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制度中的“交错任用”与“宫朝相制”:以群牧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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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马政为例,概括唐代马政变迁与其面对的制度问题,分析宋代群牧司内部"交错任用"之实态,在唐宋比较的视角下观察"宫朝相制"在北宋前期的实现及如何化解了唐以来的制度难题。
引文
(1)原话取自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976)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2页。邓广铭在《宋朝的家法和政治改革运动》中指出,这八个字概括了宋太祖在位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各项措施的微妙精神,而这种精神也被宋太宗、宋真宗继承和发展。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此处“使职体制”来自刘后滨的提法。唐前期国家政事的枢纽是尚书省。尚书省在安史之乱后职权大见坠落(可参见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然如何定义唐代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学界一直未有明论。近来,刘后滨指出,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不再是“三省制”,而是“中书门下体制”;中央行政不是“尚书六部制”而是“使职行政体制”(参见刘后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及氏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3)一般来说,宦官、女官、侍卫、侍从及宫廷供奉因亲侍于君父之前,成为特定职类,是具有“私人性”的宫廷官。朝廷官承担国家行政,具有“公共性”。本文所谈的“宫朝关系”,主要包括宫廷官参与外朝事务的程度,宫廷官与朝廷官之间的关系等。有关“宫-朝”问题的讨论可参考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1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1—429页。
(4)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
(5)[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163页。
(6)《唐六典》卷一七,第479页。
(7)《唐六典》卷一一,第330页。
(8)《唐六典》卷二七,第701—703页。
(9)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
(10)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以数纪为名”与“以土地为名”——唐代前期诸牧监名号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关于唐初粟特人与马政还可参看[日]山下将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号,2008年。
(11)《唐会要》卷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45页。当时除陇右外,还有夏州监牧体系。
(12)《唐会要》卷六六,第1145—1147页。
(13)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12—13页。
(14)《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第1128页。
(15)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26页。
(16)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0—316页。
(17)《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所载充使之人,第1128页。
(18)《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7页。
(19)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9页。
(20)唐长孺指出:“唐代南、北衙对立为中叶以后政局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为世所习知。唐代宦官专横,不仅中尉掌握了禁军,枢密使盗窃政柄,而且还具有一个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行政系统。北衙的诸司使分部细密,组织庞大,与南衙以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相互对立。”(《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第252页)
(21)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9页。
(22)《五代会要》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8页。
(23)《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28页。
(24)《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第471页。
(25)据[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九》,乾德六年九月,太祖曾出猎北郊,并“幸飞龙院,赐侍臣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7页。
(26)可参见《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971)十一月壬戌,第274页。飞龙使也有被遣出外作战者,这说明飞龙使和其他唐代诸司使名一样,正经历着阶官化的过程(参见《长编》卷二○,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丙申,第447页),但这不影响飞龙院作为马政实权机构的地位。
(27)《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29页。
(28)《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第471页。
(29)[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三四,雍熙二年十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9页。
(30)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第9265页。
(31)《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85页。
(32)《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二月甲子:“诸州马多死。殿直李谔坐监牧许州,盗官菽二百五十石,马死者千五百匹,械系送阙下。甲子,并内侍梁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斩于市。”(第472页)
(33)据《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28页。
(34)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5)《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第3797页。
(36)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第294页。
(37)《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九月庚寅,第1025页。
(38)《宋会要辑稿·选举一》,第5248页。
(39)《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9584—9588页。
(40)《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月乙卯,第1028页。
(41)《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己酉,第1349页。
(42)据《宋史》卷四六六《刘承规传》,第13608页。
(43)《宋史》卷四六六《刘承规传》,第13608页。
(44)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内藏库)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月置……以诸司使副、内侍置为监官,或置都监,别有内侍一人点检。”(第7141页)则监内藏库即为内藏库的长官。
(45)《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月乙卯,第1028页。
(46)[宋]强至:《祠部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4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三》,第3647页。
(48)《长编》卷三○九,治平元年十一月己卯,第4923页。
(49)《宋会要辑稿·兵二一》,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第9049页。
(50)《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戊辰,第1634页。
(51)《宋会要辑稿·兵二一》,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群牧制置司上言,第9061页。
(52)《宋会要辑稿·兵二一》,第9052页。
(53)《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第1646页。
(54)《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辛卯,第1054页。
(55)《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第3647页。
(56)据《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辛卯:“礼部郎中薛映、兵部员外郎梁鼎、左司谏杨亿并为知制诰。”(第1054页)
(57)[宋]王稱:《东都事略》卷四五《薛映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7页。
(58)《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己酉,第1349页。
(59)《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庚戌,第1349页。
(60)赵安仁以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在景德元年七月(《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乙酉,第1242页);景德三年二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入为参知政事(《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己亥,第1390页)。
(61)参见《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二月己酉,第2183—2184页。
(62)《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九月癸卯:“知荆南府朱巽罚铜二十斤;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削一任,通判襄州。坐擅发驿马与知广州邵晔子令省亲疾而马死故也。先是,巽以知制诰兼群牧使,出守藩郡,兼领如故,于是始解使职。自是不复有外任兼领者矣。”(第1847页)
(63)[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页。
(64)《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第1479—1480页。
(65)《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9586—9587页。
(66)《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庚寅,第1888页。
(6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第3731页。
(68)《宋史》卷四六六《阎承翰传》,第13608页。
(69)《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己酉:“改勾当制置群牧司事为群牧副使,以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为之。制置群牧使去制置之号,但为群牧使。”(第1349页)
(70)《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第1479页。
(71)《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六月乙酉,第1729页。
(72)《长编》卷二八○,熙宁十年正月庚午,第6853页。
(73)《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第1479页。
(74)《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乙未,第2663页。
(75)关于内降问题的研究可参见丁义珏《论北宋仁宗朝的“内降”:制度、政治与叙事》,(台北)《汉学研究》2012年第4期。
(76)《宋史》卷四六六《阎承翰传》,第13611—13612页。
(77)[宋]宋祁:《景文集》卷六一《杨太尉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2页。
(78)据《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八月乙卯,第2124页。
(79)《宋史》卷二九○《曹利用传》,第9708页。
(80)据《宋史》卷二九○《曹利用传》记载:“会从子(曹)汭为赵州兵马监押,而州民赵德崇诣阙告汭不法事。奏上,(罗)崇勋请往按治,遂穷探其狱。汭坐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杖死。”(第9708页)
(81)《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正月癸卯,第2491—2492页。
(82)《宋史》卷二六五《李昭述传》,第9143页。
(83)《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传》,第9903—9904页。
(84)[宋]韩琦《安阳集》卷四六《三兄司封行状》:“曹公利用稔闻乡人之论,心善之,会群牧判官缺,荐公堪其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498页。
(85)《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二月甲戌,第2497页。
(86)《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第176页。
(87)《宋史》卷二九○《张耆传》,第9711页。
(88)《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癸未,第2505页。
(89)此处的“内降”当指有人自后宫、宦官等渠道请托于刘后,刘后又下内批于宰辅。参见丁义珏《论北宋仁宗朝的“内降”:制度、政治与叙事》。
(90)据《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癸卯,群牧判官庞籍因转对言:“旧制,不以国马假臣下,重武备也。枢密院以带甲马二借内侍杨怀敏,群牧覆奏,乃赐一马,三日而复借之。数日而复罢。枢密掌机命,反复如此。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书枢密院。盖防偏请,以启幸门。近岁传宣内降寖多于旧,臣恐法度自是隳也。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法当赎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库主吏,宫掖之亲,盗三物輙自逃,三司捕未获,遽罢追究。今日圣断乃异于昔,臣窃惑焉。又祥符令检吏稍严,胥吏相率空县而去,令坐罢免。若是则姑息者获安,而清强者沮矣。”(第2504—2505页)
(91)《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癸未,第2505页。
(92)《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28页。
(93)《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第1646页。
(9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74页。
(95)参见丁义珏《北宋前期的宦官:立足于制度史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
(96)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第3344页。
(97)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引《两朝国史志》,第3563页。
(98)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第3617页。
(99)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第3610页。
(100)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三○》,第3794页。
(101)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五》,第3684页。
(2)此处“使职体制”来自刘后滨的提法。唐前期国家政事的枢纽是尚书省。尚书省在安史之乱后职权大见坠落(可参见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然如何定义唐代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学界一直未有明论。近来,刘后滨指出,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不再是“三省制”,而是“中书门下体制”;中央行政不是“尚书六部制”而是“使职行政体制”(参见刘后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及氏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3)一般来说,宦官、女官、侍卫、侍从及宫廷供奉因亲侍于君父之前,成为特定职类,是具有“私人性”的宫廷官。朝廷官承担国家行政,具有“公共性”。本文所谈的“宫朝关系”,主要包括宫廷官参与外朝事务的程度,宫廷官与朝廷官之间的关系等。有关“宫-朝”问题的讨论可参考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1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1—429页。
(4)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
(5)[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163页。
(6)《唐六典》卷一七,第479页。
(7)《唐六典》卷一一,第330页。
(8)《唐六典》卷二七,第701—703页。
(9)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
(10)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以数纪为名”与“以土地为名”——唐代前期诸牧监名号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关于唐初粟特人与马政还可参看[日]山下将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号,2008年。
(11)《唐会要》卷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45页。当时除陇右外,还有夏州监牧体系。
(12)《唐会要》卷六六,第1145—1147页。
(13)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12—13页。
(14)《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第1128页。
(15)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26页。
(16)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0—316页。
(17)《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所载充使之人,第1128页。
(18)《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7页。
(19)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9页。
(20)唐长孺指出:“唐代南、北衙对立为中叶以后政局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为世所习知。唐代宦官专横,不仅中尉掌握了禁军,枢密使盗窃政柄,而且还具有一个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行政系统。北衙的诸司使分部细密,组织庞大,与南衙以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相互对立。”(《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第252页)
(21)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9页。
(22)《五代会要》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8页。
(23)《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28页。
(24)《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第471页。
(25)据[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九》,乾德六年九月,太祖曾出猎北郊,并“幸飞龙院,赐侍臣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7页。
(26)可参见《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971)十一月壬戌,第274页。飞龙使也有被遣出外作战者,这说明飞龙使和其他唐代诸司使名一样,正经历着阶官化的过程(参见《长编》卷二○,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丙申,第447页),但这不影响飞龙院作为马政实权机构的地位。
(27)《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29页。
(28)《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第471页。
(29)[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三四,雍熙二年十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9页。
(30)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第9265页。
(31)《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85页。
(32)《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二月甲子:“诸州马多死。殿直李谔坐监牧许州,盗官菽二百五十石,马死者千五百匹,械系送阙下。甲子,并内侍梁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斩于市。”(第472页)
(33)据《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28页。
(34)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5)《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第3797页。
(36)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第294页。
(37)《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九月庚寅,第1025页。
(38)《宋会要辑稿·选举一》,第5248页。
(39)《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9584—9588页。
(40)《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月乙卯,第1028页。
(41)《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己酉,第1349页。
(42)据《宋史》卷四六六《刘承规传》,第13608页。
(43)《宋史》卷四六六《刘承规传》,第13608页。
(44)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内藏库)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月置……以诸司使副、内侍置为监官,或置都监,别有内侍一人点检。”(第7141页)则监内藏库即为内藏库的长官。
(45)《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月乙卯,第1028页。
(46)[宋]强至:《祠部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4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三》,第3647页。
(48)《长编》卷三○九,治平元年十一月己卯,第4923页。
(49)《宋会要辑稿·兵二一》,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第9049页。
(50)《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戊辰,第1634页。
(51)《宋会要辑稿·兵二一》,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群牧制置司上言,第9061页。
(52)《宋会要辑稿·兵二一》,第9052页。
(53)《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第1646页。
(54)《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辛卯,第1054页。
(55)《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第3647页。
(56)据《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辛卯:“礼部郎中薛映、兵部员外郎梁鼎、左司谏杨亿并为知制诰。”(第1054页)
(57)[宋]王稱:《东都事略》卷四五《薛映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7页。
(58)《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己酉,第1349页。
(59)《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庚戌,第1349页。
(60)赵安仁以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在景德元年七月(《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乙酉,第1242页);景德三年二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入为参知政事(《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己亥,第1390页)。
(61)参见《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二月己酉,第2183—2184页。
(62)《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九月癸卯:“知荆南府朱巽罚铜二十斤;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削一任,通判襄州。坐擅发驿马与知广州邵晔子令省亲疾而马死故也。先是,巽以知制诰兼群牧使,出守藩郡,兼领如故,于是始解使职。自是不复有外任兼领者矣。”(第1847页)
(63)[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页。
(64)《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第1479—1480页。
(65)《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9586—9587页。
(66)《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庚寅,第1888页。
(6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第3731页。
(68)《宋史》卷四六六《阎承翰传》,第13608页。
(69)《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七月己酉:“改勾当制置群牧司事为群牧副使,以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为之。制置群牧使去制置之号,但为群牧使。”(第1349页)
(70)《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第1479页。
(71)《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六月乙酉,第1729页。
(72)《长编》卷二八○,熙宁十年正月庚午,第6853页。
(73)《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第1479页。
(74)《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乙未,第2663页。
(75)关于内降问题的研究可参见丁义珏《论北宋仁宗朝的“内降”:制度、政治与叙事》,(台北)《汉学研究》2012年第4期。
(76)《宋史》卷四六六《阎承翰传》,第13611—13612页。
(77)[宋]宋祁:《景文集》卷六一《杨太尉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2页。
(78)据《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八月乙卯,第2124页。
(79)《宋史》卷二九○《曹利用传》,第9708页。
(80)据《宋史》卷二九○《曹利用传》记载:“会从子(曹)汭为赵州兵马监押,而州民赵德崇诣阙告汭不法事。奏上,(罗)崇勋请往按治,遂穷探其狱。汭坐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杖死。”(第9708页)
(81)《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正月癸卯,第2491—2492页。
(82)《宋史》卷二六五《李昭述传》,第9143页。
(83)《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传》,第9903—9904页。
(84)[宋]韩琦《安阳集》卷四六《三兄司封行状》:“曹公利用稔闻乡人之论,心善之,会群牧判官缺,荐公堪其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498页。
(85)《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二月甲戌,第2497页。
(86)《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第176页。
(87)《宋史》卷二九○《张耆传》,第9711页。
(88)《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癸未,第2505页。
(89)此处的“内降”当指有人自后宫、宦官等渠道请托于刘后,刘后又下内批于宰辅。参见丁义珏《论北宋仁宗朝的“内降”:制度、政治与叙事》。
(90)据《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癸卯,群牧判官庞籍因转对言:“旧制,不以国马假臣下,重武备也。枢密院以带甲马二借内侍杨怀敏,群牧覆奏,乃赐一马,三日而复借之。数日而复罢。枢密掌机命,反复如此。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书枢密院。盖防偏请,以启幸门。近岁传宣内降寖多于旧,臣恐法度自是隳也。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法当赎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库主吏,宫掖之亲,盗三物輙自逃,三司捕未获,遽罢追究。今日圣断乃异于昔,臣窃惑焉。又祥符令检吏稍严,胥吏相率空县而去,令坐罢免。若是则姑息者获安,而清强者沮矣。”(第2504—2505页)
(91)《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癸未,第2505页。
(92)《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28页。
(93)《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第1646页。
(9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74页。
(95)参见丁义珏《北宋前期的宦官:立足于制度史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
(96)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第3344页。
(97)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引《两朝国史志》,第3563页。
(98)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第3617页。
(99)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第3610页。
(100)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三○》,第3794页。
(101)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五》,第3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