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后何以乱世纷纷——庆历学术与新政对秩序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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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是北宋学术与政治运动的第一阶段。以石介为代表的新儒学明确以"周秦之后何以乱世纷纷"为秩序的核心问题,要求新的时代语境中诠释儒家典籍,重构社会政治秩序。本文重点从三个方面来展现他们的思考:第一是通过提倡一种新道德,为其政治纲领建立基础;第二是以儒学价值与制度资源重塑无为政治的理念,为国家治理模式奠定理论基础;第三是在具体路径上,改革者立足于吏治问题,开展了对贤能政治的实践。这些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理念,对后来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During the political reform led by Fan Zhongyan and others in the Qingli era, Shi Jie, a leading SongNeo-Confucian scholar clearly raised the question: Why was the world after the Zhou and Qin so chaot-ic? In searching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scholars like Shi Jie suggest that Confucian Classicsshould be reinterpreted in a new contemporary context so as to reconstruct a new socio-political order.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ir think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romoting new moral standards, reinter-preting non-action political idea in a Confucian framework, and using worthies to govern.
During the political reform led by Fan Zhongyan and others in the Qingli era, Shi Jie, a leading SongNeo-Confucian scholar clearly raised the question: Why was the world after the Zhou and Qin so chaot-ic? In searching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scholars like Shi Jie suggest that Confucian Classicsshould be reinterpreted in a new contemporary context so as to reconstruct a new socio-political order.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ir think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romoting new moral standards, reinter-preting non-action political idea in a Confucian framework, and using worthies to govern.
引文
(1)欧阳修:《杂传第四十二》,《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91页。
(2)司马光对冯道事迹论述很多,见《资治通鉴》卷二六八至二八九等内容。关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等对冯道事迹记叙与评价之异同的比较,可参看张明华:《论冯道“不知廉耻”历史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3)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册,第5页。
(4)同上,第4页。
(5)《春秋左传集解第一·隐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页。
(6)更多资料,可参见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45~651页。
(7)孙复:《文王论》,《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61页。
(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三,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9)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子全书》第1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8页。
(1)朱熹:《颜渊第十二》,《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7页。
(2)朱熹:《子路第十三》,《论语集注》卷七,第143页。
(3)孙复:《世子蒯聩论》,《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78页。
(4)同上,第178页。对于世子蒯聩,经学家有不同说法。一者认为《春秋》并没有褒贬蒯聩之意,故依然称其为世子,谓其当为继君。如此,孔子之正名,便成了“正世子之名”,意出公辄当避位以让其父。持此说者如全祖望以及刘宝楠等;一者如孙复以及后来的理学家倾向于认为,蒯聩出奔得罪于父,不应为继君。灵公应废世子,而命公子郢继位。
(1)李觏:《常语上》,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4页。
(2)同上,第383页。
(3)李觏对孟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不尊周室。但这部分已经佚失,一部分保存于余允文所著的《尊孟辨》中,对此,朱熹也作了相关的评注。余允文以为周室只是虚位,孟子要以仁义救天下;而李觏坚持周室之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如何能称之为仁义?而朱熹从“时措之宜”的角度给孟子辩护。实际上,经权确实是这里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君主昏乱,如何能够做到不废君而保持天下的稳定?李觏以为必须至忠至明之人,方可以兴权。但后世大臣往往陷入于势,即“譬诸骑虎,下则死矣”。失去富贵暂且不论,己身以及家族之性命亦不能保,曹操有“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由此后世往往多篡夺之祸。由于认识至明至忠之大臣的不常有,李觏期望于尊名号、慎权与的观念,来保证体制的稳定。这一思路与孙复以及后来的朱熹等人有所不同,但在严君臣之辨的问题上,依然是有共同之处的。参见李觏:《常语》(上中下),《李觏集》卷第三十二,第383~396页;《常语(佚文)》,《李觏集·附录一》,第539~546页。对于余允文以及朱熹的评注,参见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高平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171页。
(4)赵匡胤黄袍加身,曾经询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的回答很直截,他讲:“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相关论述可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26页
(1)如邓小南分析到:“作为‘祖宗之法’的精髓,它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强调防范纤悉,同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核心原则,在有效杜绝了内部重大变局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见氏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0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八,第824页。
(3)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居士集》卷四十六,《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48页。
(4)卢国龙重点从集权与用权的角度探讨北宋新儒学对治道的论述与探索,见其著:《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5)《准诏言事上书》,《居士集》卷四十六,第1148页。
(6)欧阳修:《问进士策三首之二》,《居士集》卷四十八,第1192页。
(1)孙复:《无为指上》,《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67~168页。
(2)同上,第168页。
(1)对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贝淡宁:《贤能政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文史哲》2017年第5期;孙磊:《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
(2)石介:《贵谋》,《徂徕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230页。
(3)范仲淹:《选任贤能论》,《范文正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9册,第602页。据史载,范仲淹的这几篇文章,包括《推委臣下论》、《帝王好尚论》等,是景祐三年因反对吕夷简专权而作,虽然有针对性,但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的思考。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八,第2783~2787页。
(4)欧阳修:《为君难论上》,《居士集》卷十七,《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三册),第527页。
(5)范仲淹:《推委臣下论》,《范文正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9册,第604页。
(6)同上,第605页。
(1)关于宋代兴起的士大夫与君主“同治”天下的呼声,学界多有关注,可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二、三章相关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99~230页;
(2)石介:《上范思远书》,《徂徕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272页。
(3)石介:《庆历圣德颂》,《徂徕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87页。
(4)欧阳修在其文章中对此事多有称述,如《吉州学记》、《外制集序》等中,见《居士集》卷三十九、四十三。
(5)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四,第3481页。
(2)司马光对冯道事迹论述很多,见《资治通鉴》卷二六八至二八九等内容。关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等对冯道事迹记叙与评价之异同的比较,可参看张明华:《论冯道“不知廉耻”历史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3)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册,第5页。
(4)同上,第4页。
(5)《春秋左传集解第一·隐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页。
(6)更多资料,可参见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45~651页。
(7)孙复:《文王论》,《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61页。
(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三,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9)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子全书》第1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8页。
(1)朱熹:《颜渊第十二》,《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7页。
(2)朱熹:《子路第十三》,《论语集注》卷七,第143页。
(3)孙复:《世子蒯聩论》,《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78页。
(4)同上,第178页。对于世子蒯聩,经学家有不同说法。一者认为《春秋》并没有褒贬蒯聩之意,故依然称其为世子,谓其当为继君。如此,孔子之正名,便成了“正世子之名”,意出公辄当避位以让其父。持此说者如全祖望以及刘宝楠等;一者如孙复以及后来的理学家倾向于认为,蒯聩出奔得罪于父,不应为继君。灵公应废世子,而命公子郢继位。
(1)李觏:《常语上》,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4页。
(2)同上,第383页。
(3)李觏对孟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不尊周室。但这部分已经佚失,一部分保存于余允文所著的《尊孟辨》中,对此,朱熹也作了相关的评注。余允文以为周室只是虚位,孟子要以仁义救天下;而李觏坚持周室之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如何能称之为仁义?而朱熹从“时措之宜”的角度给孟子辩护。实际上,经权确实是这里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君主昏乱,如何能够做到不废君而保持天下的稳定?李觏以为必须至忠至明之人,方可以兴权。但后世大臣往往陷入于势,即“譬诸骑虎,下则死矣”。失去富贵暂且不论,己身以及家族之性命亦不能保,曹操有“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由此后世往往多篡夺之祸。由于认识至明至忠之大臣的不常有,李觏期望于尊名号、慎权与的观念,来保证体制的稳定。这一思路与孙复以及后来的朱熹等人有所不同,但在严君臣之辨的问题上,依然是有共同之处的。参见李觏:《常语》(上中下),《李觏集》卷第三十二,第383~396页;《常语(佚文)》,《李觏集·附录一》,第539~546页。对于余允文以及朱熹的评注,参见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高平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171页。
(4)赵匡胤黄袍加身,曾经询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的回答很直截,他讲:“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相关论述可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26页
(1)如邓小南分析到:“作为‘祖宗之法’的精髓,它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强调防范纤悉,同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核心原则,在有效杜绝了内部重大变局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见氏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0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八,第824页。
(3)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居士集》卷四十六,《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48页。
(4)卢国龙重点从集权与用权的角度探讨北宋新儒学对治道的论述与探索,见其著:《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5)《准诏言事上书》,《居士集》卷四十六,第1148页。
(6)欧阳修:《问进士策三首之二》,《居士集》卷四十八,第1192页。
(1)孙复:《无为指上》,《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67~168页。
(2)同上,第168页。
(1)对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贝淡宁:《贤能政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文史哲》2017年第5期;孙磊:《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
(2)石介:《贵谋》,《徂徕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230页。
(3)范仲淹:《选任贤能论》,《范文正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9册,第602页。据史载,范仲淹的这几篇文章,包括《推委臣下论》、《帝王好尚论》等,是景祐三年因反对吕夷简专权而作,虽然有针对性,但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的思考。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八,第2783~2787页。
(4)欧阳修:《为君难论上》,《居士集》卷十七,《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三册),第527页。
(5)范仲淹:《推委臣下论》,《范文正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9册,第604页。
(6)同上,第605页。
(1)关于宋代兴起的士大夫与君主“同治”天下的呼声,学界多有关注,可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二、三章相关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99~230页;
(2)石介:《上范思远书》,《徂徕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272页。
(3)石介:《庆历圣德颂》,《徂徕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187页。
(4)欧阳修在其文章中对此事多有称述,如《吉州学记》、《外制集序》等中,见《居士集》卷三十九、四十三。
(5)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四,第3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