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河南归德府蝗灾与蝗神信仰变迁
摘要
河南归德府位于华北平原地带,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清至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多发,其中蝗灾危害甚为严重。由此该地出现了对蝗神的崇拜,早在明代便修建了大量的八蜡庙,清朝中期更是出现了刘猛将军庙。晚清民国时期尽管庙宇被毁,但在民间,人们对于蝗神的信仰依然存在。其中涉及到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态度以及民间社会的诸多问题。蝗神信仰的变迁,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姓的生存状态,也是人们对于蝗神由畏惧到反抗再到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引文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中)卷第二十六“郊特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06页。
[2]参见刘宇、郑民德:《农神崇拜与社会信仰:以明清时期的八蜡庙为对象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3]参见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
[4]例如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的来历和流变》,收入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总第五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吴涛、周中建:《刘猛将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等。
[5]利用的建国后新修的方志主要有:商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商丘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民权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民权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虞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虞城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柘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柘城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永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城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利用的当代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吕国强、刘金良主编的《河南蝗虫灾害史》中的“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河南省蝗灾记载的统计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52-129页),以及王晓艳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中的附表二“清代河南区域自然灾害及救灾情况统计表”。其中没有标记注释的材料均来自上述两表以及建国后新修的地方志。
[6][12][13]河南省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栾星审定,杨子建、莫振麟等校点:《归德府志》,据乾隆十九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33、933、933页。
[7][15][17][20][22][25]《夏邑县志》卷九“杂志·灾异”,据民国黎德芬等纂修,民国九年石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186、1188、1188、1189、1190、1192页。
[8][18][23][24][民国]《考城县志》卷三“事纪”,据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56,178、179,189,190页。
[9][11][14][16][21]《光绪鹿邑县志》卷六下“民赋二”,据于沧澜主纂,蒋师辙纂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70、271、271、276、277页。
[10][19]余宏献、罗杰性点校,睢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续修睢县志》卷十二“存遗志·灾异”,据清光绪十八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31、532页。
[26][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下),卷四十四“荒政·备荒考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00页。
[27]数字来源于《省府、农林部、行总豫分署治蝗委员会治蝗报告》,河南省档案局馆藏档案:A.B10-103。
[28]《清会典事例》(二)卷一一〇“吏部九四·处分例·捕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4月第1版,2013年1月第2次印刷,第418-419页。
[29]睢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睢州志》卷三“恤政”,据清光绪十八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30][清]王凤生:《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收录于《牧令书辑要》卷十,同治戊辰(同治七年,即1868年)秋江苏书局刊。
[3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50页。
[32][清]沈荃、贾汉复纂修:顺治《河南通志》,卷十八“祠祀·祀志·归德府”,江苏·上海·四川: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1年,第361页。
[33][明嘉靖]《睢州志》卷二“建置·坛祠”,复印本,河南睢县:睢县志编纂室,第38页。
[34][35][民国]《考城县志》卷四“建置志·附祠祀”,据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05、204页。
[36][38][明嘉靖]《归德志》,天一阁本,卷二“建置志·祀典”,据明嘉靖刻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1、91页。
[37][52][清]李淇修、席庆云纂:《虞城县志》,卷三“庙祀”,清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53、253页。
[39][明嘉靖]《睢州志》卷五“典礼·恤政”,复印本,河南睢县:睢县志总编室,第78页。
[40]刘谦功:《中国艺术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页下注。
[41][43][45][46][47][51]《光绪鹿邑县志》卷三“建置考·坛庙”,据于沧澜主纂,蒋师辙纂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02、102、102、102、102、102页。
[42]余宏献、罗杰性点校,睢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续修睢州志》卷二“建置志·坛祀(附寺观)”,据清光绪十八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44]《夏邑县志》卷三“庙祀志·丛庙”,据民国黎德芬等纂修,民国九年石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57页。
[48][光绪]《永年县志》卷十“祠祀志”,据清夏诒钰等纂修,光绪三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14页。
[49]《清朝文献通考》(一),卷一百五“群祀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版,1988年,第5779页。
[50]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53][54]余辉、岳天健等:《蝗灾亲历记》,收入文芳编:《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37、42页。
[55]《治蝗须知》,《河南民国日报》1944年4月10日。
[56]《观堂别集》卷一《书〈毛诗故训传〉后》,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1页。
[57]《明史》卷75,《职官志》第51。
[2]参见刘宇、郑民德:《农神崇拜与社会信仰:以明清时期的八蜡庙为对象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3]参见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
[4]例如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的来历和流变》,收入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总第五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吴涛、周中建:《刘猛将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等。
[5]利用的建国后新修的方志主要有:商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商丘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民权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民权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虞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虞城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柘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柘城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永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城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利用的当代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吕国强、刘金良主编的《河南蝗虫灾害史》中的“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河南省蝗灾记载的统计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52-129页),以及王晓艳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中的附表二“清代河南区域自然灾害及救灾情况统计表”。其中没有标记注释的材料均来自上述两表以及建国后新修的地方志。
[6][12][13]河南省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栾星审定,杨子建、莫振麟等校点:《归德府志》,据乾隆十九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33、933、933页。
[7][15][17][20][22][25]《夏邑县志》卷九“杂志·灾异”,据民国黎德芬等纂修,民国九年石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186、1188、1188、1189、1190、1192页。
[8][18][23][24][民国]《考城县志》卷三“事纪”,据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56,178、179,189,190页。
[9][11][14][16][21]《光绪鹿邑县志》卷六下“民赋二”,据于沧澜主纂,蒋师辙纂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70、271、271、276、277页。
[10][19]余宏献、罗杰性点校,睢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续修睢县志》卷十二“存遗志·灾异”,据清光绪十八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31、532页。
[26][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下),卷四十四“荒政·备荒考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00页。
[27]数字来源于《省府、农林部、行总豫分署治蝗委员会治蝗报告》,河南省档案局馆藏档案:A.B10-103。
[28]《清会典事例》(二)卷一一〇“吏部九四·处分例·捕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4月第1版,2013年1月第2次印刷,第418-419页。
[29]睢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睢州志》卷三“恤政”,据清光绪十八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30][清]王凤生:《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收录于《牧令书辑要》卷十,同治戊辰(同治七年,即1868年)秋江苏书局刊。
[3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50页。
[32][清]沈荃、贾汉复纂修:顺治《河南通志》,卷十八“祠祀·祀志·归德府”,江苏·上海·四川: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1年,第361页。
[33][明嘉靖]《睢州志》卷二“建置·坛祠”,复印本,河南睢县:睢县志编纂室,第38页。
[34][35][民国]《考城县志》卷四“建置志·附祠祀”,据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05、204页。
[36][38][明嘉靖]《归德志》,天一阁本,卷二“建置志·祀典”,据明嘉靖刻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1、91页。
[37][52][清]李淇修、席庆云纂:《虞城县志》,卷三“庙祀”,清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53、253页。
[39][明嘉靖]《睢州志》卷五“典礼·恤政”,复印本,河南睢县:睢县志总编室,第78页。
[40]刘谦功:《中国艺术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页下注。
[41][43][45][46][47][51]《光绪鹿邑县志》卷三“建置考·坛庙”,据于沧澜主纂,蒋师辙纂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02、102、102、102、102、102页。
[42]余宏献、罗杰性点校,睢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续修睢州志》卷二“建置志·坛祀(附寺观)”,据清光绪十八年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44]《夏邑县志》卷三“庙祀志·丛庙”,据民国黎德芬等纂修,民国九年石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57页。
[48][光绪]《永年县志》卷十“祠祀志”,据清夏诒钰等纂修,光绪三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14页。
[49]《清朝文献通考》(一),卷一百五“群祀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版,1988年,第5779页。
[50]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53][54]余辉、岳天健等:《蝗灾亲历记》,收入文芳编:《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37、42页。
[55]《治蝗须知》,《河南民国日报》1944年4月10日。
[56]《观堂别集》卷一《书〈毛诗故训传〉后》,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1页。
[57]《明史》卷75,《职官志》第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