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梁树——整体技艺观视角下闽西客家地区“九厅十八井”建筑的大木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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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造梁树,即制作房屋栋梁,是闽西客家民居营造的关键环节。这种关键性,不仅由于梁树复杂而独特的加工技术和其在构架上的重要地位,更体现在以居住者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对梁树象征意涵的笃信。文章以闽西龙岩邓村木匠造梁树的过程为例,利用当地工匠在营造中使用的有机语言,从接"活儿"、定长度、选材料、公开做、出样子、做细部、上梁七个步骤,勾勒这一技术与其所在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突出技艺实践过程中,国家、市场、风俗与工匠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向技术内部的渗透,并结合由提姆·英戈尔德和布迪厄相关技艺理论组成的整体性技艺观,分析自近现代以来,由于学术话语、政治和资本市场等因素造成的对传统技艺生存与研究的遮蔽,强调传统建筑营造这种民间技艺具有的实践理性,为保存传统匠作技艺和其根植的风土性探索智识依据,并探寻民居研究中的本土话语。
The key step in building the traditional nine-halls-and-eighteen-sky-wells residence in the western Fujian Hakka cultural region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dge beam.The importance of the ridge beam may lie not only in the complicated and unique craftsmanship involve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but also in its symbolic meaning in the vernacular folk faith.By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idge beam in Deng Village,Longyan,by local carpenters using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is article teases 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chnique and the related social context through the local language that the craftsmen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The article divid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to seven steps:accepting the commission,deciding the length,choosing the required timber material,making the beam in public,accomplishment of the primary form decoration,and the raising of the beam to the ridge This process show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market,customs,and craftsmen on the practice of technique.Adopt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technique provided by Pierre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and Tim Ingold's view on skills,the article also reveals the neglect and concealment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n the modern academic discourse,politics,and market for capital to argue for practical reason in the folk art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skills and the local lifeworld in which it is rooted,and to seek for a native discourse in vernacular dwelling research.
The key step in building the traditional nine-halls-and-eighteen-sky-wells residence in the western Fujian Hakka cultural region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dge beam.The importance of the ridge beam may lie not only in the complicated and unique craftsmanship involve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but also in its symbolic meaning in the vernacular folk faith.By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idge beam in Deng Village,Longyan,by local carpenters using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is article teases 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chnique and the related social context through the local language that the craftsmen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The article divid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to seven steps:accepting the commission,deciding the length,choosing the required timber material,making the beam in public,accomplishment of the primary form decoration,and the raising of the beam to the ridge This process show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market,customs,and craftsmen on the practice of technique.Adopt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technique provided by Pierre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and Tim Ingold's view on skills,the article also reveals the neglect and concealment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n the modern academic discourse,politics,and market for capital to argue for practical reason in the folk art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skills and the local lifeworld in which it is rooted,and to seek for a native discourse in vernacular dwelling research.
引文
[1]李秋香.闽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155-156.
[2]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89-90.
[3]程建军.风水解析[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4]过汉泉.古建筑木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62-63.
[5]INGOLD T.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in Dwelling, Livelihood and skill[M]. London:Routledge:352.
[6]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42.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599.
[8]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115.
[9]海德格尔.筑居思[M]//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52-171.
[10]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M].韩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226-229.
[1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活儿”是俚语,在本文语境中多指传统式木构建筑工程。与尽量使用调查材料中田野对象的原话一样,本文所涉及的建筑和技术语汇皆以尊重和还原本地实际为原则,在不影响文章阅读的前提下,并不刻意解释或将其“翻译”为专业建筑语汇,意在以此保证人类学研究在语言上的有机性。
(2)“九厅十八井”中的“九厅”一般包括门楼厅、下厅、中厅、下厅、后厅五厅、楼下厅、楼上厅、左花厅和右花厅,“十八井”则插在五进厅中,以每边横屋五井计算,两条横屋共十井,加上楼背厅三井,共有十八井。这种称呼只是当地客家人对大房子多厅堂多天井的一种指涉,形容其规模之大,“九”和“十八”都是客家人认为相对接近实际而又吉祥喜庆的数字。“九厅十八井”民居建筑是客家人在中原合院建筑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湿润的气候和地形地势,并适应客家聚族而居的居住特征,而演化成的特殊建筑形制。这种建筑形制在我国南方的闽、粤、赣、湘诸省均有分布,只是名称有所不同。例如闽海民系的泉州居民称之为“九十九间”,广东称之为“九栋十八厅”,遍及东南方的“三合天井式”民居也颇为类似。见参考文献[1]。另外,本文所谓“民居建筑”对应英文的“vernacular architecture”,或称“风土建筑”“乡土建筑”,其指涉范围不限于住宅等居住建筑。
(1)“陪跑”为俚语,说的是名为公开招标,但实际上中标者已“内定”,其他人为避免流标而迫于某些因素参与投标过程。
(2)惯习作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体现行动能动性的关键所在。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概念受到潘诺夫斯基有关哥特建筑的研究成果启发,本用来解释学者思维在建筑领域内的影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布迪厄将其视为一种“无需通过算计而能在空间中找到得宜的方向和位置的游戏”的感觉,即“the incorporated and quasipositural disposition”。后来他多次阐释了这个概念:惯习是反复灌输和必要适应的产物,其使作为集体历史产物的客观结构可以用持续并带有倾向性的形式,在类似条件长期持续情况下的有机体中再生。也就是说,惯习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见参考文献[2]。
(3)这里的“川”即“穿枋”,因为当地木工在做好的构件上标注如此,故而保留。
(4)据程建军《风水解析》(参考文献[3]),门户尺度的裁定使用门光尺,一尺均分为八份,每份写有表明吉凶意义的文字及相应谶纬用语。木匠以此选择吉利的门户尺寸。
(5)程建军曾具体分析过在岭南潮汕地区的过白内涵:站在后进神龛前香案后,从离地面1.5米左右高处(约香炉燃香点,大约为一般人的水平视线高度)从前望去,在人眼的视野范围内,前进厅正脊上沿水平线与后进厅前檐下沿水平线之间构成的“视窗”要能看见天空,在前面那座建筑的屋脊之上,还有要一线天空被纳入画面。所见天空光称为“白”。它主要用来控制前后两进厅之间的间距。在闽西盛行类似做法,当地常见的过白尺寸为“一扣布”。见参考文献[3]。
(6)完整的压白尺法包含了尺白和寸白,但是因为在实际的民居建造中工匠多只用到寸白,且只在心间比较讲究,所以这里称“寸白尺法”。
(7)这里的弹性长度指的是为避免手工制作过程中误差而故意留长的地方,只有在最后加工完榫口后才锯掉。一般而言,越好的工匠越倾向于将这个弹性长度控制在比较稳定的较小范围。
(1)据当地人介绍,梁树的原料原来由大木师傅和东家一起入林去选。当地甚至还有“偷”梁树的习惯,被偷的一方还会因此感到开心,因为若别人能看上自己家的树,说明自己家风水好,加之事先得到的一些钱财补偿,也不会介意此事。“偷”更多时候是一种表演,可能与对树的一种灵性信仰有关,这点在砍梁树需要念文,以及在梁树粗加工及运送下山时不能沾地等各种“讲究”中得到了印证。
(2)王师傅就认为长在崖边的树最好,因其经历过风吹雨打,长得慢,所以以此为原材料造出的梁树,比起使用在山脚的树造的能多用几十乃至上百年。
(1)施工地点最好就在所修建筑的旁边,尤其是翻修和修缮,因为工匠需要频繁地丈量尺寸,以决定下一步操作的具体数值。
(2)虽然过汉泉认为这是明代做法(见参考文献[4]),但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做法经常混杂在同一栋传统建筑中。木匠们并不刻意思考这些样式的历史和断代,更关心其技术本身。对王师傅来说,关键是要做得出来,做得好看。
(1)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强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工作进入一个灵敏活动的常规模式中。工匠的身体与其他参与工作的成分的感知运动逐渐协调起来,融入了工件制作的常规过程和方法。见参考文献[5]。
(2)这部分有关具体画墨步骤的介绍,根据文章分析需要有所选择,省略了实际操作中一些步骤和细节。
(1)齐同又称“骑童”“童柱”。除了地方叫法上的差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木工为方便起见,在标注时常用同音但笔画比较简单的字来代替。本文取写在木构件上的用词,以贴近这种强调操作和实用的情境。
(1)此处参考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的条件》(参考文献[6])中的观点,原文为:“技艺者把它(工具)设计和发明出来以建构由物质构成的世界,而且这些工具的适用性和精确性是由诸如他希望发明等‘客观’目标所决定,而不是由主观的需要和愿望所决定的。”
(2)王其亨的研究没有针对特定地域,但却对这一点做了覆盖面更广的阐释(见参考文献[8])。原文为:“正堂中,一张条儿居中,正墙是祖容,或将祖宗的神主排位放在茶几上,还常供有‘地脉龙神’牌位,象征着宅基的核心,即‘穴’的所在。”
(1)这里的结构分析法特指人类学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神话故事时常采用的结构分析法,见参考文献[10]。
(2)关于技艺及工具被科技和机器取代,进而劳动产生异化的过程,可以参见《资本论》第一卷(参考文献[7])。
(3)中国在近现代史上曾有收缴农村技艺的历史。这项措施推动并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知识经营汇聚于城市,而农民内部技能的多样性被贬低甚至取消。在《以竹为生》(参考文献[11])一书中,艾约博(Jacob Eyferth)详细考察和论证了这一历史逻辑对四川夹江的民间造纸术的影响,与本文的研究颇为类似。他对国家依赖表征知识进行制度安排的目的与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
[2]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89-90.
[3]程建军.风水解析[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4]过汉泉.古建筑木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62-63.
[5]INGOLD T.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in Dwelling, Livelihood and skill[M]. London:Routledge:352.
[6]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42.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599.
[8]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115.
[9]海德格尔.筑居思[M]//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52-171.
[10]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M].韩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226-229.
[1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活儿”是俚语,在本文语境中多指传统式木构建筑工程。与尽量使用调查材料中田野对象的原话一样,本文所涉及的建筑和技术语汇皆以尊重和还原本地实际为原则,在不影响文章阅读的前提下,并不刻意解释或将其“翻译”为专业建筑语汇,意在以此保证人类学研究在语言上的有机性。
(2)“九厅十八井”中的“九厅”一般包括门楼厅、下厅、中厅、下厅、后厅五厅、楼下厅、楼上厅、左花厅和右花厅,“十八井”则插在五进厅中,以每边横屋五井计算,两条横屋共十井,加上楼背厅三井,共有十八井。这种称呼只是当地客家人对大房子多厅堂多天井的一种指涉,形容其规模之大,“九”和“十八”都是客家人认为相对接近实际而又吉祥喜庆的数字。“九厅十八井”民居建筑是客家人在中原合院建筑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湿润的气候和地形地势,并适应客家聚族而居的居住特征,而演化成的特殊建筑形制。这种建筑形制在我国南方的闽、粤、赣、湘诸省均有分布,只是名称有所不同。例如闽海民系的泉州居民称之为“九十九间”,广东称之为“九栋十八厅”,遍及东南方的“三合天井式”民居也颇为类似。见参考文献[1]。另外,本文所谓“民居建筑”对应英文的“vernacular architecture”,或称“风土建筑”“乡土建筑”,其指涉范围不限于住宅等居住建筑。
(1)“陪跑”为俚语,说的是名为公开招标,但实际上中标者已“内定”,其他人为避免流标而迫于某些因素参与投标过程。
(2)惯习作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体现行动能动性的关键所在。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概念受到潘诺夫斯基有关哥特建筑的研究成果启发,本用来解释学者思维在建筑领域内的影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布迪厄将其视为一种“无需通过算计而能在空间中找到得宜的方向和位置的游戏”的感觉,即“the incorporated and quasipositural disposition”。后来他多次阐释了这个概念:惯习是反复灌输和必要适应的产物,其使作为集体历史产物的客观结构可以用持续并带有倾向性的形式,在类似条件长期持续情况下的有机体中再生。也就是说,惯习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见参考文献[2]。
(3)这里的“川”即“穿枋”,因为当地木工在做好的构件上标注如此,故而保留。
(4)据程建军《风水解析》(参考文献[3]),门户尺度的裁定使用门光尺,一尺均分为八份,每份写有表明吉凶意义的文字及相应谶纬用语。木匠以此选择吉利的门户尺寸。
(5)程建军曾具体分析过在岭南潮汕地区的过白内涵:站在后进神龛前香案后,从离地面1.5米左右高处(约香炉燃香点,大约为一般人的水平视线高度)从前望去,在人眼的视野范围内,前进厅正脊上沿水平线与后进厅前檐下沿水平线之间构成的“视窗”要能看见天空,在前面那座建筑的屋脊之上,还有要一线天空被纳入画面。所见天空光称为“白”。它主要用来控制前后两进厅之间的间距。在闽西盛行类似做法,当地常见的过白尺寸为“一扣布”。见参考文献[3]。
(6)完整的压白尺法包含了尺白和寸白,但是因为在实际的民居建造中工匠多只用到寸白,且只在心间比较讲究,所以这里称“寸白尺法”。
(7)这里的弹性长度指的是为避免手工制作过程中误差而故意留长的地方,只有在最后加工完榫口后才锯掉。一般而言,越好的工匠越倾向于将这个弹性长度控制在比较稳定的较小范围。
(1)据当地人介绍,梁树的原料原来由大木师傅和东家一起入林去选。当地甚至还有“偷”梁树的习惯,被偷的一方还会因此感到开心,因为若别人能看上自己家的树,说明自己家风水好,加之事先得到的一些钱财补偿,也不会介意此事。“偷”更多时候是一种表演,可能与对树的一种灵性信仰有关,这点在砍梁树需要念文,以及在梁树粗加工及运送下山时不能沾地等各种“讲究”中得到了印证。
(2)王师傅就认为长在崖边的树最好,因其经历过风吹雨打,长得慢,所以以此为原材料造出的梁树,比起使用在山脚的树造的能多用几十乃至上百年。
(1)施工地点最好就在所修建筑的旁边,尤其是翻修和修缮,因为工匠需要频繁地丈量尺寸,以决定下一步操作的具体数值。
(2)虽然过汉泉认为这是明代做法(见参考文献[4]),但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做法经常混杂在同一栋传统建筑中。木匠们并不刻意思考这些样式的历史和断代,更关心其技术本身。对王师傅来说,关键是要做得出来,做得好看。
(1)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强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工作进入一个灵敏活动的常规模式中。工匠的身体与其他参与工作的成分的感知运动逐渐协调起来,融入了工件制作的常规过程和方法。见参考文献[5]。
(2)这部分有关具体画墨步骤的介绍,根据文章分析需要有所选择,省略了实际操作中一些步骤和细节。
(1)齐同又称“骑童”“童柱”。除了地方叫法上的差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木工为方便起见,在标注时常用同音但笔画比较简单的字来代替。本文取写在木构件上的用词,以贴近这种强调操作和实用的情境。
(1)此处参考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的条件》(参考文献[6])中的观点,原文为:“技艺者把它(工具)设计和发明出来以建构由物质构成的世界,而且这些工具的适用性和精确性是由诸如他希望发明等‘客观’目标所决定,而不是由主观的需要和愿望所决定的。”
(2)王其亨的研究没有针对特定地域,但却对这一点做了覆盖面更广的阐释(见参考文献[8])。原文为:“正堂中,一张条儿居中,正墙是祖容,或将祖宗的神主排位放在茶几上,还常供有‘地脉龙神’牌位,象征着宅基的核心,即‘穴’的所在。”
(1)这里的结构分析法特指人类学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神话故事时常采用的结构分析法,见参考文献[10]。
(2)关于技艺及工具被科技和机器取代,进而劳动产生异化的过程,可以参见《资本论》第一卷(参考文献[7])。
(3)中国在近现代史上曾有收缴农村技艺的历史。这项措施推动并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知识经营汇聚于城市,而农民内部技能的多样性被贬低甚至取消。在《以竹为生》(参考文献[11])一书中,艾约博(Jacob Eyferth)详细考察和论证了这一历史逻辑对四川夹江的民间造纸术的影响,与本文的研究颇为类似。他对国家依赖表征知识进行制度安排的目的与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