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人仰望星空——对“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性”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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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一、中国人文学术的使命多年来,我有一个观点,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即与西方相遇的时代,相当于历史上五胡乱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混乱和苦难的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我们不仅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而且面对文明的失败,即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我们对自己的种族与自己的文化彻底丧失了信心。这是古人所没有面对过的巨大的黑暗深渊。
引文
(1)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顾准:《新生日记》(1969-1971),《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3)[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4)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5页。
(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6)张光直:《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化》,《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第56页。
(7)[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8)[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9)[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增订版),张华青等译,竺乾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4页。
(1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1)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12)《论语·子罕第九》,《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3)《陈寅恪致沈兼士》(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14)梅光迪:《文学概论讲义》,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15)章太炎:《国故论衡》,大共和日报馆,1913年,第74页。
(16)[新]斯帝文·罗杰·费希尔:《语言的历史》,崔存明、胡红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
(17)[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18)[法]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9)陆扬:《文学不是常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吗?--罗蒂在南开大学作讲演》,《文艺报》2004年7月27日第3版。
(20)[美]约翰·杜威:《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21)[英]洛克:《自然法论文集》,李季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41页。
(22)[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3页。
(2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3-535页。
(24)[英]王尔德:《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张素琴译,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2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836页。
(2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174页。
(27)1929年,傅斯年在致陈垣的信中说:“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见《傅斯年致陈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第407页。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日记写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见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28)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的名字,可能是因《读书》杂志上1985年第4期上发表的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尤其是“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我当作是一种文学史定评。他叙述自己怎样在自己新出版的书的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他在文中提到两次被日本宪法逮去,胡兰成应张爱玲之请而将其释放。“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他对张爱玲有胡兰成这样一个“知音”的读者无比艳羡。柯灵的“遥寄”,似乎没有获得张爱玲回应。但后来找到了一点与此相关的线索与注解。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1988年10月29日第H7封中有这样一段按语:“柯灵原名高季琳,是有名的编辑、剧作家、评论家,抗战时在沦陷区的上海,主编《万象》,常登张爱玲的作品,他很赏识张爱玲。一九四四、四五年,两次被日本宪兵抓去,幸赖胡兰成相救脱险,逃往内地,抗战胜利后,竟视爱玲为‘汉奸的女人’,加以轻薄,爱玲在《小团圆》里把他写成一个不念旧恩、乘人之危、占女人小便宜的小人。”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第306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庄信正在他编注的《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里也叙及此事:“《小团圆》中则通过荀桦这个人物对他做了尖利的影射。”见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
(2)顾准:《新生日记》(1969-1971),《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3)[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4)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5页。
(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6)张光直:《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化》,《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第56页。
(7)[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8)[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9)[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增订版),张华青等译,竺乾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4页。
(1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1)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12)《论语·子罕第九》,《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3)《陈寅恪致沈兼士》(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14)梅光迪:《文学概论讲义》,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15)章太炎:《国故论衡》,大共和日报馆,1913年,第74页。
(16)[新]斯帝文·罗杰·费希尔:《语言的历史》,崔存明、胡红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
(17)[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18)[法]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9)陆扬:《文学不是常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吗?--罗蒂在南开大学作讲演》,《文艺报》2004年7月27日第3版。
(20)[美]约翰·杜威:《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21)[英]洛克:《自然法论文集》,李季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41页。
(22)[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3页。
(2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3-535页。
(24)[英]王尔德:《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张素琴译,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2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836页。
(2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174页。
(27)1929年,傅斯年在致陈垣的信中说:“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见《傅斯年致陈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第407页。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日记写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见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28)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的名字,可能是因《读书》杂志上1985年第4期上发表的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尤其是“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我当作是一种文学史定评。他叙述自己怎样在自己新出版的书的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他在文中提到两次被日本宪法逮去,胡兰成应张爱玲之请而将其释放。“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他对张爱玲有胡兰成这样一个“知音”的读者无比艳羡。柯灵的“遥寄”,似乎没有获得张爱玲回应。但后来找到了一点与此相关的线索与注解。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1988年10月29日第H7封中有这样一段按语:“柯灵原名高季琳,是有名的编辑、剧作家、评论家,抗战时在沦陷区的上海,主编《万象》,常登张爱玲的作品,他很赏识张爱玲。一九四四、四五年,两次被日本宪兵抓去,幸赖胡兰成相救脱险,逃往内地,抗战胜利后,竟视爱玲为‘汉奸的女人’,加以轻薄,爱玲在《小团圆》里把他写成一个不念旧恩、乘人之危、占女人小便宜的小人。”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第306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庄信正在他编注的《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里也叙及此事:“《小团圆》中则通过荀桦这个人物对他做了尖利的影射。”见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