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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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the Origin of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 作者:田松林
  • 英文作者:TIAN Song-lin;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mal University;
  • 关键词:经济困境 ; 延安文艺座谈会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劳动生产
  • 英文关键词:Economic Difficulties;;Yan'an Forum on Art and Literature;;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Labor Production
  • 中文刊名:XJDB
  •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 机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出版日期:2018-05-15
  • 出版单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 年:2018
  • 期:v.46;No.197
  •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1&ZD113);;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延安经济生活与延安文学”(项目号:2017TS080)的阶段性成果~~
  • 语种:中文;
  • 页:XJDB201803012
  • 页数:10
  • CN:03
  • ISSN:65-1034/G4
  • 分类号:87-96
摘要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For a long time, people often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the convening of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literary circles,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issues on the con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 we can more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root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Yan'an's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Yan'an's economy lagged behind and was worse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The severe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the border area greatly affected the formul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How to solve the awkward position of the writers and artists in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area and how to play full the literature and art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sses and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became an important problem to the leaders in Yan'an, which wa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convening of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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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阅刘忠《“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原因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1)数据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2)“大生产运动”首次提出是在1939年,但人们“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有些消沉了。”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大生产运动”,其实还是在1941年以后。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3)数据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60页。
    (1)参阅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徐懋庸的《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冼星海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1)参阅杨君辰的《回忆延安整风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23页;宋金寿的《延安整风前后的〈轻骑队〉墙报》,《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2)在田冲的《劳动改造了我》(《解放日报》1944年3月22日第四版)和王抗的《知识份子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解放日报》1944年3月25日第四版)两篇直接论述劳动与知识分子改造的文章中,作者并未对劳动与阶级立场转变的必然性和过程作详尽的论述,而将大量笔墨用于讲述劳动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对于劳动的热情。
    (1)统计对象来源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孙国林、曹桂芳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中的第八编:延安时期的文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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