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诸政权立国择都的地缘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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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诸族多选择在北方边疆的山川形胜之地定都建国,比如汉赵国起于吕梁山西侧的黄土高原,慕容部据辽西大凌河谷而由弱变强。但不是所有的山川形胜都能为民族发展提供庇护,诸族首领选择的多是那些偏离周围强大政权尤其是中原政权的浅山河谷地带。如因坚持在蛮汉山下的盛乐发展,拓跋鲜卑所建代国才得以数次中兴;亡国之余的乞伏鲜卑因选择在洮西大夏河谷复国终于称霸西北;据湟水谷地立国的南凉却因过早将国力集中于河西走廊而迅速灭亡。可见,北方边疆上的山麓河谷对诸游牧民族的发展壮大有重要意义。这对拉铁摩尔的边疆"贮存地"假说是有益的补充。
In the era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the nomadic peoples including Huns and Xianbei usually built the cities and established the states in the piedmonts or valley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For example, the Han Zhao(汉赵) rose between the Luliang(吕梁) Mountains and the Yellow River, while the Murong(慕容) clan became powerful nearby the valley of Daling(大凌) River. Their tribe leaders preferred to live in hilly areas far from the great powers, since not all the piedmonts or valleys can be the shelters for them. There were three revivals in the Dai(代) kingdom established by the Tuoba(拓跋) clan for they persisted in living in Shengle(盛乐). Benefiting from the valley of Daxia(大夏) River the Qifu(乞伏) clan reestablished their state and became one of the strongest kingdom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By contrast, the Southern Liang(南凉) collapsed rapidly because it is too early for the Tufa clan to transfer their resources to the Hexi Corridor. This research can be a complement to Owen Lattimore's ‘Reservoir' hypothesis by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iedmonts and valley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the era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the nomadic peoples including Huns and Xianbei usually built the cities and established the states in the piedmonts or valley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For example, the Han Zhao(汉赵) rose between the Luliang(吕梁) Mountains and the Yellow River, while the Murong(慕容) clan became powerful nearby the valley of Daling(大凌) River. Their tribe leaders preferred to live in hilly areas far from the great powers, since not all the piedmonts or valleys can be the shelters for them. There were three revivals in the Dai(代) kingdom established by the Tuoba(拓跋) clan for they persisted in living in Shengle(盛乐). Benefiting from the valley of Daxia(大夏) River the Qifu(乞伏) clan reestablished their state and became one of the strongest kingdom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By contrast, the Southern Liang(南凉) collapsed rapidly because it is too early for the Tufa clan to transfer their resources to the Hexi Corridor. This research can be a complement to Owen Lattimore's ‘Reservoir' hypothesis by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iedmonts and valley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引文
①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21、125-165页。
(1)如周伟洲的《南凉与西秦》,齐陈骏的《五凉史略》,蒋福亚的《前秦史》,陈勇的《汉赵史论稿》,吴洪琳的《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李海叶的《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等等,此不一一罗列。
(2)学界对十六国政治文化的分析已相当深入,如罗新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彭丰文的《试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正统观的嬗变》(《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对十六国政治史的综合研究,近期有崔一楠的《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张嘉伟的《十六国时期西北九国开国史诸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杨学跃的《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
(3)参见[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1页。
(4)史念海较早注意到此现象,参见氏著:《中国古都概说(二)》,《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近期相关论著有黄兆宏、白建灵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何冯恩的《两汉至隋唐都城变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等。
(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0-377页;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Lancaster,Lancaster Press,1961,pp.2-16.参见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6)魏俊杰:《十六国疆域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95页。
(7)诸国正式建国前多有城堡据点,故本文所言“都城”可指诸族建国前后所据之核心城市。
(8)《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迁都蒲子在“永嘉二年”前,揆之应在永嘉元年;《通鉴》系之于永嘉二年(308年),此处从《晋书》。对于迁都平阳,《刘元海载记》系于“永嘉二年”后,《晋书·怀帝纪》言:“(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于平阳,仍称汉。”据《十六国春秋》,刘渊称帝与迁都为二事,其记刘渊称帝在永凤元年(即永嘉二年),又记“河瑞元年(即永嘉三年,309年)迁都平阳”,《通鉴》从之,《怀帝纪》盖合二事为一,故此处定为309年。参见《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5页。
(9)《资治通鉴》卷85,永兴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737页。
(10)《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资治通鉴》卷86,光熙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3页。《刘元海载记》在司马腾第一次失利后言:“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通鉴》未采之,盖因司马腾离任并州刺史在两年后,此处从《通鉴》。
(11)《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页。
(12)《资治通鉴》卷86,永兴二年,第2708页。
(13)范兆飞据此条认为,既然当时刘氏已迁至黎亭,故此后不能再言是从离石迁至蒲子,其观点似不妥。参见氏著:《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14)虽然《晋书·刘元海载记》《魏书·序纪》对汉赵与司马腾战争时间的记述一致(在304-305年间),但考虑到《魏书·序纪》部分记述简略,后来汉赵迁都蒲子,故不能排除《序纪》所言“渊南走蒲子”乃连言迁都蒲子事之可能。但即便如此,结合二史记录亦可推知鲜卑威胁是汉赵迁都蒲子之重要原因。
(15)《晋书》卷62《刘琨传》,第1681页。
(16)《资治通鉴》卷86,永嘉二年,第2737-2738页。
(17)《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
(18)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页。
(19)《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
(20)史霖认为汉赵国长期定都平阳或与五部匈奴眷恋故土心态有关,此观点未充分考虑汉赵国所处地缘政治背景,不妥。参见氏著《十六国时期汉赵国疆域政区的变迁》,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页。
(21)《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22)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第219页。或许因与鲜卑多年交战,汉赵杂胡兵多惧怕鲜卑骑兵,以至于“望见鲜卑,不战而走”。参见《晋书》卷63《李矩传》,第1707页。
(23)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5页;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页。
(24)参见高然:《五燕史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页。
(25)《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26)《通典》卷196《边防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72-5373页。
(27)参见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28)《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29)《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30)冯家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1935年第11期。
(31)参见《资治通鉴》卷81,太康二年,第2577页。
(32)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99页。
(33)《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34)《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5-2807页;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
(35)《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6-2817页。
(36)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16-117页;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第28辑,第32-33页。
(37)《魏书》卷1《序纪》,第12页。
(38)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39)有学者猜测力微死后拓跋部政治中心可能东移至幽州北部,后来猗卢才率部返回盛乐,此说无据。参见Jennifer Holmgren:Annals of Tai,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27.
(40)《魏书》卷1《序纪》,第6页。
(41)参见蒋福亚:《前秦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42)《魏书》卷1《序纪》,第7页。
(43)参见冀鸿兰:《黄河内蒙段凌汛成因分析及封开河日期预报模型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1、20页。
(44)《魏书》卷1《序纪》,第8页。
(45)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第38-39页。
(46)参见曹永年:《补充与讨论两题》,《拓跋史探》,第214页。
(47)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48)《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49)《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50)如前秦、后燕都曾从幽州攻代国。参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卷123《慕容垂载记》,第3089页。
(51)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第44-46页。
(52)《魏书》卷1《序纪》,第11-12页;参见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3)《魏书》卷13《皇后列传》,第323页。
(54)考古学者及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古代欧亚游牧社会内部可以存在农业经济与定居文化。参见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第409-437页;[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87页;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214-221、227-230页。
(55)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18-119页。
(56)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57)《魏书》卷2《太祖纪》,第20-22页。
(58)396年后燕曾从河北奇袭并攻陷平城,参见《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第3089-3090页。
(59)《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
(60)《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3页。
(61)牛敬飞:《十六国时期“岭北”地望综论》,《西北民族论丛》第16辑,第63-78页。
(62)《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
(63)日本学者市来弘志将赫连勃勃的领土扩张分为三阶段,其认为赫连氏早期即据有鄂尔多斯高原,似未充分考虑到北魏对铁弗部的威胁。参见氏著:《赫连勃勃的领土扩大过程与农牧区分界线》,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第381-393页。
(64)《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65)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第67-69页。
(66)《魏书》卷2《太祖纪》,第31页、第33页。
(67)参见[清]许鸣磐:《方舆考证》卷39《甘肃二》,济宁潘氏华鉴阁本,第20页B-21页A。
(68)《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13-3114页。
(69)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页。
(70)《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15页。
(71)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15-119页。
(72)《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期间乞伏氏因金城失守一度迁至苑川西城,参见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24页。
(73)西秦初次灭国前夕,乞伏乾归曾逃至枹罕,故《魏书》言乾归:“寻为姚兴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兴。”
(74)牛敬飞:《论汉魏南北朝洮西地区之开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3期。
(75)《晋书》卷3《武帝纪》,第70页。
(7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77)《资治通鉴》卷108,太元十九年,第3412页。
(78)李得贤:《民和访古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第128页;黄兆宏、白建灵:《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
(79)《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80)《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81)《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82)《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83)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46-53页。
(84)《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3-3156页。
(85)参见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页;牛敬飞:《屠各匈奴的山岳崇拜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3年第11辑。
(86)由此可见“民族核心区”似乎不太适合那些流动性偏强的游牧民族。
(1)如周伟洲的《南凉与西秦》,齐陈骏的《五凉史略》,蒋福亚的《前秦史》,陈勇的《汉赵史论稿》,吴洪琳的《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李海叶的《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等等,此不一一罗列。
(2)学界对十六国政治文化的分析已相当深入,如罗新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彭丰文的《试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正统观的嬗变》(《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对十六国政治史的综合研究,近期有崔一楠的《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张嘉伟的《十六国时期西北九国开国史诸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杨学跃的《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
(3)参见[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1页。
(4)史念海较早注意到此现象,参见氏著:《中国古都概说(二)》,《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近期相关论著有黄兆宏、白建灵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何冯恩的《两汉至隋唐都城变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等。
(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0-377页;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Lancaster,Lancaster Press,1961,pp.2-16.参见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6)魏俊杰:《十六国疆域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95页。
(7)诸国正式建国前多有城堡据点,故本文所言“都城”可指诸族建国前后所据之核心城市。
(8)《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迁都蒲子在“永嘉二年”前,揆之应在永嘉元年;《通鉴》系之于永嘉二年(308年),此处从《晋书》。对于迁都平阳,《刘元海载记》系于“永嘉二年”后,《晋书·怀帝纪》言:“(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于平阳,仍称汉。”据《十六国春秋》,刘渊称帝与迁都为二事,其记刘渊称帝在永凤元年(即永嘉二年),又记“河瑞元年(即永嘉三年,309年)迁都平阳”,《通鉴》从之,《怀帝纪》盖合二事为一,故此处定为309年。参见《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5页。
(9)《资治通鉴》卷85,永兴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737页。
(10)《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资治通鉴》卷86,光熙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3页。《刘元海载记》在司马腾第一次失利后言:“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通鉴》未采之,盖因司马腾离任并州刺史在两年后,此处从《通鉴》。
(11)《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页。
(12)《资治通鉴》卷86,永兴二年,第2708页。
(13)范兆飞据此条认为,既然当时刘氏已迁至黎亭,故此后不能再言是从离石迁至蒲子,其观点似不妥。参见氏著:《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14)虽然《晋书·刘元海载记》《魏书·序纪》对汉赵与司马腾战争时间的记述一致(在304-305年间),但考虑到《魏书·序纪》部分记述简略,后来汉赵迁都蒲子,故不能排除《序纪》所言“渊南走蒲子”乃连言迁都蒲子事之可能。但即便如此,结合二史记录亦可推知鲜卑威胁是汉赵迁都蒲子之重要原因。
(15)《晋书》卷62《刘琨传》,第1681页。
(16)《资治通鉴》卷86,永嘉二年,第2737-2738页。
(17)《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
(18)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页。
(19)《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
(20)史霖认为汉赵国长期定都平阳或与五部匈奴眷恋故土心态有关,此观点未充分考虑汉赵国所处地缘政治背景,不妥。参见氏著《十六国时期汉赵国疆域政区的变迁》,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页。
(21)《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22)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第219页。或许因与鲜卑多年交战,汉赵杂胡兵多惧怕鲜卑骑兵,以至于“望见鲜卑,不战而走”。参见《晋书》卷63《李矩传》,第1707页。
(23)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5页;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页。
(24)参见高然:《五燕史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页。
(25)《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26)《通典》卷196《边防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72-5373页。
(27)参见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28)《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29)《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30)冯家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1935年第11期。
(31)参见《资治通鉴》卷81,太康二年,第2577页。
(32)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99页。
(33)《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34)《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5-2807页;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
(35)《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6-2817页。
(36)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16-117页;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第28辑,第32-33页。
(37)《魏书》卷1《序纪》,第12页。
(38)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39)有学者猜测力微死后拓跋部政治中心可能东移至幽州北部,后来猗卢才率部返回盛乐,此说无据。参见Jennifer Holmgren:Annals of Tai,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27.
(40)《魏书》卷1《序纪》,第6页。
(41)参见蒋福亚:《前秦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42)《魏书》卷1《序纪》,第7页。
(43)参见冀鸿兰:《黄河内蒙段凌汛成因分析及封开河日期预报模型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1、20页。
(44)《魏书》卷1《序纪》,第8页。
(45)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第38-39页。
(46)参见曹永年:《补充与讨论两题》,《拓跋史探》,第214页。
(47)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48)《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49)《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50)如前秦、后燕都曾从幽州攻代国。参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卷123《慕容垂载记》,第3089页。
(51)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第44-46页。
(52)《魏书》卷1《序纪》,第11-12页;参见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3)《魏书》卷13《皇后列传》,第323页。
(54)考古学者及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古代欧亚游牧社会内部可以存在农业经济与定居文化。参见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第409-437页;[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87页;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214-221、227-230页。
(55)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18-119页。
(56)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57)《魏书》卷2《太祖纪》,第20-22页。
(58)396年后燕曾从河北奇袭并攻陷平城,参见《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第3089-3090页。
(59)《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
(60)《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3页。
(61)牛敬飞:《十六国时期“岭北”地望综论》,《西北民族论丛》第16辑,第63-78页。
(62)《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
(63)日本学者市来弘志将赫连勃勃的领土扩张分为三阶段,其认为赫连氏早期即据有鄂尔多斯高原,似未充分考虑到北魏对铁弗部的威胁。参见氏著:《赫连勃勃的领土扩大过程与农牧区分界线》,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第381-393页。
(64)《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65)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第67-69页。
(66)《魏书》卷2《太祖纪》,第31页、第33页。
(67)参见[清]许鸣磐:《方舆考证》卷39《甘肃二》,济宁潘氏华鉴阁本,第20页B-21页A。
(68)《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13-3114页。
(69)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页。
(70)《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15页。
(71)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15-119页。
(72)《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期间乞伏氏因金城失守一度迁至苑川西城,参见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24页。
(73)西秦初次灭国前夕,乞伏乾归曾逃至枹罕,故《魏书》言乾归:“寻为姚兴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兴。”
(74)牛敬飞:《论汉魏南北朝洮西地区之开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3期。
(75)《晋书》卷3《武帝纪》,第70页。
(7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77)《资治通鉴》卷108,太元十九年,第3412页。
(78)李得贤:《民和访古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第128页;黄兆宏、白建灵:《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
(79)《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80)《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81)《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82)《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83)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46-53页。
(84)《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3-3156页。
(85)参见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页;牛敬飞:《屠各匈奴的山岳崇拜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3年第11辑。
(86)由此可见“民族核心区”似乎不太适合那些流动性偏强的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