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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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解"法治中国"的一把钥匙。关于党内法规的定性,诸多的理论争议都忽略或屏蔽了它生成的现实场域。在法政治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制体制与政党制度以及交涉其间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交融,构成了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实践场域和理论背景。在"法治中国"语境下,只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实现了有机衔接与协调一致,才能保障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As a realistic question,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and state laws is a key to understand"rule China by law".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a lot of theoretical disputes ignored or blocked the problem field generated by the reality. Under the horizon of politics of law,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being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and state laws. In the context of "rule China by law",the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and state laws can safeguard the organic unity between rule party by regulation and rule state by law.
As a realistic question,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and state laws is a key to understand"rule China by law".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a lot of theoretical disputes ignored or blocked the problem field generated by the reality. Under the horizon of politics of law,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being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and state laws. In the context of "rule China by law",the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and state laws can safeguard the organic unity between rule party by regulation and rule state by law.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姜明安:《论党内法规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2期。
[4]宋功德:《党规之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
[5]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2期。
[6]武小川:《“党内法规”的权力规限论——兼论“党内法规”软法论的应用局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6期。
[7]张立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正当性论证——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1期。
[8]徐信贵:《党内法规的规范属性与制定问题研究》,《探索》,2017年2期。
[9]屠凯:《党内法规的二重属性:法律与政策》,《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5期。
[10]欧爱民:《党内法规的双重特性》,《湖湘论坛》,2018年3期。
[11]欧爱民、李丹:《党内法规法定概念之评述与重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期。
[12]宋玉波、魏艳:《保障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合宪性应遵循的原则》,《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1期。
[13]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
[14]王勇:《正确把握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之间的关系》,《理论视野》,2017年4期。
[15]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第4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周望:《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理论探索》,2018年1期。
[17]张海涛:《政治与法律的耦合结构:党内法规的社会系统论分析》,《交大法学》,2018年1期。
[18]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9]陈柏峰:《党内法规的功用与定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3期。
[20]卓泽渊:《法政治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21]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4期。
[22]王立峰:《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3期。
[23]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2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25]王旭:《“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1期。
[26]周叶中、庞远福:《论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1期。
[27]李忠:《党内法规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8]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3期。
[29]王立峰:《党规与国法一致性的证成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视域》,《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2期。
[30]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31]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32]秦前红、苏绍龙:《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法律科学》,2016年5期。
[33]王建芹:《党内法规清理标准的科学化构建》,《理论学刊》,2017年4期。
(1)截止2018年7月,在中国知网以“党内法规”为题名检索,共搜得文章518篇。其中,2013年之前只有79篇,但从2013年开始,相关论文呈现井喷之势,这说明相关党内法规的理论研究在时间节点上呼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依规治党的实践。
(1)关于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参见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杜健荣:《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中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1)宪法惯例是一种不成文的政治行为规范,不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其运行不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如我国修改宪法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2)“党政联合发文”在当下党政合署体制、党领导立法、保障执法的指导理念下,成为当前保障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主要形式,许多党内法规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合国务院或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发布的,在省级党内法规方面,这种现象也逐渐增多。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2016年12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姜明安:《论党内法规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2期。
[4]宋功德:《党规之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
[5]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2期。
[6]武小川:《“党内法规”的权力规限论——兼论“党内法规”软法论的应用局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6期。
[7]张立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正当性论证——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1期。
[8]徐信贵:《党内法规的规范属性与制定问题研究》,《探索》,2017年2期。
[9]屠凯:《党内法规的二重属性:法律与政策》,《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5期。
[10]欧爱民:《党内法规的双重特性》,《湖湘论坛》,2018年3期。
[11]欧爱民、李丹:《党内法规法定概念之评述与重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期。
[12]宋玉波、魏艳:《保障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合宪性应遵循的原则》,《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1期。
[13]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
[14]王勇:《正确把握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之间的关系》,《理论视野》,2017年4期。
[15]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第4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周望:《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理论探索》,2018年1期。
[17]张海涛:《政治与法律的耦合结构:党内法规的社会系统论分析》,《交大法学》,2018年1期。
[18]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9]陈柏峰:《党内法规的功用与定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3期。
[20]卓泽渊:《法政治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21]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4期。
[22]王立峰:《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3期。
[23]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2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25]王旭:《“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1期。
[26]周叶中、庞远福:《论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1期。
[27]李忠:《党内法规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8]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3期。
[29]王立峰:《党规与国法一致性的证成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视域》,《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2期。
[30]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31]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32]秦前红、苏绍龙:《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法律科学》,2016年5期。
[33]王建芹:《党内法规清理标准的科学化构建》,《理论学刊》,2017年4期。
(1)截止2018年7月,在中国知网以“党内法规”为题名检索,共搜得文章518篇。其中,2013年之前只有79篇,但从2013年开始,相关论文呈现井喷之势,这说明相关党内法规的理论研究在时间节点上呼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依规治党的实践。
(1)关于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参见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杜健荣:《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中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1)宪法惯例是一种不成文的政治行为规范,不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其运行不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如我国修改宪法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2)“党政联合发文”在当下党政合署体制、党领导立法、保障执法的指导理念下,成为当前保障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主要形式,许多党内法规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合国务院或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发布的,在省级党内法规方面,这种现象也逐渐增多。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2016年12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