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承袭制度研究(上)——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承袭引发的有关问题
摘要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入朝归阙,长期滞留长安。张议潮与张淮深之间的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承袭并没有进行,只是暂时的委托,最后在张淮深不断入朝请求赐予旌节之后,为唐王朝所承认。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分裂。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的承袭是通过政变。张淮鼎病死后,其子张承奉幼小,归义军大权被时任归义军使持节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索勋夺取。索勋利用托孤和姻亲关系,得到唐朝政府的承认,出任节度使。张议潮女儿带领李氏家族成员发动政变,推翻索勋统治,扶持张承奉为傀儡,而李氏家族执掌实权。张承奉出任节度使不久发动兵变清除李氏家族势力,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原王朝的任命是归义军节度使承袭的主导因素,唐廷以此限制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并且造成归义军政权的内部矛盾。同时中原王朝往往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张氏归义军节度使后期的节度使承袭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
引文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记载:“皇考,讳议潭,前沙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检校鸿胪大卿,守左散骑常侍,赐紫金鱼袋。”“公则太保之贵侄也……诏令承父之任,充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9-130页。又参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原刊《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6-216页。有关此件文书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杨宝玉《〈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2期,第31-38页。
(2)《唐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记载:“兄淮深,幼有胆气材略,代季父司空为沙州刺史。”P.2913《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墓志铭并序》记载:“府君伯,大中七载,便任敦煌太守。理人以道,布六条而土鼓求音;三事铭心,避四知而宽弘得众。”张淮深是承袭其父张议潭担任的是沙州刺史而不是代季父张议潮为敦煌太守。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30页。
(2)S.1947V《咸通四年五月沙州僧照明毡氊数抄录》记载:“大唐咸通四年岁次癸未,河西释门都僧统缘燉煌管内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自司空、吴僧统酉年算会后,至丑年分都司已来,从酉至未一十一年。”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
(3)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4、92页。
(4)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0页。
(5)《唐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记载张淮澄病逝的戊子年(咸通九年)张议潮的官职还是司空。参王庆卫《新出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郑怡楠《新出〈唐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均刊《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28页。
(2)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旌节: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30页。
(2)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记载:“张延绶,字搢绅,即河西节度、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河西万户侯南阳张公字禄伯之弟(第)三子也……于时大唐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传记。”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81-282页。
(3)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29页。
(1)S.1156《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70-373页。
(2)参蒋斧《沙州文录》,第27-28页。又,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88页。
(3)P.3126《颜之推还冤记》上端小字:“中和二年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已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赏设僧统已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緗,故记于纸。”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1)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94页。
(2)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1-42页。
(3)P.4615、P.4010《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93页。
(1)郑炳林、李强《索勋记德碑考释复原》,《华学》第十三、十四辑,《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15-1018页。
(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87、32页。
(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91页。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98页。
(3)荣新江认为长史是指李弘愿,“文书中的司马的情况大概与此相似,但目前尚缺乏史料指明它的具体所指是谁。总之,在李明振妻张氏推翻索勋的统治后,其子李弘愿等仍然分别被沙州百姓称作长史和司马,作为一方军镇之长的称号,此时它们已经不具备州长史或司马的本意了,而仅仅是李氏二子的代名词。……这样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在暗中控制归义军政权;二来也是接受索勋的前车之鉴,作为张氏之外的家族执政,应当改头换面,以免遭受与索勋自称节度使的同样下场。”《归义军史研究》,第199-203页。
(4)录文参周绍良《敦煌文学“儿郎伟”并跋》,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8-179页。黄征《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第102-114页。
(1)录文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8页。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光化三年(900)八月:“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68页。
(1)S.5747《天复五年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祭风伯文》,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为部份)》第9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2)关于西汉金山国的建立时间,王重民、李正宇等认为是906年,而荣新江认为是910年。
(3)P.3633《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377-380页。
(2)《唐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记载:“兄淮深,幼有胆气材略,代季父司空为沙州刺史。”P.2913《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墓志铭并序》记载:“府君伯,大中七载,便任敦煌太守。理人以道,布六条而土鼓求音;三事铭心,避四知而宽弘得众。”张淮深是承袭其父张议潭担任的是沙州刺史而不是代季父张议潮为敦煌太守。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30页。
(2)S.1947V《咸通四年五月沙州僧照明毡氊数抄录》记载:“大唐咸通四年岁次癸未,河西释门都僧统缘燉煌管内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自司空、吴僧统酉年算会后,至丑年分都司已来,从酉至未一十一年。”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
(3)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4、92页。
(4)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0页。
(5)《唐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记载张淮澄病逝的戊子年(咸通九年)张议潮的官职还是司空。参王庆卫《新出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郑怡楠《新出〈唐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均刊《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28页。
(2)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旌节: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
(1)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30页。
(2)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记载:“张延绶,字搢绅,即河西节度、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河西万户侯南阳张公字禄伯之弟(第)三子也……于时大唐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传记。”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81-282页。
(3)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29页。
(1)S.1156《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70-373页。
(2)参蒋斧《沙州文录》,第27-28页。又,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88页。
(3)P.3126《颜之推还冤记》上端小字:“中和二年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已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赏设僧统已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緗,故记于纸。”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1)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94页。
(2)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1-42页。
(3)P.4615、P.4010《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93页。
(1)郑炳林、李强《索勋记德碑考释复原》,《华学》第十三、十四辑,《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15-1018页。
(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87、32页。
(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91页。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98页。
(3)荣新江认为长史是指李弘愿,“文书中的司马的情况大概与此相似,但目前尚缺乏史料指明它的具体所指是谁。总之,在李明振妻张氏推翻索勋的统治后,其子李弘愿等仍然分别被沙州百姓称作长史和司马,作为一方军镇之长的称号,此时它们已经不具备州长史或司马的本意了,而仅仅是李氏二子的代名词。……这样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在暗中控制归义军政权;二来也是接受索勋的前车之鉴,作为张氏之外的家族执政,应当改头换面,以免遭受与索勋自称节度使的同样下场。”《归义军史研究》,第199-203页。
(4)录文参周绍良《敦煌文学“儿郎伟”并跋》,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8-179页。黄征《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第102-114页。
(1)录文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8页。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光化三年(900)八月:“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68页。
(1)S.5747《天复五年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祭风伯文》,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为部份)》第9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2)关于西汉金山国的建立时间,王重民、李正宇等认为是906年,而荣新江认为是910年。
(3)P.3633《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377-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