的生计和生产方式受捕鱼权分配的影响很大(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姜雪以发生于清同光年间苏州府官河内筑簖捕鱼的纠纷案件为例,认为官府对于官河上设簖捕鱼的权利很难明确判定,缺乏标准,只能循例执行“不碍水道,即不予追责”的原则(姜雪:《近代江南地区公共水域捕捞权浅析:以苏州地区“官河”筑簖纠纷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3年)。就目前而言,尚未见到以一个流域为范围讨论官河湖产权、政府管理与百姓生计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往研究所讨论的民众对水权的利用,也很少延伸到“捕捞野生鱼”“垦殖”以外的生计领域,例如人工养鱼业。
(59)森田明著,雷国山译:《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60)梁洪生在《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鄱阳湖“水无硬界”的特性,致使“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江南水乡河湖具有类似的地理环境特征。
(61)《谢芝祥等呈令饬绍兴停止内河鱼荡绘图登记暂照习惯办理案》(1938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33/002/0424。
(62)张朝阳:《公众权益与17—18世纪江南官河、官湖纠纷》,《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第110页。
(63)许英:《本路沿线之著名湖泊(一)》,《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450号,1935年12月4日,第23页。
(6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65)《详议复吴江县客民请设渔业公司舆情反对一案》,《江苏省公报》第606期,1915年8月13日,第4—8页。
(66)《南汇创办养鱼公司》,《申报》,1910年3月12日,第12版。
(67)《南京:禀请包认八府塘》,《申报》,1916年1月23日,第7版。
(68)章桂林:《整理县有鱼荡案》,《萧山县政专刊》第46期,1931年6月28日,第25页。
(69)《江阴发展养鱼兴修水利》,《申报》,1927年2月12日,第10版。
(70)《渔业消息:昆山彭县长注意养鱼》,《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3卷第8期,1934年9月25日,第2页。
(71)《湘湖农场关于白马湖承租养鱼纠纷问题来往文书章程协议经过情形报告》(1933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浙江省建设厅档案,L053/001/3236。
(72)《白马湖养鱼发生命案》,《申报》,1933年8月16日,第13版。
(73)《处置白马湖养鱼纠纷,县政府今日宣布办法,白马湖鱼荡将组委员会管理,沿湖叉港筑箔养鱼一律禁止》,《萧山民国日报》,1933年8月24日,第3版。
(74)《杭州议决禁止养鱼公司》,《申报》,1918年10月9日,第7版。
(75)章桂林:《整理县有鱼荡案》,《萧山县政专刊》第46期,1931年6月28日,第25页。
(76)《昆山之养鱼业》,《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2号,1933年1月15日,第83页。
(77)《农厅调查镇江渔业》,《申报》,1929年10月15日,第9版。
(78)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编印:《养鱼浅说》(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江苏省渔政档案,1004/002/7334/0002。
(79)朱若溪:《养鱼合作事业的实验》,《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2年6月,第1890页。
(80)朱若溪:《三年来的高长岸》,《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9—10期合刊,1933年6月,第1612—1613页。
(81)胡金元:《杂俎:一个养鱼合作社》,《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4卷第4期,1935年5月25日,第31页。
(82)参见刘桐身《利用河川养鱼之商榷》,《农业周报》第70号,1931年2月15日;《江苏省各县养鱼事业调查》,《中行月刊》第5卷第6期,1932年12月。
(83)胡金元:《杂俎:一个养鱼合作社》,《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4卷第4期,1935年5月25日,第29—30页。
(84)《松江稻作场配发鱼种》,《申报》,1937年4月25日,第9版。
(85)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十章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第196—237页。
(86)《关于部分湖荡可围垦开挖渔池的汇报》(1982年),浙江省嘉兴市档案馆藏,嘉兴市水利局档案,032/001/068/187。其中总结了20世纪50—70年代嘉兴地区湖荡围筑养鱼的教训和生态紊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