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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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第一个最完整、最先进、规模最大、职能最全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完成了支援全国三线建设最大任务量的时代重任,约向三线内迁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个。这一规模空前的现代化工业经济核心资源的大位移,既促进了三线地区工业化,有力带动了被支援城市城镇及其区域经济社会的突进式发展,又在客观上导致了"以大中型工业城市"为基础的东北经济社会的低度化发展。这种"一切为了备战",并以"临战方式"急速推进"非常规"的三线建设,对于"被建设"的三线城市与"支援建设"的东北城市的发展命运带来了殊异的结局,更对这两个区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
As China's first most complete,most advanced,largest,and most comprehensive heavy industry base,northeastern cities have spared no effort or cost to fulfill the greatest task of supporting the Third-Front,moving approximately 200 enterprises,1 million personnel and 300 supportive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the Third-Front region. This unprecedented grand shift of the kernel resource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has greatly sped up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Third-Front region and brought about jump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the supported cities and areas,but has at the same time resulted i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ern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are based on"large and medium-sized industrial cities". This dramatically pushed"non-conventional"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Front region,totally oriented by war preparation,has led to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destinies of the supported Third-Front ci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upporting northeastern cities on the other,and ha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respective urban modernizing processes.
As China's first most complete,most advanced,largest,and most comprehensive heavy industry base,northeastern cities have spared no effort or cost to fulfill the greatest task of supporting the Third-Front,moving approximately 200 enterprises,1 million personnel and 300 supportive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the Third-Front region. This unprecedented grand shift of the kernel resource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has greatly sped up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Third-Front region and brought about jump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the supported cities and areas,but has at the same time resulted i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ern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are based on"large and medium-sized industrial cities". This dramatically pushed"non-conventional"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Front region,totally oriented by war preparation,has led to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destinies of the supported Third-Front ci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upporting northeastern cities on the other,and ha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respective urban modernizing processes.
引文
(1)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34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10页。
(3)曹洪涛、储传亨(主编):《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4)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5)“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
(6)主要包括:300篇学术论文涉及三线建设的“决策原因、实施过程、建设内容、结果评价、区域差异、调整改造、经验教训、与领袖人物的关系、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小三线”等研究;近二十年来,20篇硕士论文完成了对全国三线建设和川、贵、陕、甘、青、湘6个三线省的宏观性研究。专著如,林凌、李树贵(主编):《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何郝炬等(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对三线建设的“原因、过程、布局、内容、成就、问题、评价、调整改造、经验教训、后续影响、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础资料如,唐泽江(主编):《论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开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李树贵等(编著):《西南三线工业调整改造战略研究》,成都:《体制改革探索》编辑部,1986年;四川省委、四川省科委“四川军工”课题组(编著):《坚持军民结合方向,发挥四川军工优势》研究报告,1986年;李树贵等(选编):《三线军工改革与发展》,成都:《区域经济研究》编辑部,1988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战略研究”课题组(编著):《三线企业调整与改革》,成都:《区域经济研究》编辑部,1989年;乐山市人民政府(编):《乐山三线建设》,乐山:1987年;《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11省区卷、相关行业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编):《三线建设》,1991年;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编):《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2006年;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2008年;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编):《中国大三线》,北京:人民画报社1998年版;王春才(主编):《三线建设铸丰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军转民大事记编写组:《中国军转民大事记》(1978—1998),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怀国模(主编):《中国军转民实录》,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政协天水市委员会(编):《天水文史资料》第13辑,2007年;《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倪同正等(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1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倪同正等(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2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倪同正等(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3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陈东林(执行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董志凯(执行主编):《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上下册,另含12个地区卷,内部资料),2014年—2018年;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中共攀枝花市委等(主编):《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成果汇编》,2015年;四川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编):《四川军工三线建设50周年纪念文集》,成都;2016年;政协贵州省委员会(主编):《三线精神铸丰碑》,1996年;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编):《穿越——贵阳工业历程亲历、亲见、亲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编):《穿越——贵阳工业历程亲历、亲见、亲闻》(续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共贵阳市党史研究室(编):《创业——三线建设在贵阳》上、下册,2013年;安顺市政协宣教文卫体委员会(编):《三线春秋》,2012年;六盘水地方志办公室(编):《六盘水三线建设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王佳翠:《遵义三线建设》,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政协贵州省绥阳县委员会(编):《绥阳三线建设志》,2016年;政协遵义市汇川区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汇川》,2010年;政协遵义市委员会(编):《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记》,2013年;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遵义市三线建设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政协黔东南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北京:线装书局2017年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主编):《激情岁月——献给支援三线建设的地矿人》,2005年;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方志资料库,http://www.sxsdq.cn/sqzlk/xbsxsz/;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的三线建设》(另有8个地区卷,内部资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襄樊市委党史研究室、襄樊市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编):《襄樊军工四十年》(1962—2002),2004年;中共国营红峰机械厂委员会(编):《太平山下的故事》,2006年;张成汉:《南征北战二十年——鄂西三线建设征战纪实》,沈阳出版社2007年版;政协十堰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二汽卷》上、下册,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政协十堰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102”卷》上、下册,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政协宜昌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宜昌》,2016年;徐有威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7)系列成果,2012年—2017年;等等。
(7)支援三线建设主要有三种方式:“迁建”、“新建”和“改扩建”。其中,“迁建”是由国家将一二线企事业搬迁到三线;“新建”是由国家重点投资在三线新建企事业(并指定了部分一二线企事业调出各类资源支援三线);“改扩建”是由国家投资对三线原企业进行大规模改造(并指定了部分一二线企事业调出各类资源支援三线)。凡支援三线建设多综合采用该“三种方式”,还包括对某些建设项目的“一包到底”。
(8)《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讲话》(1964年9月21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9)刘名忠(主编):《重庆市机械工业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03页。
(11)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周后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大打、早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建设、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573页)
(12)周恩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1964年5月28日),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15页。
(13)《李富春在1965年度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8月16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1—452页。
(14)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33页。
(15)毛泽东:《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1964年8月20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73页。
(16)毛泽东:《要向云贵川、陕甘宁、湘西、鄂西、豫西挤》(1964年10月19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92页。
(17)《李富春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964年8月20日),中国三线建设网,http://sxjs.guoshiyanjiu.org/viewe67ad32e-94f7-4971-b1e2-a22879057bda.html,2017年3月9日访问。
(18)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78页。
(19)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128页。
(20)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86页。
(21)《薄一波关于今、明两年工交企业搬家问题的报告》(1964年9月18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93—494页。
(22)同上,第494页。
(23)《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讲话》(1964年9月21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90页。
(24)《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4页。
(25)《计划会议情况反映》第86期(1964年9月24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3页。
(26)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6页。
(27)《毛泽东在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1805页。
(28)《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纪要(草稿)》(1965年9月2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512页。
(29)同上,第508页。
(30)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一九六四年搬厂问题的请示报告》(1964年10月10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95—496页。
(31)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6页。
(32)《中央西北局转发1965年第一批搬迁西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名单》(1964年11月17日),载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373页。
(33)景晓春(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34)《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71年3月8日),载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第440—442页。
(35)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中国的辽宁》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88、425页。
(36)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中国的辽宁》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37)刘敬之、王忠禹(主编):《当代中国的吉林》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390页。
(38)陈雷、侯捷(主编):《当代中国的黑龙江》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39)景晓春(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40)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41)俞荣根、张凤琦(主编):《当代重庆简史》,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42)重庆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建筑管理局(编):《重庆建筑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43)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127页。
(44)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第35页。
(45)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的决策与回顾》下册,第1203页。
(46)重庆市计划委员会:《重庆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今后设想》(1973年10月9日),重庆市档案馆:1080-2-519。
(47)例如,甘肃省规划的三线工业布局除兰州等原有几个工业地区外,新建工厂分布在6个专区,形成新的“九点一线”(“九点”是酒泉、张掖、永登、红古、靖远、临夏、定西、天水、平凉;“一线”是白银至靖远宝积山的铁路线)。冶金工业以酒钢为中心,形成80万吨铁、50万吨钢、30万吨材的综合生产能力的钢铁工业基地;建设铜、铝、锌、镍、钼等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机械工业用5年—7年的时间,由东北、华北等地区对口支援,建成“以兰州、西安地区为中心,西至西宁,北至张掖、石嘴山,南至汉中,东接豫西”等地区的西北机械工业基地。参见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第5页。
(48)比如,“1966年至1978年,中央先后在陕西安排建设项目400多个,其中安排在关中的占80%,投资额是重点建设地区的4倍以上。关中的经济建设以前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咸阳三城市,这个时期的新建项目开始向陇海铁路沿线、渭北伸展,在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咸阳、兴平、武功、宝鸡等城镇布点建厂,形成串珠状的工业城镇布局。在全省新建的47个工矿区(镇)中,关中占24个。”参见章泽(主编):《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49)从科学意义上讲,没有国防科技工业城市这一城市类型,其大多属于“以军品生产为主的机械、化工类”重型工业城市。因本文研究需要,笔者特列国防科技工业城市一类,以表明“三线建设对三线地区城市性质演变”的重大作用。
(50)因本文旨在率先展开东北支援下三线城市发展的“总体性”研究,重点在于“厘清三线项目类型、数量、布局、多种资源投入”对其所在城市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该系列城市城镇的“整体性巨变和进步”,故对新建城市、扩建城市、新兴工业镇中的“典型案例”分析薄弱。限于篇幅,笔者将予以另文对各类三线城市城镇“重要案例”进行“具体性”专门研究。
(51)《李富春在1965年度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8月16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1页。
(5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53)戴亮(主编):《银川移民史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188页。
(54)《关于德阳地区体制改革的建议》,载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旌城喜迎改革风——德阳建市纪实》,1993年,第91页。
(55)周明长:《三线建设与贵州省城市化》,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第96页。
(56)《四川省绵阳专区国家重点建设布点和上半年支援工作的开展情况报告》(1965年7月23日),绵阳市档案馆藏:74-1-4。
(57)曾心颙(主编):《绵阳市城乡建设志》,“概述”,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58)赵凯:《三线建设改变自贡工业布局》,载《自贡日报》2009年8月20日,第A02版。
(59)《当代宁夏日史》编审委员会(编):《当代宁夏日史》第1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60)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编):《三线建设》,1991年,第36页。
(61)孙健(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
(62)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63)重庆市计委:《有关体制、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1975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1080-2-563。
(64)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册,第62页;《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7页。
(65)《重庆》课题组(编):《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重庆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66)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册,第36页;《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7页。
(67)《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63、75、83、17页。
(68)刘毓汉(主编):《当代中国的甘肃》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69)江油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江油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2—647页。
(70)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4页。
(71)《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4—464页。
(72)景晓春(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6页。
(73)唐泽江(主编):《论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开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74)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1990年,第3页。
(75)以支援三线任务量最大之一的哈尔滨为例,从1964年—1977年,因支援三线建设迁出人口超过20万人(包括家属),占1976年哈尔滨市区人口210.6万人的10%,仅次于该城市“31.5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迁出量,这13年的城市人口年平均负增长2.19万人,平均增长率为-10.79‰。哈尔滨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大事记人口》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614页。此外,笔者从多种资料获悉,哈尔滨因支援三线建设内迁成套工业设备超过2000台套,原计划改扩建项目的技术方案、人员储备等资源均支援三线。与此同时,国家对哈尔滨工业部门采取了停建、压缩、大幅度降低投资,以及利用财政税收等措施调出巨额资金用于三线建设。为此,哈尔滨工业发展速度从1965年前的全国最快地区之一,下降为70年代末期的全国最慢地区之一。
(76)以决定三线项目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选址、生产纲领”看:第一,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省委和省政府各部门对其所主管、所属的各三线项目的规划、设计、选址、征地、投资、招工、生产纲领、配套设施等方面具有充分的“决定权”;项目布点地政府及其城市城镇对三线项目负有“热情接待、真诚欢迎、积极配合、全力支援、保障副食品供应”等方面的政治性“硬任务”,而对项目的类型、选址、征地、投资、招工、生产纲领、配套设施、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没有“决定权”;项目单位对自身的选址、设计、征地、投资、招工、生产纲领、产品市场需求等方面也没有“决定权”。因此,在“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总方针下,三线项目选址过程中的“行政化、非科学化”因素较为突出,虽然在总体上有很大一部分内迁、援建、新建、续改扩建项目是“依托城市城镇(含已规划的工业区、新工业区)”而合理选址,但有相当一部分项目选址存在“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且该部分项目约近占项目总数的20%。第二,中央在1964年明确决定“一线有的工业门类,三线都要有;一线没有的工业门类,三线也要有;三线要改变一线集中布局下工厂的‘大、专、全’毛病,要搞大分散布局下的‘小而专、小而全’”的三线工业建设方向。这就导致了一二三线地区及其城市城镇的工业化迅速形成了“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乃至城市城镇“特色弱化”等突出的新问题。本文注释6对此类问题的分析较为充分,此领域最新成果可参见张勇:《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载《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48—155页。
(77)“三线建设缺乏相关必备政策持续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三线建设本身是一个在短时期内形成的大规模“备战化”经济战略,这决定了其规划特点是高度动态的,除了一批重点工程外,其他都是边规划、边施工、边投产,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增减。目前可见的中央层面“正式成文实施”的三线建设总体规划、年度计划仅有《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因此,在漫长的十余年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稳定、全面的三线建设规划。第二,在“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两年多中,三线建设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停顿,并且因各级三线建设领导机构已“被夺权”和数个政治运动的剧烈冲击,还导致了更长时期内三线建设中的“政令不畅、指挥不顺、条块分割、工程延期、投资超额、效益低下、损失巨大”等问题。本文注释6对此有较为全面的叙述。
(78)笔者对此将予以另文的专门研究。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10页。
(3)曹洪涛、储传亨(主编):《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4)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5)“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
(6)主要包括:300篇学术论文涉及三线建设的“决策原因、实施过程、建设内容、结果评价、区域差异、调整改造、经验教训、与领袖人物的关系、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小三线”等研究;近二十年来,20篇硕士论文完成了对全国三线建设和川、贵、陕、甘、青、湘6个三线省的宏观性研究。专著如,林凌、李树贵(主编):《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何郝炬等(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对三线建设的“原因、过程、布局、内容、成就、问题、评价、调整改造、经验教训、后续影响、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础资料如,唐泽江(主编):《论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开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李树贵等(编著):《西南三线工业调整改造战略研究》,成都:《体制改革探索》编辑部,1986年;四川省委、四川省科委“四川军工”课题组(编著):《坚持军民结合方向,发挥四川军工优势》研究报告,1986年;李树贵等(选编):《三线军工改革与发展》,成都:《区域经济研究》编辑部,1988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战略研究”课题组(编著):《三线企业调整与改革》,成都:《区域经济研究》编辑部,1989年;乐山市人民政府(编):《乐山三线建设》,乐山:1987年;《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11省区卷、相关行业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编):《三线建设》,1991年;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编):《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2006年;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2008年;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编):《中国大三线》,北京:人民画报社1998年版;王春才(主编):《三线建设铸丰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军转民大事记编写组:《中国军转民大事记》(1978—1998),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怀国模(主编):《中国军转民实录》,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政协天水市委员会(编):《天水文史资料》第13辑,2007年;《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倪同正等(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1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倪同正等(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2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倪同正等(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3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陈东林(执行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董志凯(执行主编):《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上下册,另含12个地区卷,内部资料),2014年—2018年;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中共攀枝花市委等(主编):《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成果汇编》,2015年;四川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编):《四川军工三线建设50周年纪念文集》,成都;2016年;政协贵州省委员会(主编):《三线精神铸丰碑》,1996年;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编):《穿越——贵阳工业历程亲历、亲见、亲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编):《穿越——贵阳工业历程亲历、亲见、亲闻》(续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共贵阳市党史研究室(编):《创业——三线建设在贵阳》上、下册,2013年;安顺市政协宣教文卫体委员会(编):《三线春秋》,2012年;六盘水地方志办公室(编):《六盘水三线建设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王佳翠:《遵义三线建设》,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政协贵州省绥阳县委员会(编):《绥阳三线建设志》,2016年;政协遵义市汇川区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汇川》,2010年;政协遵义市委员会(编):《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记》,2013年;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遵义市三线建设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政协黔东南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北京:线装书局2017年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主编):《激情岁月——献给支援三线建设的地矿人》,2005年;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方志资料库,http://www.sxsdq.cn/sqzlk/xbsxsz/;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的三线建设》(另有8个地区卷,内部资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襄樊市委党史研究室、襄樊市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编):《襄樊军工四十年》(1962—2002),2004年;中共国营红峰机械厂委员会(编):《太平山下的故事》,2006年;张成汉:《南征北战二十年——鄂西三线建设征战纪实》,沈阳出版社2007年版;政协十堰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二汽卷》上、下册,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政协十堰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102”卷》上、下册,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政协宜昌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宜昌》,2016年;徐有威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7)系列成果,2012年—2017年;等等。
(7)支援三线建设主要有三种方式:“迁建”、“新建”和“改扩建”。其中,“迁建”是由国家将一二线企事业搬迁到三线;“新建”是由国家重点投资在三线新建企事业(并指定了部分一二线企事业调出各类资源支援三线);“改扩建”是由国家投资对三线原企业进行大规模改造(并指定了部分一二线企事业调出各类资源支援三线)。凡支援三线建设多综合采用该“三种方式”,还包括对某些建设项目的“一包到底”。
(8)《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讲话》(1964年9月21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9)刘名忠(主编):《重庆市机械工业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03页。
(11)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周后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大打、早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建设、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573页)
(12)周恩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1964年5月28日),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15页。
(13)《李富春在1965年度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8月16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1—452页。
(14)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33页。
(15)毛泽东:《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1964年8月20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73页。
(16)毛泽东:《要向云贵川、陕甘宁、湘西、鄂西、豫西挤》(1964年10月19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92页。
(17)《李富春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964年8月20日),中国三线建设网,http://sxjs.guoshiyanjiu.org/viewe67ad32e-94f7-4971-b1e2-a22879057bda.html,2017年3月9日访问。
(18)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78页。
(19)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128页。
(20)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86页。
(21)《薄一波关于今、明两年工交企业搬家问题的报告》(1964年9月18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93—494页。
(22)同上,第494页。
(23)《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讲话》(1964年9月21日),载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90页。
(24)《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4页。
(25)《计划会议情况反映》第86期(1964年9月24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3页。
(26)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6页。
(27)《毛泽东在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1805页。
(28)《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纪要(草稿)》(1965年9月2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512页。
(29)同上,第508页。
(30)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一九六四年搬厂问题的请示报告》(1964年10月10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95—496页。
(31)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6页。
(32)《中央西北局转发1965年第一批搬迁西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名单》(1964年11月17日),载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373页。
(33)景晓春(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34)《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71年3月8日),载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第440—442页。
(35)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中国的辽宁》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88、425页。
(36)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中国的辽宁》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37)刘敬之、王忠禹(主编):《当代中国的吉林》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390页。
(38)陈雷、侯捷(主编):《当代中国的黑龙江》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39)景晓春(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40)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41)俞荣根、张凤琦(主编):《当代重庆简史》,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42)重庆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建筑管理局(编):《重庆建筑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43)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127页。
(44)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第35页。
(45)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的决策与回顾》下册,第1203页。
(46)重庆市计划委员会:《重庆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今后设想》(1973年10月9日),重庆市档案馆:1080-2-519。
(47)例如,甘肃省规划的三线工业布局除兰州等原有几个工业地区外,新建工厂分布在6个专区,形成新的“九点一线”(“九点”是酒泉、张掖、永登、红古、靖远、临夏、定西、天水、平凉;“一线”是白银至靖远宝积山的铁路线)。冶金工业以酒钢为中心,形成80万吨铁、50万吨钢、30万吨材的综合生产能力的钢铁工业基地;建设铜、铝、锌、镍、钼等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机械工业用5年—7年的时间,由东北、华北等地区对口支援,建成“以兰州、西安地区为中心,西至西宁,北至张掖、石嘴山,南至汉中,东接豫西”等地区的西北机械工业基地。参见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编):《甘肃三线建设》,第5页。
(48)比如,“1966年至1978年,中央先后在陕西安排建设项目400多个,其中安排在关中的占80%,投资额是重点建设地区的4倍以上。关中的经济建设以前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咸阳三城市,这个时期的新建项目开始向陇海铁路沿线、渭北伸展,在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咸阳、兴平、武功、宝鸡等城镇布点建厂,形成串珠状的工业城镇布局。在全省新建的47个工矿区(镇)中,关中占24个。”参见章泽(主编):《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49)从科学意义上讲,没有国防科技工业城市这一城市类型,其大多属于“以军品生产为主的机械、化工类”重型工业城市。因本文研究需要,笔者特列国防科技工业城市一类,以表明“三线建设对三线地区城市性质演变”的重大作用。
(50)因本文旨在率先展开东北支援下三线城市发展的“总体性”研究,重点在于“厘清三线项目类型、数量、布局、多种资源投入”对其所在城市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该系列城市城镇的“整体性巨变和进步”,故对新建城市、扩建城市、新兴工业镇中的“典型案例”分析薄弱。限于篇幅,笔者将予以另文对各类三线城市城镇“重要案例”进行“具体性”专门研究。
(51)《李富春在1965年度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8月16日),载《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1页。
(5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53)戴亮(主编):《银川移民史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188页。
(54)《关于德阳地区体制改革的建议》,载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旌城喜迎改革风——德阳建市纪实》,1993年,第91页。
(55)周明长:《三线建设与贵州省城市化》,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第96页。
(56)《四川省绵阳专区国家重点建设布点和上半年支援工作的开展情况报告》(1965年7月23日),绵阳市档案馆藏:74-1-4。
(57)曾心颙(主编):《绵阳市城乡建设志》,“概述”,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58)赵凯:《三线建设改变自贡工业布局》,载《自贡日报》2009年8月20日,第A02版。
(59)《当代宁夏日史》编审委员会(编):《当代宁夏日史》第1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60)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编):《三线建设》,1991年,第36页。
(61)孙健(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
(62)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63)重庆市计委:《有关体制、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1975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1080-2-563。
(64)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册,第62页;《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7页。
(65)《重庆》课题组(编):《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重庆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66)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册,第36页;《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7页。
(67)《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63、75、83、17页。
(68)刘毓汉(主编):《当代中国的甘肃》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69)江油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江油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2—647页。
(70)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4页。
(71)《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54—464页。
(72)景晓春(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6页。
(73)唐泽江(主编):《论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开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74)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1990年,第3页。
(75)以支援三线任务量最大之一的哈尔滨为例,从1964年—1977年,因支援三线建设迁出人口超过20万人(包括家属),占1976年哈尔滨市区人口210.6万人的10%,仅次于该城市“31.5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迁出量,这13年的城市人口年平均负增长2.19万人,平均增长率为-10.79‰。哈尔滨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大事记人口》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614页。此外,笔者从多种资料获悉,哈尔滨因支援三线建设内迁成套工业设备超过2000台套,原计划改扩建项目的技术方案、人员储备等资源均支援三线。与此同时,国家对哈尔滨工业部门采取了停建、压缩、大幅度降低投资,以及利用财政税收等措施调出巨额资金用于三线建设。为此,哈尔滨工业发展速度从1965年前的全国最快地区之一,下降为70年代末期的全国最慢地区之一。
(76)以决定三线项目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选址、生产纲领”看:第一,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省委和省政府各部门对其所主管、所属的各三线项目的规划、设计、选址、征地、投资、招工、生产纲领、配套设施等方面具有充分的“决定权”;项目布点地政府及其城市城镇对三线项目负有“热情接待、真诚欢迎、积极配合、全力支援、保障副食品供应”等方面的政治性“硬任务”,而对项目的类型、选址、征地、投资、招工、生产纲领、配套设施、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没有“决定权”;项目单位对自身的选址、设计、征地、投资、招工、生产纲领、产品市场需求等方面也没有“决定权”。因此,在“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总方针下,三线项目选址过程中的“行政化、非科学化”因素较为突出,虽然在总体上有很大一部分内迁、援建、新建、续改扩建项目是“依托城市城镇(含已规划的工业区、新工业区)”而合理选址,但有相当一部分项目选址存在“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且该部分项目约近占项目总数的20%。第二,中央在1964年明确决定“一线有的工业门类,三线都要有;一线没有的工业门类,三线也要有;三线要改变一线集中布局下工厂的‘大、专、全’毛病,要搞大分散布局下的‘小而专、小而全’”的三线工业建设方向。这就导致了一二三线地区及其城市城镇的工业化迅速形成了“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乃至城市城镇“特色弱化”等突出的新问题。本文注释6对此类问题的分析较为充分,此领域最新成果可参见张勇:《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载《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48—155页。
(77)“三线建设缺乏相关必备政策持续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三线建设本身是一个在短时期内形成的大规模“备战化”经济战略,这决定了其规划特点是高度动态的,除了一批重点工程外,其他都是边规划、边施工、边投产,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增减。目前可见的中央层面“正式成文实施”的三线建设总体规划、年度计划仅有《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因此,在漫长的十余年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稳定、全面的三线建设规划。第二,在“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两年多中,三线建设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停顿,并且因各级三线建设领导机构已“被夺权”和数个政治运动的剧烈冲击,还导致了更长时期内三线建设中的“政令不畅、指挥不顺、条块分割、工程延期、投资超额、效益低下、损失巨大”等问题。本文注释6对此有较为全面的叙述。
(78)笔者对此将予以另文的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