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宗系辩诬”与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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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朝鲜王朝自建国伊始就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宗系问题成为代表性的政治阴影。十六世纪,朝鲜与明朝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长达70余年的"宗系辩诬",深刻影响了朝鲜政治进程和两国宗藩关系,这是由朝鲜儒学发展和王权构造所致。十六世纪既是性理学昌盛的时代,士林派逐渐主导朝廷,也是朝鲜王权式微的时代,王权危机逐步加深。"宗系辩诬"为士林、王权、皇权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互动提供了契机:士林派主导了道德话语权,赢得了党派利益;王权塑造了自身正统,缓解了现实困境;皇权加强了内外权威,巩固了宗藩关系。三者共同参与开创了一个辩诬传统,通过改变历史上的不光彩记忆,解决现实中的合法性危机。
There were some serious legitimacy crisises in the beginning of Joseon Dynasty,whose representative example was Yi Seong-gye's political deeds in the time of establishing Joseon Dynasty.In the 16th century,a long debate about Yi Seong-gye centring on Daming huidianlasting 70 years between Joseo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profoundly influenced Jose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ino-korean relationship,which should attribute to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Joseon's Confucian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Joseon's kingship.In the 16th century,it was not only a booming era of Joseon's Confucianism when Confucian scholars dominated the country,but also a declining age of Joseon's kingship,who was usually deep in the political crisis.As a result,the dabate about Yi Seong-gye became a chance for emperors,king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the three's interest claims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Firstly,Confucian scholars dominated moral discourse power and gained political group's interest;secondly,kings set up legitimacy and practical dilemma;thirdly,emperors enhanced the authority and protected Sino-korean relationship.So emperors,king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all participated in creating a tradition of dabating against false records,whose key point was resolving legitimacy crisis in reality by changing disgraced memories in history.
There were some serious legitimacy crisises in the beginning of Joseon Dynasty,whose representative example was Yi Seong-gye's political deeds in the time of establishing Joseon Dynasty.In the 16th century,a long debate about Yi Seong-gye centring on Daming huidianlasting 70 years between Joseo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profoundly influenced Jose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ino-korean relationship,which should attribute to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Joseon's Confucian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Joseon's kingship.In the 16th century,it was not only a booming era of Joseon's Confucianism when Confucian scholars dominated the country,but also a declining age of Joseon's kingship,who was usually deep in the political crisis.As a result,the dabate about Yi Seong-gye became a chance for emperors,king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the three's interest claims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Firstly,Confucian scholars dominated moral discourse power and gained political group's interest;secondly,kings set up legitimacy and practical dilemma;thirdly,emperors enhanced the authority and protected Sino-korean relationship.So emperors,king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all participated in creating a tradition of dabating against false records,whose key point was resolving legitimacy crisis in reality by changing disgraced memories in history.
引文
(1)在古籍和学者的表述中,“辩诬”和“辨诬”常混用,本文除在引用古文和学者论文时仍保留原有写法外,其他皆依《现代汉语词典》统一写为“辩诬”。关于明代朝鲜围绕《大明会典》的十几次宗系辩诬,朝鲜后期的李肯翊在《燃藜室记述》对此有专门介绍,见(朝鲜王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17《宣祖朝宗系辨诬》,第四辑,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66年,第768-773页。韩国学者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150册中,根据笔者翻检统计,涉及《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的有:第2册,权橃《朝天录》两种;第3册,丁焕《朝天录》、裴三益《朝天录》;第4册,裴三益《朝天录》、裴三益《裴三益日记》、郑澈《郑松江燕行日记》、尹根寿《朝天录》、金诚一《金诚一朝天日记》、金诚一《朝天录》、崔岦《辛巳行录》;第5册,赵宪《朝天日记》;第6册,许篈《朝天记》、许篈《荷谷朝天记》;第7册,许篈《荷谷朝天记》、许篈《朝天录》;第101册,任权《燕行日记》、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徵》;第102册,黄琎《朝天行录》。以上诸多燕行文献,多是同书多种版本混编一起,且有错页衍文、张冠李戴之处,需研究者慎重鉴别。
(1)L.Carrington Goodrich,“Korean Interference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LXVIII,1937,pp.27-34.(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季刊》1937年第68期。)王崇武:《〈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4号;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2本,第1-25页;黄元九:《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记事之辨正》,《东方学志》1982年第30期;李成珪:《明清史书的朝鲜“曲笔”与朝鲜辨诬》,《五松李公范教授停年纪念东洋史论丛》,首尔:知识产业社,1993年。
(2)李铉淙:《对明关系》,《朝鲜:两班官僚国家的成立》,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年,第336-338页;今西著,今西春秋编:《高麗及李朝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4年,第127頁;末松保和:《高丽朝史と朝鲜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240-248頁。
(3)孙卫国:《〈明纪辑略〉之东传朝鲜及其引发之事件》,台湾《书目季刊》1997年第30卷第1期;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3-51页;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闫晓静:《朝鲜对明宗系辩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春,2009年;杨艳秋:《朝鲜王朝仁祖反正辨诬与明史编纂》,《史丛》2009年第69期;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高艳林:《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王玉蝶:《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4)权仁溶:《明中期朝鲜的宗系辩诬与对明外交---以权橃《朝天录》中心,《明清史研究》2005年第24辑;朴成柱:《朝鲜前期朝明关系中的宗系问题》,《庆州史学》2003年第22期;金暻绿:《朝鲜初期宗系辨诬的展开样相与对明关系》,《国史馆论丛》2006年第108辑;金暻绿:《朝鲜后期对中国辨诬研究》,《国史馆论丛》2007年第58辑;具都暎:《中宗代对明外交的推移与政治的意图》,《朝鲜时代史学报》2010年第54辑;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郑厚秀:《从李尚迪的眼泪看1863辨诬解决过程》,《东方古典研究》2013第2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
(5)桑野荣治:《朝鲜中宗时代宗系辩诬的再燃》,《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8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5号;桑野荣治:《朝鲜中宗二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东洋史研究》67-3,2008年;桑野荣治:《关于朝鲜中宗三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9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6号;许齐雄:《事大至诚---从16世纪末“昭雪国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7-345页。
(1)《明史》卷320《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79-8280页。
(2)《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三月癸巳条。
(3)《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281页。
(4)池内宏:《满鮮史研究》中世第2册,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年,第265-332頁。
(5)安鼎福:《东史纲目》,汉城:景仁文化社,1970年,第426页。
(6)朴元镐:《明初朝鲜的辽东攻伐计划与表笺问题》,《明初朝鲜关系史硏究》,汉城:一潮阁,2002年,第46页。
(7)夫马进:《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和“问罪”》,《明史研究论丛》2012年第10辑。
(8)《朝鲜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六月甲申条。
(9)《朝鲜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六月甲申条。
(1)《皇明祖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68、165页。
(2)Don Baker,“Writing History in Pre-Modern Korea,”in JoséRabasa,etc.ed.,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3:1400-1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03-118.
(3)《朝鲜太宗实录》卷6,太宗三年十一月己丑条。
(4)《朝鲜太宗实录》卷6,太宗三年十一月丙子条。
(5)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6)《朝鲜太宗实录》卷7,太宗四年三月戊辰条。
(7)《朝鲜中宗实录》卷33,中宗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8)《明一统志》卷89《外夷朝鲜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3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5页。
(1)《朝鲜中宗实录》卷33,中宗十三年五月乙巳条。
(2)《朝鲜中宗实录》卷33,中宗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3)《明武宗实录》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条。
(4)《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三月戊申条。
(5)《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三月戊申条。
(6)《朝鲜中宗实录》卷66,中宗二十四年九月庚申条。
(7)《朝鲜中宗实录》卷66,中宗二十四年十月戊子条。
(8)闫晓静:《朝鲜对明宗系辩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春,2009年,第8-9页。
(9)《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7,宣祖六年十一月丁丑条。
(1)《朝鲜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五月甲申条。
(2)《朝鲜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三月辛亥条。
(3)俞泓:《松塘集》卷2,《次山海关主事马维铭赠我韵》,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5年,第402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五月甲申条。
(5)神宗敕谕曰:“朕惟《会典》一书,我祖宗旧章,国家成宪,藏之内府,副在有司,其在外藩,未尝轻示。以尔世修职贡,夙秉忠诚,备屏翰于东韩,袭威仪于上国。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恳祈。慕昭代不刊之书,仍思快睹。朕视犹内服,嘉与同文,敕赐全编,俾传永久。兹付陪臣,赍回本国,以慰尔惓惓陈情至意。尔奉兹图籍,式是章程。既全被于光荣,宜尊藏于秘密,尚念绥怀之宠,弥坚翊戴之忱。”《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月乙亥条。
(6)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1-572页。
(1)《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三月戊午条。
(2)《朝鲜宣祖实录》卷10,宣祖九年八月甲子条。
(3)《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四月庚午条。
(4)权橃:《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298页。按,细考之,本册所收奏请使权橃两种《朝天录》实乃冬至使任权所写,不知何故被人编入权橃《冲斋先生文集》中。因当时奏请使权橃和冬至使任权一起赴京,国王交代,若有一人有变故,另外一人可代行。通读权橃《朝天录》,奏请使权橃一路生病,入京后便在玉河馆卧病不出,在“宗系辩诬”的大小事情上,皆是冬至使任权代行,吩咐通事李应星所做。《燕行录续集》第101册收录任权《燕行日记》,其文字与权橃《朝天录》大体相同,但亦有明显字句差异,基本可以推断权橃《朝天录》抄自任权《燕行日记》。
(5)鱼叔权:《稗官杂记》,《大东野乘》卷4,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年,第395-396页。
(6)高艳林:《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7)《朝鲜中宗实录》卷91,中宗三十四年七月乙未条。
(1)高艳林:《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
(2)《朝鲜中宗实录》卷42,中宗十六年七月丙寅条。
(3)金诚一:《金诚一朝天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册,第319、324页。
(4)《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月乙亥条。
(5)《光海君日记》卷94,光海君七年闰八月壬子条。
(6)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韩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1)李滉系列的退溪学派(岭南学派),主要人物有赵穆、金诚一、柳成龙、尹斗寿、尹根寿、李廷龟、郑经世、张显光、李玄逸、李栽、许穆、尹镌、李瀷等;李珥系列的栗谷学派(畿湖学派),主要人物有成浑、宋翼弼、赵宪、姜沆、金长生、金集、金尚宪、朴世采、宋时烈、权尚夏等。
(2)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3)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陈文寿、潘畅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4)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邢丽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1)林月惠:《十六世纪朝鲜性理学者对罗整庵“人心道心”说的回响与批判》,《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239-284页。
(2)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48《明宗大王行状》,《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30册,第546页。
(3)李珥:《栗谷先生全书》卷13《本国请改宗系奏本》,《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44册,第260-262页;奇大升:《高峰先生文集》卷2《辨诬奏》,《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40册,第59-60页。
(4)陈尚胜:《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5)李珥:《栗谷先生全书》卷30《经筵日记》,《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45册,第215-216页。
(6)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13,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581页。
(7)李成茂:《朝鲜初期两班研究》,杨秀芝译,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96年。
(8)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条。
(2)此表系笔者根据《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4,宣祖二十三年八月庚午条)制作。
(1)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徵》,林集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1册,首尔:尚书院,2008年。按,此书并非洪纯彦所写,乃后人所撰洪纯彦的传奇故事。
(2)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
(3)裴龙吉:《琴易堂先生文集》卷2《伸冤疏》,《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62册,第40-41页。
(4)闵仁伯:《苔泉集》卷2《师友录》,《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59册,第20页。
(5)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按,霍布斯鲍姆用“发明”一词具有特定的情境和含义,但笔者认为这段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鲜为庆祝“宗系辩诬”的成功而创造出的辩诬传统。
(6)金瑛珠(音译):《朝鲜中期宗庙乐章史的考察》,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光州,2010年。
(7)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1)关于明末“边境社会”的兴起意义,参看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
(4)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论第19页。
(1)Seung B.Kye,“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Vol.15,2010,pp.41-66.
(2)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史林》2013年第6期。
(1)L.Carrington Goodrich,“Korean Interference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LXVIII,1937,pp.27-34.(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季刊》1937年第68期。)王崇武:《〈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4号;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2本,第1-25页;黄元九:《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记事之辨正》,《东方学志》1982年第30期;李成珪:《明清史书的朝鲜“曲笔”与朝鲜辨诬》,《五松李公范教授停年纪念东洋史论丛》,首尔:知识产业社,1993年。
(2)李铉淙:《对明关系》,《朝鲜:两班官僚国家的成立》,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年,第336-338页;今西著,今西春秋编:《高麗及李朝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4年,第127頁;末松保和:《高丽朝史と朝鲜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240-248頁。
(3)孙卫国:《〈明纪辑略〉之东传朝鲜及其引发之事件》,台湾《书目季刊》1997年第30卷第1期;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3-51页;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闫晓静:《朝鲜对明宗系辩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春,2009年;杨艳秋:《朝鲜王朝仁祖反正辨诬与明史编纂》,《史丛》2009年第69期;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高艳林:《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王玉蝶:《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4)权仁溶:《明中期朝鲜的宗系辩诬与对明外交---以权橃《朝天录》中心,《明清史研究》2005年第24辑;朴成柱:《朝鲜前期朝明关系中的宗系问题》,《庆州史学》2003年第22期;金暻绿:《朝鲜初期宗系辨诬的展开样相与对明关系》,《国史馆论丛》2006年第108辑;金暻绿:《朝鲜后期对中国辨诬研究》,《国史馆论丛》2007年第58辑;具都暎:《中宗代对明外交的推移与政治的意图》,《朝鲜时代史学报》2010年第54辑;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郑厚秀:《从李尚迪的眼泪看1863辨诬解决过程》,《东方古典研究》2013第2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
(5)桑野荣治:《朝鲜中宗时代宗系辩诬的再燃》,《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8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5号;桑野荣治:《朝鲜中宗二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东洋史研究》67-3,2008年;桑野荣治:《关于朝鲜中宗三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9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6号;许齐雄:《事大至诚---从16世纪末“昭雪国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7-345页。
(1)《明史》卷320《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79-8280页。
(2)《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三月癸巳条。
(3)《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281页。
(4)池内宏:《满鮮史研究》中世第2册,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年,第265-332頁。
(5)安鼎福:《东史纲目》,汉城:景仁文化社,1970年,第426页。
(6)朴元镐:《明初朝鲜的辽东攻伐计划与表笺问题》,《明初朝鲜关系史硏究》,汉城:一潮阁,2002年,第46页。
(7)夫马进:《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和“问罪”》,《明史研究论丛》2012年第10辑。
(8)《朝鲜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六月甲申条。
(9)《朝鲜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六月甲申条。
(1)《皇明祖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68、165页。
(2)Don Baker,“Writing History in Pre-Modern Korea,”in JoséRabasa,etc.ed.,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3:1400-1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03-118.
(3)《朝鲜太宗实录》卷6,太宗三年十一月己丑条。
(4)《朝鲜太宗实录》卷6,太宗三年十一月丙子条。
(5)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6)《朝鲜太宗实录》卷7,太宗四年三月戊辰条。
(7)《朝鲜中宗实录》卷33,中宗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8)《明一统志》卷89《外夷朝鲜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3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5页。
(1)《朝鲜中宗实录》卷33,中宗十三年五月乙巳条。
(2)《朝鲜中宗实录》卷33,中宗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3)《明武宗实录》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条。
(4)《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三月戊申条。
(5)《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三月戊申条。
(6)《朝鲜中宗实录》卷66,中宗二十四年九月庚申条。
(7)《朝鲜中宗实录》卷66,中宗二十四年十月戊子条。
(8)闫晓静:《朝鲜对明宗系辩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春,2009年,第8-9页。
(9)《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7,宣祖六年十一月丁丑条。
(1)《朝鲜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五月甲申条。
(2)《朝鲜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三月辛亥条。
(3)俞泓:《松塘集》卷2,《次山海关主事马维铭赠我韵》,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5年,第402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五月甲申条。
(5)神宗敕谕曰:“朕惟《会典》一书,我祖宗旧章,国家成宪,藏之内府,副在有司,其在外藩,未尝轻示。以尔世修职贡,夙秉忠诚,备屏翰于东韩,袭威仪于上国。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恳祈。慕昭代不刊之书,仍思快睹。朕视犹内服,嘉与同文,敕赐全编,俾传永久。兹付陪臣,赍回本国,以慰尔惓惓陈情至意。尔奉兹图籍,式是章程。既全被于光荣,宜尊藏于秘密,尚念绥怀之宠,弥坚翊戴之忱。”《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月乙亥条。
(6)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1-572页。
(1)《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三月戊午条。
(2)《朝鲜宣祖实录》卷10,宣祖九年八月甲子条。
(3)《朝鲜中宗实录》卷35,中宗十四年四月庚午条。
(4)权橃:《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298页。按,细考之,本册所收奏请使权橃两种《朝天录》实乃冬至使任权所写,不知何故被人编入权橃《冲斋先生文集》中。因当时奏请使权橃和冬至使任权一起赴京,国王交代,若有一人有变故,另外一人可代行。通读权橃《朝天录》,奏请使权橃一路生病,入京后便在玉河馆卧病不出,在“宗系辩诬”的大小事情上,皆是冬至使任权代行,吩咐通事李应星所做。《燕行录续集》第101册收录任权《燕行日记》,其文字与权橃《朝天录》大体相同,但亦有明显字句差异,基本可以推断权橃《朝天录》抄自任权《燕行日记》。
(5)鱼叔权:《稗官杂记》,《大东野乘》卷4,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年,第395-396页。
(6)高艳林:《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7)《朝鲜中宗实录》卷91,中宗三十四年七月乙未条。
(1)高艳林:《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
(2)《朝鲜中宗实录》卷42,中宗十六年七月丙寅条。
(3)金诚一:《金诚一朝天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册,第319、324页。
(4)《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月乙亥条。
(5)《光海君日记》卷94,光海君七年闰八月壬子条。
(6)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韩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1)李滉系列的退溪学派(岭南学派),主要人物有赵穆、金诚一、柳成龙、尹斗寿、尹根寿、李廷龟、郑经世、张显光、李玄逸、李栽、许穆、尹镌、李瀷等;李珥系列的栗谷学派(畿湖学派),主要人物有成浑、宋翼弼、赵宪、姜沆、金长生、金集、金尚宪、朴世采、宋时烈、权尚夏等。
(2)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3)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陈文寿、潘畅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4)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邢丽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1)林月惠:《十六世纪朝鲜性理学者对罗整庵“人心道心”说的回响与批判》,《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239-284页。
(2)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48《明宗大王行状》,《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30册,第546页。
(3)李珥:《栗谷先生全书》卷13《本国请改宗系奏本》,《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44册,第260-262页;奇大升:《高峰先生文集》卷2《辨诬奏》,《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40册,第59-60页。
(4)陈尚胜:《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5)李珥:《栗谷先生全书》卷30《经筵日记》,《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45册,第215-216页。
(6)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13,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581页。
(7)李成茂:《朝鲜初期两班研究》,杨秀芝译,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96年。
(8)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条。
(2)此表系笔者根据《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4,宣祖二十三年八月庚午条)制作。
(1)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徵》,林集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1册,首尔:尚书院,2008年。按,此书并非洪纯彦所写,乃后人所撰洪纯彦的传奇故事。
(2)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
(3)裴龙吉:《琴易堂先生文集》卷2《伸冤疏》,《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62册,第40-41页。
(4)闵仁伯:《苔泉集》卷2《师友录》,《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59册,第20页。
(5)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按,霍布斯鲍姆用“发明”一词具有特定的情境和含义,但笔者认为这段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鲜为庆祝“宗系辩诬”的成功而创造出的辩诬传统。
(6)金瑛珠(音译):《朝鲜中期宗庙乐章史的考察》,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光州,2010年。
(7)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1)关于明末“边境社会”的兴起意义,参看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
(4)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论第19页。
(1)Seung B.Kye,“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Vol.15,2010,pp.41-66.
(2)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史林》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