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明清“市民社会”说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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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出现某些"反封建"斗争是富民阶层与国家的矛盾而非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运动,思想领域的一些新动向并非启蒙思想的出现而是宋代"保富论"的进一步发展,明清"公共领域"发展并非是批评政府力量的崛起而是"国家话语"代言人的民间化。明清社会不是有新生力量涌动的"市民社会",也并非缺乏发展动力的停滞社会,而是与宋元一脉相承的"富民社会"。"富民"阶层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层、中间层和稳定层,是明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力量,是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均质运行的保障。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e theory of"Civil Society"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considered it as a emerged new force,or can break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leading towards a new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e thought the"rich families"and"gentry"are not"civil"but only"Wealthy". Some"anti-feudalism"struggle appear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ealthy class and the state ratherthan a movement of capitalism in civil stratum. Some new trends in thoughts is not the appeara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Protect the wealthy"in the So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phere"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s not the rise of the power of the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but a spokesman for the "national discourse"of folk transformation. The societ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s not a "civil society"with new forces surging,nor a stagnant society without development momentum,but a "Wealthy Society"consistent with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 class of"Wealthy"stratum is a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a stratum in the middle class,a force which promote sustain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a guarantee to mak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unified state operates steadily and homogeneously.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e theory of"Civil Society"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considered it as a emerged new force,or can break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leading towards a new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e thought the"rich families"and"gentry"are not"civil"but only"Wealthy". Some"anti-feudalism"struggle appear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ealthy class and the state ratherthan a movement of capitalism in civil stratum. Some new trends in thoughts is not the appeara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Protect the wealthy"in the So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phere"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s not the rise of the power of the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but a spokesman for the "national discourse"of folk transformation. The societ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s not a "civil society"with new forces surging,nor a stagnant society without development momentum,but a "Wealthy Society"consistent with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 class of"Wealthy"stratum is a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a stratum in the middle class,a force which promote sustain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a guarantee to mak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unified state operates steadily and homogeneously.
引文
(1)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傅衣凌、侯外庐等主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观的一些学者。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以上两部著作及傅衣凌相关成果均收录于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傅衣凌著作集》丛书中。侯外庐从思想史视角也讨论了相关观点(相关著述见下)。
(2)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侯外庐、艾尔曼、沟口雄三等。相关成果见: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3)这一观点代表人物是罗威廉、兰京、卜正民等。相关研究可见:Rowe,W.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3,pp.309-329.1990.Rankin,M.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Etudes Chinoises 9.2,pp.13-60.1990.
(4)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明清社会停滞论,如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乃至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意在论证明清中国的停滞衰落。
(1)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收录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3页。
(2)《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庚午条,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65页。
(3)傅衣凌:《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34页。
(4)(宋)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页。
(5)(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刘琳、刁忠民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053页。
(6)(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5《行状·魏诚甫行状》,周本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2页。
(7)(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5《仰峰王君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73册,第472-473页。
(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8《果报·守土吏狎妓》,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13页。
(9)(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10)(明)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
(1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杂录三·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3页。
(1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治生·何远明》,第1875页。
(13)(宋)洪迈:《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9页。
(14)(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7《布张家》,第242页。
(15)(宋)陈亮:《陈亮集》卷30《何夫人杜氏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6页。
(16)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63页。
(1)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收录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6页。
(2)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五集,后收录于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11-165页。
(3)(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24,第4627页。
(4)[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5)[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附录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5-253页。
(6)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8页。
(7)(清)颜光衷:《官鉴》,见(清)陈弘谋辑:《从政遗规》卷下,金华:国民出版社,1940年,第122页。
(8)(清)田文境、李卫:《钦颁州县事宜·待士绅》,同治重刊版,第22页。
(9)郝秉健:《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士绅”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页。
(2)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3)(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20《仙居劝学文》,《全宋文》(第50册)卷1083《陈襄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4)(宋)张守:《毗陵集》卷7《论措置兵民利害劄子》,《全宋文》(第173册)卷3786《张守八》,第320页。
(5)[美]何炳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6)钱穆:《政学私言》,《钱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
(7)[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202页。
(8)王瑞来:《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75页。
(2)参见张锦鹏:《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财富改变关系:宋代富民阶层成长机理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3)相关事件可参阅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87-335页。
(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叶世昌:《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宋)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第1555页。
(4)(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41《章奏二六·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0页。
(5)(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上)卷25《市籴之令》,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6)(明)王夫之:《读史通鉴》卷5《哀帝》,《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7)(明)王夫之:《宋论》卷12《光宗》,《船山全书》第11册,第277页。
(8)(宋)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叶适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
(9)(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上)卷13《蕃民之生》,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0)(明)王夫之:《黄书》大正第6,《船山全书》第12册,第530页。
(11)(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汉高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89页。
(12)魏源:《古微堂内外集》卷3《治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64页。
(13)郑天挺:《读〈明史·食货志〉札记》,《及时学人谈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
(14)[日]小岛毅:《中国におけゐ礼の言說》,第七章至末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15)(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13《名教》曰:“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吏土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为最劣。爪牙毛皮,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页。
(1)[荷兰]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421页。
(3)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442页。
(4)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第443页。
(5)[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9页。
(6)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
(8)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322页。
(9)(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1《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第1191页。
(1)(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3期,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2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2)中岛乐章举出砂明德的《江南史的水脉》、檀上宽《明初帝国体制论》都是这倾向的成果,他自己亦持有相同的观,参见其著作《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3)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 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H 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Journal of AsianS tudies(Ann Arbor),Vol.5,No.4.
(5)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6)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
(7)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9)参见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数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辅论》,《暨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柳平生、葛金芳《南宋摊丁入亩考析》,《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1)《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第1279页。
(2)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1册),明太祖钦定《教民榜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3)何广:《律解辩疑》卷4《户律·禁革主保里长》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4)[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283页。
(5)[日]岸本美绪:《〈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生活》,初出《史学杂志》95编6号,1986年。后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284页。
(7)[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页。
(8)(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9《札苏藩司饬属设立社学》,《丁日昌集》(上)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1、492页。
(9)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159页。梁其姿分析这一变化原因是办会组织者从名流大儒向地方一般士人转变,行善目的从积善避灾向追求功名转变。
(2)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侯外庐、艾尔曼、沟口雄三等。相关成果见: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3)这一观点代表人物是罗威廉、兰京、卜正民等。相关研究可见:Rowe,W.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3,pp.309-329.1990.Rankin,M.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Etudes Chinoises 9.2,pp.13-60.1990.
(4)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明清社会停滞论,如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乃至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意在论证明清中国的停滞衰落。
(1)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收录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3页。
(2)《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庚午条,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65页。
(3)傅衣凌:《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34页。
(4)(宋)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页。
(5)(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刘琳、刁忠民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053页。
(6)(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5《行状·魏诚甫行状》,周本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2页。
(7)(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5《仰峰王君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73册,第472-473页。
(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8《果报·守土吏狎妓》,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13页。
(9)(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10)(明)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
(1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杂录三·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3页。
(1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治生·何远明》,第1875页。
(13)(宋)洪迈:《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9页。
(14)(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7《布张家》,第242页。
(15)(宋)陈亮:《陈亮集》卷30《何夫人杜氏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6页。
(16)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63页。
(1)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收录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6页。
(2)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五集,后收录于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11-165页。
(3)(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24,第4627页。
(4)[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5)[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附录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5-253页。
(6)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8页。
(7)(清)颜光衷:《官鉴》,见(清)陈弘谋辑:《从政遗规》卷下,金华:国民出版社,1940年,第122页。
(8)(清)田文境、李卫:《钦颁州县事宜·待士绅》,同治重刊版,第22页。
(9)郝秉健:《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士绅”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页。
(2)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3)(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20《仙居劝学文》,《全宋文》(第50册)卷1083《陈襄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4)(宋)张守:《毗陵集》卷7《论措置兵民利害劄子》,《全宋文》(第173册)卷3786《张守八》,第320页。
(5)[美]何炳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6)钱穆:《政学私言》,《钱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
(7)[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202页。
(8)王瑞来:《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75页。
(2)参见张锦鹏:《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财富改变关系:宋代富民阶层成长机理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3)相关事件可参阅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87-335页。
(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叶世昌:《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宋)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第1555页。
(4)(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41《章奏二六·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0页。
(5)(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上)卷25《市籴之令》,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6)(明)王夫之:《读史通鉴》卷5《哀帝》,《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7)(明)王夫之:《宋论》卷12《光宗》,《船山全书》第11册,第277页。
(8)(宋)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叶适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
(9)(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上)卷13《蕃民之生》,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0)(明)王夫之:《黄书》大正第6,《船山全书》第12册,第530页。
(11)(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汉高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89页。
(12)魏源:《古微堂内外集》卷3《治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64页。
(13)郑天挺:《读〈明史·食货志〉札记》,《及时学人谈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
(14)[日]小岛毅:《中国におけゐ礼の言說》,第七章至末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15)(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13《名教》曰:“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吏土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为最劣。爪牙毛皮,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页。
(1)[荷兰]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421页。
(3)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442页。
(4)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第443页。
(5)[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9页。
(6)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
(8)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322页。
(9)(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1《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第1191页。
(1)(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3期,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2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2)中岛乐章举出砂明德的《江南史的水脉》、檀上宽《明初帝国体制论》都是这倾向的成果,他自己亦持有相同的观,参见其著作《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3)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 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H 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Journal of AsianS tudies(Ann Arbor),Vol.5,No.4.
(5)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6)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
(7)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9)参见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数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辅论》,《暨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柳平生、葛金芳《南宋摊丁入亩考析》,《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1)《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第1279页。
(2)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1册),明太祖钦定《教民榜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3)何广:《律解辩疑》卷4《户律·禁革主保里长》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4)[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283页。
(5)[日]岸本美绪:《〈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生活》,初出《史学杂志》95编6号,1986年。后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284页。
(7)[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页。
(8)(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9《札苏藩司饬属设立社学》,《丁日昌集》(上)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1、492页。
(9)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159页。梁其姿分析这一变化原因是办会组织者从名流大儒向地方一般士人转变,行善目的从积善避灾向追求功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