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日报》“论说”作者考
摘要
以往人们视王韬为《循环日报》"论说"作者的认识并不正确。现存约2090余篇《循环日报》"论说"实由自撰、译稿、来稿、转载稿、转录稿等五部分组成。作为《循环日报》正主笔的王韬只是在《循环日报》创刊初的约一年时间承担了该报的大量自撰"论说"的撰写,这中间,他的女婿钱征也部分参与其事。此后直到光绪十年春王韬离港回沪定居为止,《循环日报》刊发的大量"论说"主要由代理王韬主持该报笔政的洪士伟完成。在王韬、钱征、洪士伟等人之外,《循环日报》还转录过上海《申报》《沪报》及美国旧金山《中西汇报》等刊发的"论说",译载过少量欧美报刊的文稿,登载过诸多署有真名、笔名及未署名的"受众"来稿。《循环日报》"论说"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揭示出《循环日报》"论说"作者问题的复杂性。
Although it is accepted by the public, the claim that Wang Tao was the author of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s editorials is not correct. The number of existing editorials is about 2090. In fact, these include five types of editorials: essays, translations, contribution, reprinted manuscripts, and transcribed manuscript. As the editor in chief, Wang Tao composed most of the editorial essay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newspaper's publication. At that time, his son-in-law, Qian Zheng, also participated these events. Since then, most of the editorials that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published had been written by Hong Shiwei, who replaced Wang Tao in editorshipuntil Wang Tao left Hong Kong for Shanghai and settled down in 1884.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also transcribed the editorial published by The Shun Pao and The Hu Pao from Shanghai and The Chung-hsi Hui Pao from San Francisco. It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rticles from the West. Many contributions, whether they were signed with true names or pen names or even without a signature, were also published by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The diversit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sources of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s editorials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authors.
Although it is accepted by the public, the claim that Wang Tao was the author of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s editorials is not correct. The number of existing editorials is about 2090. In fact, these include five types of editorials: essays, translations, contribution, reprinted manuscripts, and transcribed manuscript. As the editor in chief, Wang Tao composed most of the editorial essay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newspaper's publication. At that time, his son-in-law, Qian Zheng, also participated these events. Since then, most of the editorials that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published had been written by Hong Shiwei, who replaced Wang Tao in editorshipuntil Wang Tao left Hong Kong for Shanghai and settled down in 1884.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also transcribed the editorial published by The Shun Pao and The Hu Pao from Shanghai and The Chung-hsi Hui Pao from San Francisco. It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rticles from the West. Many contributions, whether they were signed with true names or pen names or even without a signature, were also published by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The diversit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sources of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s editorials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authors.
引文
[1]继戈公振之后,Roswell S.Britton(白瑞华)的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s 1800-1912(《中国报纸1800-1912》)、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以及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等代表性新闻史著述都坚持这一观点。其他沿袭这一观点的各类史著更多,兹不一一列举。
[2]《循环日报》的创刊日期,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王慷鼎以及大陆学者夏良才等人的研究,已成定论。现存《循环日报》最早的一份原件为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74年2月5日),报头署“第二号”,而《循环日报》册装周刊本收录的最早一篇文章注明为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即1874年2月4日。因此,《循环日报》创刊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2月4日)确凿无疑。《循环日报》择定十二月十八日为该报的创刊日,主要因为该日为同治十三年的新年立春日。“立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循环日报》以该日创刊,显然与借重立春这一节气所寓含的象征意义有关。
[3]《循环日报》自同治十二年创办后一直延续至民国三十年底,因日本攻陷香港第一次停刊,后又先后两次复刊和停刊。最后一次停刊事件约在1959年10月以后。有关《循环日报》的停复刊情况,此据李谷城:《香港报业史大事纪要》,《香港报业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4]这三个图书馆指大英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其中,大英图书馆收藏有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同治十三年五月廿一日(1874年2月4日-1874年7月4日)的《循环日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光绪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0年7月5日-1884年12月29日)的《循环日报》,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收藏有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至六月廿八日(1874年5月16日-8月10日),光绪六年正月初四日至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1880年2月13日-1886年1月30日)的《循环日报》。香港大学图书馆现收藏有上述两国三馆所藏《循环日报》原件的全部缩微胶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收藏有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所藏《循环日报》的一部分缩微胶卷。此处对《循环日报》收藏情况的介绍,参考了日本学者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和新加坡学者王慷鼎《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的几项考察》两文的有关介绍。见[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新加坡]王慷鼎:《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的几项考察》,《新闻春秋》1994年第1期,第13页。
[5]这是笔者据香港大学所藏现存所有《循环日报》缩微胶卷的统计。
[6][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3-314页。
[7]据笔者整理的这部分各报转载《循环日报》“论说”目录,上述各报的具体转载数字是:《申报》189篇,《万国公报》22篇,《汇报》15篇,《益报》6篇。其中,各报重复转载的篇目均以转载时间较早者列入,非“论说”者概不计入。
[8]这是笔者根据各种渠道对现存《循环日报》“论说”数目的初步统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初期数月未加标题的约40余篇“论说”,也不包括现存的1885、1886年的部分“论说”,如将其涵括在内,《循环日报》的现有“论说”将约有2090篇。
[9]这只是一个大概统计数字。
[10]据笔者统计,“自撰”论说中署名的篇目共13篇,其中王韬署名文章12篇,洪士伟署名文章1篇。王韬署名文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王韬为各类著作所撰的序、跋,二是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初期王韬在该报开设“弢园述撰”和“选录《弢园文录》”栏目时,所登载的原《弢园文录》的旧稿。经笔者核查,这部分稿件《循环日报》前后共登过6篇。具体篇目从略。
[11]《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循环日报》馆编:《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12]这7篇译稿均为《申报》转载,时间分别为庚辰年正月廿五日、正月廿六日、正月廿九日、二月初二日、三月初九日、三月十六日、三月十八日。
[13]此据黄遵宪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1880年4月23日)、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1年1月22日)致王韬函。分别见何槐昌、丁红:《黄遵宪致王韬(紫诠)信九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70-71页;吴振清:《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文献》2004年第4期,第268页。
[14]其中,署名“顺德杨玉田茂才”的稿件2篇,另有不署名。
[15]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循环日报》的“论说”只刊登于该报的“中外新闻”栏内,其实这是误解。事实上,创刊初期的《循环日报》“论说”不仅刊于“中外新闻”栏内,而且有时也刊于“羊城新闻”和“来札”栏内,虽然后者的数目不如前者为多。《循环日报》“论说”只出现于“中外新闻”栏内,可能要到1875年或稍后《循环日报》的主要栏目设置基本稳定以后。
[16]这10篇“论说”,署名的有汪锡三、杨玉田、梁小泉、宋玉溪等人;未署全名的有“友人吴君”等。
[17]笔者据整理成的《循环日报》“论说”目录的初步统计。
[18]署名“南阳子”的来稿“论说”,标题为《购铁舰以备攻守议》。为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六日(1874年11月14日)《汇报》所转载,文后附有王韬所撰跋,言曰:“南阳子不知何许人也,观其所书大约年垂老矣,而其忠义奋发直从血性中流出……”
[19]据邹弢《游沪笔记》和管斯骏《悼红吟》两书记载,“海上忘机客”本名张兆熊,浙江乌程人,工吟咏。“海上忘机客”是其别号。见邹弢《游沪笔记》卷二,光绪十四年牡月咏哦斋刻本;《悼红吟》不分卷,光绪十年苏州管家园管氏雕刻本。这也是目前为止,所有署笔名作者中仅知其真名的一位。
[20]这些笔名是:“凤城居士”等。以上所举署有笔名作者的“论说”,发表时间在同治十三年二月至光绪十年十月(1874年4月-1884年12月)。
[21]关于这部分署名作者及其所撰“论说”的具体情况,见本文第三部分。
[22]据笔者统计,从《循环日报》创刊至当年六月,《循环日报》共转载《申报》有关新闻消息、论说54篇次。其中,含“论说”25篇。最早一次转发《申报》的文章即为“论说”,时为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六日(1874年3月4日)。三月下旬以后,转载《申报》文章明显增多。《循环日报》转发《申报》的绝大多数文章几乎都在这一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创办初期的《循环日报》和《申报》之间较为密切的联系。
[23]《汇报》创刊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874年6月16日)。该报创刊前一周,《循环日报》即以“上海《汇报》刊行”为题在“中外新闻”栏做了报道。此后,在《汇报》创刊约10天后,开始转载《汇报》刊发的消息和“论说”,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循环日报》共刊发《汇报》的各类文章13篇次,其中含该报“论说”2篇。
[24]据统计,此后5年间,《循环日报》共转载《申报》的“论说”约为10篇左右。
[25]这篇文章题名《节录〈富国要策〉》。刊出时加有按语:“阅《万国公报》所录《富国要策》有言及吕宋票之为害者,喜其通达晓畅,深切著名,亟为节录报中以谂识者。”见《节录〈富国要策〉》,《循环日报》辛巳九月十八日。
[26]“旧金山中西汇报”的确切报名究系《旧金山中西汇报》?还是“旧金山《中西汇报》”?该报究竟系中文报刊?还是中英文合刊?因缺乏原件,现不得而知。不过,从《循环日报》转载情况判断,该报必有中文专版无疑。两篇转载文章分别为:《美国禁止华佣新例》,《循环日报》壬午年七月十五日;《驳禁华工始末情由》,《循环日报》壬午年八月十一日。
[27]笔者据现存《循环日报》“论说”的初步统计。
[28]钱熙泰,字子和,号鲈香,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著名藏书家和文献目录家。著有《西冷校书记》《余记》《文澜阁校抄书目录》《锄月吟稿》《古松楼剩稿》等多种。咸丰十年(1860年)因病逝世。《循环日报》赞其“博学高才”“生平于耽玩书籍外别无嗜好,其家藏书极多,且多世所罕见之本。刻有《守山阁丛书》《小万卷楼丛书》《指海》《艺海珠尘》”。见《戒烟新乐府》,《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由于王韬转录此文时写有较长按语,故后来王韬出版《瓮牖余谈》时,将这篇文章连同所写按语悉数收入。
[29]《栗味斯敦探地说》和《瓮牖余谈》中的《李文通探地记》除个别字句有所差别外,内容基本雷同。从该文内容看,《循环日报》所刊,系由原《瓮牖余谈》书稿改写而成。该文见《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
[30]古贺煜其人其书,笔者曾广泛查找,均无获。待考。据辛巳年正月初十日《循环日报》刊发该文时所加按语提示,《海防臆测》为友人所赠,全书仅一卷,曾遭日本官方毁版没收,系日本被迫开港之前之作。
[31]金子弥兵卫,具体生平情况不详。
[32]据笔者统计,光绪七年(1881年)以前,《循环日报》很少出现“论说”空缺的现象,有之,最多连续不超过两天。此后虽然光绪八年(1882年)出现过连续三天无“论说”,光绪九年(1883年)八天无“论说”刊出的情况,但都极为少见。
[33]即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六日,时长正好半个月。
[34]这是笔者通读现存《循环日报》“论说”并认真研读王韬其他各类文章后所形成的认识,由于王韬所撰“论说”在文字、气韵、表达方式方面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因此,熟读他的文章后,他所撰“论说”还是可以初步加以辨别的。以下对王韬所撰“论说”时间分布的论述,也源于此。
[35]王韬:《与唐景星司马》,《弢园尺牍》卷九,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36]王韬:《与余谦之大令》,《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37]洪士伟:《弢园尺牍》跋,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该跋后署“后学番禺洪士伟拜”。
[38]洪士伟:《〈遁窟谰言〉序》,《申报》乙亥年三月十八日。
[39]洪士伟:《遁窟谰言》前序,《申报》馆铅印本,光绪元年。
[40]该序刊于《循环日报》具体时间不详,《申报》转载时间为光绪元年三月十八日。《申报》转载《循环日报》文章的时间一般晚于《循环日报》约7天左右。由此推断,《循环日报》刊载该文的时间大致应不晚于光绪元年三月初十日。
[41]关于洪士伟的生年,史料并无确切记载。但《循环日报》所刊由洪士伟撰写的一则“论说”中却提到,“犹忆道光末年,余龄尚幼,于人事多未谙晓,所居对门即某钜绅宅……”道光末年,约在道光二十九、三十年(1849年、1850年)。洪士伟此时已有记事能力,且多年以后尚能忆及,由此推断洪氏当年已有6、7岁。据此可知,洪士伟的生年应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前后。具体见《论善举宜设善法》,《循环日报》,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
[42]《循环日报》馆编:《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43]洪士伟:《弢园尺牍》跋,王韬:《弢园尺牍》,清光绪十三年大文书局铅印本。
[44]《循环日报》馆编:《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45]光绪十年四月初六(1884年4月30日)上午,日本《邮便报知新闻》社社长矢野龙溪拜访《循环日报》社,见到了代替王韬任主笔的洪士伟,并以汉文作笔谈。会见后洪士伟以新刊《弢园文录外编》见赠,并告诉矢野龙溪说:“此书多论时事,六卷之后,弟为校正……”见[日]矢野龙溪:《龙动(伦敦)通信》,《明治文学全集·15·矢野龙溪集》,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285页。转引自周佳荣:《在香港与王韬会面---中日两国名士的访港记录》,林启彦、黄文江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年,第393页。另据王韬《弢园著述总目》“弢园文录外编”条载,“光绪壬午,即在香港印务总局排印。始余已回沪上,嘱洪茂才校对。”可见,洪士伟、王韬都提到了洪士伟协助王韬编辑出版《弢园文录外编》一事。王韬:《弢园著述总目》,清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46]据黄遵宪光绪六年(1880年)致王韬函知,当年洪士伟曾请黄遵宪为其著作作序,黄遵宪委托王韬带话云:“干甫先生之序,仆何修得此?先为道谢,容再图报耳”。见吴振清:《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文献》2004年第4期,第270页。
[47]王韬:《上郑玉轩太守》,《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48]王韬:《半闲吟客诗序》,《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49]王韬:《与余谦之大令》,《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0]王韬:《上郑玉轩太守》,《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1]王韬:《与唐景星司马》,《弢园尺牍》卷九,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2]王韬主持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期间究竟刊印了多少种中外书籍,尚有待进一步确认,仅据笔者查考到的即有30余种。
[53]洪士伟离港和返港的具体时间因史料缺乏尚有待进一步确认,此处述及的时间只是笔者根据王韬说法所作的估计。
[54]王韬:《与许菊坡茂才》,《弢园尺牍》卷十二,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5]王韬:《与吴子升郎中》,《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56]王韬:《与杨苏补明经》,《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7]钱征:《瓮牖余谈》跋,王韬:《瓮牖余谈》,陈戍国点校:《瀛壖杂志瓮牖余谈》,第236页。
[58]王韬:《与日本寺田望南》,《弢园尺牍》卷十二,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第273页。
[59]王韬:《自序》,《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页。
[60]王韬:《与黄公度太守》,《弢园尺牍》卷十二,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61]王韬:《与吴瀚涛大令》,《弢园尺牍续钞》卷二,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62]王韬:《与许菊坡茂才》,《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63]这是笔者据王韬《扶桑游记》对其出行日期的一个初步估算。《扶桑游记》所记初始日期为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1879年4月27日),此时王韬已从香港到上海,并回过苏州老家一次。所记结束日期为光绪五年七月十五日(1879年9月1日)。这段时间计127天,另据王韬《蘅华馆诗录》载,王韬这次出行离开香港的时间为当年阴历三月十六日(1879年4月7日),与他一同搭乘英国邮船的还有徐润等人。这说明,王韬用在路上和回苏州老家的时间约为20天左右。如再加上归程所用时间,当为150余天。
[64]王韬:《〈华阳散稿〉序》,《弢园文录外编》卷九,第225页。该序中王韬云:“壬午春间”“有歇浦之行”,又云:“中元前后,返棹吴门,回帆香海。”而王韬所撰《重刻〈徐忠烈公遗集〉序》在《循环日报》刊出时间为壬午年七月十三日,可知王韬已于中元节前回港。
[65]据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知,王韬撰此序时尚在香港,时间为癸未年四月初六日,故王韬这次离港时间当在此后不久。
[66]据与王韬当时一同乘船回港的孙点记述:“光绪癸未末冬仲旬有二日,余自沪赴粤,适紫诠先生有香海之行,得与同舟,大慰积愫。”孙点:《来安孙点顽石甫稿并识》,《申报》癸未年十二月廿二日。
[67]此据王韬《弢园尺牍》和《弢园尺牍续钞》等书的内容统计而成,由于牵涉内容较多,具体出处恕不一一列举。
[68]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中云:“王氏自主笔政,洪干甫及其婿钱昕伯辅之。钱氏盖奉《申报》主人美查之命,赴港调查报务以资仿效者也。”戈公振的这段话明显属推测之辞,且有错误。因《循环日报》初办时,洪士伟(干甫)还未来港,而真正辅佐王韬的可能只有钱征。戈公振的这一说法后来一直被学界沿袭,以致钱征来港的真实动因被忽略。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69]“省亲”一说,源于王韬《蘅华馆诗录》中的《哭亡女苕仙》。
[70]王韬女儿王婉,字苕仙,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十一月,同治七年(1868年)与钱征结婚,时年22岁。王婉的出生时间,王韬记述说:“冬十一月,育一女,字苕仙,孺人亦甚喜。”见王韬《鸳鸯诔》,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因王韬《蘅华馆诗录》《自序》曾言:“苕仙……年二十有二,归吴兴茂才钱征”,所以,其结婚时间当在同治七年。
[71]王韬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十九日致妻兄杨引传的信中曾提及他为长女苕仙择婿一事云:“苕女姻事,论者两家,一吴兴秀才,贫甚;一嘉善人,现为西人供奔走,美名曰买办,其实则服役者也。弟以其品太卑,愿舍买办而就秀才,不以目前而论。”王韬致杨引传信见陈振国《“长毛状元”王韬》一文所附“王韬遗函”影印件。《逸经》民国二十六年第三十三期,第555页。
[72]王韬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与女儿王婉分别的。王韬同治元年(1862年)遁迹香港后,妻林怀蘅携王韬两个女儿于第二年腊月也到了香港。王婉与父亲在香港生活约五年后,因其父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译书,她与继母不久也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居住。王韬诗中有云:“从我至粤甫及笄,……六载炎荒隔人事,……我去欧洲随母归,沪滨便是重游地。”即指此事。见王韬:《蘅华馆诗录》卷四,《哭亡女苕仙》,天南遁窟铅印本,光绪六年。
[73]《来札》,《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
[74]钱征一家如此长时间的居留香港,显然不像短期“省亲”的礼节性来往。钱征是否本拟举家留居香港,不得而知,但从他述说因气候不适而离港的情况判断,这一可能理应存在。关于他赴港、离港的叙述,见其为王韬《遁窟谰言》所撰“跋”中。
[75]分别见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陈戍国点校本,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37页;《遁窟谰言》跋,香港铅印本,光绪六年。
[76]其实,《循环日报》初创时期辅佐王韬办报的真正助手是女婿钱征。而洪士伟的实际身份是替代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而不是一般性的辅佐王韬。而且,洪士伟担任这一职位是在钱征离港回沪约一年之后。
[77][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263-317页。该文第四部分附有《循环日报》论文目录一览,收入《循环日报》论文900篇,其中含《申报》转载《循环日报》论文71篇。
[78]西里喜行在讨论《循环日报》的特色时,在其文章中援引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的一段话:“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又引美国学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的一段话:“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几乎全有王韬亲手写的定期论文。”西里喜行在其文章中只是对上述说法中每天一篇“论说”的说法表示了异议,而全部接受戈公振的其他说法。职是之故,西里喜行在举列《循环日报》论文目录时,实际上把这些论文都当成了王韬作品。见[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271页。
[7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页。
[80]据笔者考证,方汉奇所列举的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有一篇《变法自强》确在《循环日报》刊出过,但《循环日报》发表时,却未用“变法自强”的标题,而用的是“论法在因时变通”。至于说王韬以众多笔名在《循环日报》发表文章,其实,这些笔名中,王韬用过的仅有“天南遁叟”和“弢园老民”而已。况且,上述两个笔名仅出现在为数甚少的几篇序跋中。而绝大多数《循环日报》“论说”是不署名的。由于方汉奇先生在学界的影响,这一说法又被学界其他不少论著一再沿袭。如忻平《王韬评传》等。见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另外,方汉奇说王韬1874-1884年这11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循环日报》工作,同样是臆测之词,如文中笔者所考证,自光绪五年(1879年)后,王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报社工作,其中,外出和生病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81]此条张宗良生平简历主要据王韬《扶桑游记》《普法战纪》《凡例》《上海新报》转载《香港近事编录》的文章以及王宝平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文献整理而成的《清末驻日使节名录》等写成。限于篇幅,具体出处恕从略。以下各来稿“论说”的作者履历,均不一一注明具体出处。
[82]张宗良:《东游纪盛》,《申报》丁丑年十二月十三日。
[83]因《循环日报》原件已佚,今据《申报》转载文。见《东游纪盛》,《申报》丁丑年十二月十三日。
[84]《东游记盛》,见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
[85]如王韬初次甫到神户,“部署既毕,乃至芝轩旅斋,见其夫人,问无恙,并见吴瀚涛”。后二人相处约九天左右。由东京返回经神户时,也是一到神户,“晨餐既竟,往访芝轩。时芝轩已迁于别墅,距领事署数百武而遥,因折简招吴瀚涛小尉俱来。二君为饯别于湊川酒楼”。足见二人关系之熟稔和密切。见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陈尚凡、任光亮校点,第182、307页。
[8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陈尚凡、任光亮校点,第182页。
[87]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此据澳门博物馆所藏《荥阳家谱》(积善堂存本)之记载。《家谱》写道:“张应,字正翔,别字陶斋,文瑞公次子……”见陈丽莲:《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澳门博物馆藏郑观应家族文物初考》,《文化杂志》(澳门)第60期,2006年秋季号,第158页。
[88]郑观应在报刊发表文章所用笔名甚多,此处所列郑观应的三个笔名,仅是笔者所见郑观应著作及郑氏在《彙报》《益报》《申报》《循环日报》刊文时较为常用的几个笔名。
[89]据陈丽莲上文所引《荥阳家谱》记载,郑观应的确切出生日期为“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六月十七日子时”。见陈丽莲:《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澳门博物馆藏郑观应家族文物初考》,《文化杂志》(澳门)第60期,2006年秋季号,第158页。
[90]《易言》有36篇本和20篇本之分。《易言》36篇本于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约一年后,郑观应又在删削改定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出版了《易言》20篇本。有关《易言》从36篇本到20篇本变化的论证,详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185-192页。
[91]郑观应:《论出使》,《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二十日。该文收入郑观应《易言》36篇本之第22篇。
[92]文章刊出时,署“杞忧子来稿”。见《蠡测罪言》,《申报》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93]《录杞忧生〈蠡测罪言〉》,《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初六日。句中提到“《申报》主人称……云云”,基本上是此前《申报》刊发该文时所加“按语”中的原话。
[94]郑观应:《论出使》,《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二十日。
[95]《录杞忧生〈蠡测罪言〉》,《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初六日。
[96]分别见王韬:《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一》,《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一日;《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二》,《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二日。王韬的这篇“跋”及其所申论的“道器”观对郑观应思想的形成和体系化影响较大,郑观应后来撰著《盛世危言》,在指导思想上实际是吸纳了王韬《易言》跋的思想。有关问题笔者有专文详加论考。见萧永宏:《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纪念郑观应先生一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12年,第16-25页。
[97]王韬:《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二》,《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二日。
[98]《来札附登》,《循环日报》甲申年二月二十一日。该来札文尾署“粤东杞忧子拜启”。因此前郑观应在报端使用过“杞忧子”的笔名,况笔名前还有“粤东”这一地域限定,郑观应的出生地香山,历史上常被称为“粤东香山”,因此,“粤东杞忧子”系郑观应本人应无误。
[99]《书〈杞忧子来函〉后》,《循环日报》甲申年二月二十四日。
[100]据郑观应《易言》36篇本所附王韬“序”。该序后署时间为“光绪元年花朝日”,时当1875年3月下旬。
[101]据光绪七年(1881年)王韬致郑观应函中回忆往事称,王、郑二人当初有过“一醉于红蕤小阁中”的经历,因此前王韬只在光绪五年(1979年)赴日访问时途经上海并作停留。有关叙述见王韬:《与郑陶斋观察》,《弢园尺牍续钞》卷二,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102]有关具体活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赘。
[103]光绪六年(1880年),据王韬为郑观应《易言》所撰“跋”,光绪五年(1879)春,王韬赴日访问前夕,郑观应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郑氏所著《易言》一书,并言:“非先生不敢就正焉”。见《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一》,《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一日。
[104]有关马建忠赴法留学及所获学位情况,日本学者坂野正高有专门研究,权赫秀据此写成专文,基本澄清了这一问题。有关论述见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0页。
[105]此处马建忠生平简历主要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马建忠传”及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马建忠”条写成。
[106]《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廿七日,辛巳年七月廿八日,辛巳年七月廿九日,辛巳年八月初二日,辛巳年八月初四日,辛巳年八月初七日。
[107]马建忠:《铁路论一》,《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廿七日。
[108]马建忠:《铁路论一》,《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廿七日。
[109]《适可斋记言》卷一,张岂之、刘厚祜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页。其中,“目录”和正文标题都署“己卯冬”。
[110]据马建忠《南行记》和吴广霈《南行日记》记载,马建忠一行到达香港的时间为光绪七年七月初七日(1881年8月1日),光绪七年七月十七日(1881年8月11日)离港,搭附法国轮船赴南洋印度与英督商办鸦片事宜。此次在港滞留约10天左右。两个多月后,又从南洋返港,时在光绪七年八月二十三日(1881年10月15日)。两次滞留香港期间,马建忠、吴广霈和王韬交往极其频繁,其中,吴广霈和王韬几乎无日不见。
[111]《华员奉命出洋》,《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十七日。
[112]吴广霈是马建忠南洋之行的重要随员,据其《南行日记》记载,吴曾多次为马建忠删削“日记”(即马建忠《南行记》)。
[113]此处胡礼垣生平简历,主要据《中外新闻七日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李金强著《胡礼垣》等材料写成。
[114]编者按说:“现上海电报局有胡君礼垣者译成一书,……其序中述及外国近设之电线更足资谈洋务者之考证……”胡礼垣译著的确切名称,按语并未提及,但据郑观应《〈万国电报通例〉序》知,该书名应为《万国电报通例》。见胡礼垣:《电线述略一》,《循环日报》辛巳年八月廿六日。
[115]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日斯巴尼亚是西班牙语Espa1a的谐音。
[116]胡礼垣:《电线述略三》,《循环日报》辛巳年八月卅日。
[117]胡礼垣:《电线述略一》,《循环日报》辛巳年八月廿六日。
[118]胡礼垣:《北般岛乾那八达颜情形》,《循环日报》癸未年六月初七日。
[119]胡礼垣:《北般岛记》,《循环日报》癸未年七月廿一日。
[120]此处吴式钊生平简历主要据吴式钊《切韵导原》《疆静斋诗录》“序言”及该书中有关内容等撰成。具体出处恕从略。
[121]引文俱见吴式钊:《电报说》,《循环日报》辛巳年十一月二十日。
[122]陈善言之姓名也有写成“陈贤”“叆廷”“霭亭”等字号的,主要是因为“言”“贤”“霭”“叆”“廷”“亭”语音相同。
[123]沈吕宁专门撰文详论此事,此处承用了沈文的观点。见沈吕宁:《同治十三年(1874)香港新闻纸泄密案》,2009年1月,福州社科网,http://www.fzskl.com/,2009年1月5日。
[124]当时清朝驻古巴总领事为广东香山人刘亮沅。刘亮沅离任后,陈善言继任。
[125]此处陈善言生平简历主要据王韬《普法战纪》《凡例》、陈兰彬《使美纪略》、谭乾初《古巴杂记》、伍廷芳《致上海〈字林西报〉函》、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等有关内容写成。
[126]陈善言:《论水火油为害》,《循环日报》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27]同治十三年六月(1874年),《循环日报》以“台湾至近消息”为题,对陈善言从黎兆棠赴台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时陈善言仍在厦门,寓居于一茶行中。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循环日报》又以“古巴领事德政”为题,对刘亮沅和陈善言在古巴期间的“德政”予以褒扬。以上两文分别见《循环日报》甲戌六月二十五日、辛巳年闰七月初三日。
[128]此处江衡生平简历主要据江衡所著《七十述怀语》《〈须圃数学〉序》《〈学计韵言〉自序》、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所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图书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江衡著作目录等写成。
[129]江衡:《崇尚西人之学辨》,《循环日报》壬午年正月初七日。
[130]此处冯普熙生平简历主要据《保良局文献:访事录(1879-1885)》《香港东华三院发展史》《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1978》以及1874年《循环日报》所刊“告白”、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王韬《征设香海藏书楼序》、梁鄂《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等写成。
[131]《拟在港倡设眼科施医局》,《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十二日。
[132]冯普熙:《婆罗洲游记上》,《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十九日;《婆罗洲游记下》,《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廿日。
[133]冯普熙:《婆罗洲游记下》,《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廿日。
[134]《般岛近闻》,《循环日报》壬午年十月廿五日。文前所写按语云:“现接有冯君明珊由般岛递到邮筒,言是处英官锐意招徕,因广采舆论,妥定章程,以期旅客获安,共庆乐郊之适,俾成生聚之谋。”其实早于此前,《循环日报》已在“论说”栏内先后两次刊载过《般岛开埠章程》和《般岛开埠章程续登》,由此也说明,冯普熙等人的般岛之行,显然是在听闻“般岛开埠”之后做出的决定。有关般岛开埠章程两次刊载情况见《循环日报》壬午年七月十九日、壬午年七月二十日。
[135]《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的《游婆罗洲记》在篇首加有“南洋之中,万岛环列”一句,其他一些地方也略有字句上的删改,但总体上大同小异。见《婆罗洲游记》,《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十九日。
[136]《游婆罗洲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
[137]郑海麟称,据原藏中山大学黄海章先生处的《日本杂事诗》手稿,知黄遵宪在任驻日使馆参赞时用过“观日道人”的别号。黄遵宪的具体出生日期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出生地为广东嘉应州城东攀桂坊黄屋。以上俱见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138]此处黄遵宪生平简历主要据王韬《扶桑游记》《循环日报》所刊《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学者王宝平《清末驻日外交使节名录》、郑海麟《黄遵宪传》等写成。
[139]《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一》,《循环日报》壬午年十月廿七日;《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二》,壬午年十月廿八日;《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三》,壬午年十一月初三日;《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四》,壬午年十一月初四日。
[140]《华人可到旧金山》,《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一月初二日。
[141]王韬与黄遵宪初次相识于日本横滨驻日领事馆,时在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八日(1879年5月7日),王韬于是日记云:“是日并晤参赞黄公度太守、翻译杨星垣户曹”,“公度名遵宪,嘉应州拔贡生,京兆举人”。此后二人交往颇频。见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97页。
[142]庚辰年三月十五日(1880年4月23日)黄遵宪致王韬函,见何槐昌、丁红整理:《黄遵宪致王韬(紫诠)信九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70-71页。
[143]本文第一部分已有具体说明,此从略。
[144]己卯年十月廿四日(1879年12月7日)黄遵宪致王韬函云:“别有寄洪干甫一信,付新闻一纸,祈阅后再交,并求卓裁。”见吴振清:《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文献》2004年第4期,第265页。
[145]据熊月之转陈刘广京的观点,林乐知的中文名“乐知”、字“荣章”实都由其英文名字“Young John Allen”的汉译谐音转化而成。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4页,注释(1)。关于林乐知字“荣章”的说法,亦可在时人的著述中得到印证,如《万国公报》刊有蔡尔康《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徐少范《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诗等。见《万国公报》第109册,1898年2月。
[146]此处林乐知生平简历据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林乐知著作目录等写成。具体出处恕从略。
[147]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一月十七日。
[148]《跋〈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一月十八日。
[149]《万国公报》从第5册(1889年5月)起,先后刊载过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弢园尺牍〉自序》《英欲中国富强》等19篇文章。具体时间此从略。
[150]从第42册(1892年7月)起,《万国公报》先后刊载过王韬《哥伦布传赞》等18篇文章。
[151]《中东战纪本末》首次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王韬当年三月上旬为该书作序,序成后首刊于《申报》,再刊于《万国公报》第89册(1896年6月)。
[152]邝其照《地球五大洲全图》出版后,上海一家名为“上洋二马路口华彰店”的书商曾借《申报》刊载过一则题为“《地球五大洲全图》寄售”的告白,称“本店有邝容阶先生新到《地球五大洲全图》出售,是图访照泰西各国图志,参考周详。凡水道之往来,路程之远近,各国之广狭,户口之多寡,物产之丰歉,悉载无遗。……现在本号寄售,价甚便宜。特此布达”。见《申报》光绪九年七月初九日。
[153]此处邝其照生平简历主要据邝其照著《航海笔记》《五大洲舆地户口物产表》、1874年《循环日报》“告白”、许应铿、胡福英分别为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所撰序言、王韬《英语汇腋序》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邝其照著作目录等写成。
[154]《循环日报》文首所加按语提示云:“现接金山邮筒内有邝容阶致伦敦日报馆书,论及洋烟之害,其言曰:……”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55]嘉打,疑为英国驻华领事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9-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56]杞辣士端,即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士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曾先后于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四次任内阁首相。
[157]据邝文知,杞辣士端于1870年在英国议院演说中放言,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鸦片不同于其他壮假精神之食物,也不能证明鸦片于身体全无裨益。
[158]据邝文自述,1880年4月,邝其照曾在《伦敦日报》著文,批驳英国驻华领事嘉打有关鸦片于人体有益无损的言论。故《论洋烟为害》一文系邝其照第二次就“洋烟”为害问题著文。见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59]引文均见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60]邝其照在文尾特地添有“敬请照登为荷,寓哈富城弟邝其照来稿”一语。见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61]《来札附登》,《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十五日。
[162]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华印务总局告白》,《香港华字日报》,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五月初十日,转引自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第85页。另,邝其照编纂的《华英字典》可能是目前所知的一部最早由中国人自编的英汉双语字典。
[163]《英语汇腋序》,《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二十八日。
[164]蔡钧所开医堂曾用“勉善”名,且私下也自称“勉善”,故“勉善”应为其号。
[165]关于蔡钧的籍贯,现有各类工具书均载其为“浙江仁和人”,不知所自。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1892年6月2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呈甄别道员履历单》载蔡钧“直隶大兴县监生,原籍江西上犹县”。由此知,以往所记蔡钧籍贯实误。此据马忠文:《国家清史工程》,《清史·传记·蔡钧传》(未刊稿)。另,蔡钧公开出版的著述均署“燕山和甫”。显然,此“燕山”,即指“大兴”。
[166]关于蔡钧生平,一般只从蔡氏任上海道台叙起,此处蔡钧生平主要据蔡钧《出洋琐记》自序、曾国荃为蔡钧《出洋须知》所撰序、蔡钧《出洋须知》自序、王韬为蔡钧《出洋须知》所撰“跋”、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申报》(1884年)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现存蔡钧著述目录等写成。
[167]蔡钧:《出洋琐记》《续录出洋琐记》,《循环日报》甲申年三月廿七日、甲申年四月初五日、甲申年四月初九日、甲申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六日、甲申年四月廿六至廿七日、甲申年五月初四日至初五日。
[168]《循环日报》首刊《出洋琐记》时,篇首所加按语云:“昨有友人从欧洲回,袖出所记出使事宜一帙,嘱为校刊。”至于“友人”何人,文中并未提及。见蔡钧:《出洋琐记》,《循环日报》甲申年三月廿七日。
[169]笔者曾将《循环日报》所刊《出洋琐记》和蔡钧后来出版的《出洋琐记》《出洋须知》逐一作过核对,确证二者为同一作者。
[170]王韬:《出洋须知》跋,蔡钧:《出洋须知》,弢园王氏木活字本,光绪十一年。
[171]蔡钧:《出洋琐记》,弢园铅印本,光绪十年。
[172]王韬:《出洋须知》跋,蔡钧:《出洋须知》,弢园王氏木活字本,光绪十一年。
[173]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清光绪十年弢园书局出版的一册铅印本《出洋琐记》。
[174]关于此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1885年12月21日)《太仆寺少卿延茂奏为请饬总理衙门委员蔡钧交出自著刊印〈出洋琐记〉等书事》及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86年1月20日)《总理衙门奏为尊旨申饬委员蔡钧并销毁擅刻〈出洋琐记〉等书事》有明确记载。此据马忠文:《国家清史工程》,《清史·传记·蔡钧传》(未刊稿)。
[175]此次出版时,另附有《出洋琐记》和《奏疏条陈》各一卷,共计二册。
[176]据刘瑞芬为余思诒《航海琐记》所撰“序”、余思诒《航海琐记》自序、余思诒著《古巴节略》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余思诒所著书目等。
[177]《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178]《循环日报》刊出此文时只提示说:“刍言一首……系本年四月间余思诒水部所著。”具体获得该文的途径不详。见《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179]《刍言》《续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九日、五月廿三日。
[180]《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18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该书整理者在断句标点时略有差错,将余思诒的两本著作《罗经差》和《风性说》标点为“《罗经差同》《性说》”,大概由于原稿字体难于辨认,以及标点者不明余思诒著述名称所致。应予改正。
[182]邹弢家乡的确切地址为“金匮县秦伯上乡之月台街,西去后宅镇不及一里”。见邹弢《瘦鹤词人自述》,宣统元年铅印本。
[183]据邹弢所著《瘦鹤词人自述》《三借庐剩稿》、王韬编纂《洋务辑要初编》(稿本)、郑逸梅著《天主教学校的教科书与邹翰飞之死》、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邹弢著作目录等。
[184]邹弢:《恭拟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成皇太后五旬万寿颂谨序》,《循环日报》甲申年十月十七日。
[185]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述此事说:“甫里王紫诠广文韬,又字仲弢。才大学博,倜傥有奇气。……壬午春,归自香海,往访之,一见如旧相识。时先生年五十余,虽两鬓已苍,而谈笑诙谐,犹有豪气。余因以东方朔比之。”见邹弢:《天南遁叟》,《三借庐笔谈》卷十,上海:昌明书局铅印本,民国二年。
[2]《循环日报》的创刊日期,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王慷鼎以及大陆学者夏良才等人的研究,已成定论。现存《循环日报》最早的一份原件为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74年2月5日),报头署“第二号”,而《循环日报》册装周刊本收录的最早一篇文章注明为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即1874年2月4日。因此,《循环日报》创刊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2月4日)确凿无疑。《循环日报》择定十二月十八日为该报的创刊日,主要因为该日为同治十三年的新年立春日。“立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循环日报》以该日创刊,显然与借重立春这一节气所寓含的象征意义有关。
[3]《循环日报》自同治十二年创办后一直延续至民国三十年底,因日本攻陷香港第一次停刊,后又先后两次复刊和停刊。最后一次停刊事件约在1959年10月以后。有关《循环日报》的停复刊情况,此据李谷城:《香港报业史大事纪要》,《香港报业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4]这三个图书馆指大英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其中,大英图书馆收藏有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同治十三年五月廿一日(1874年2月4日-1874年7月4日)的《循环日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光绪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0年7月5日-1884年12月29日)的《循环日报》,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收藏有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至六月廿八日(1874年5月16日-8月10日),光绪六年正月初四日至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1880年2月13日-1886年1月30日)的《循环日报》。香港大学图书馆现收藏有上述两国三馆所藏《循环日报》原件的全部缩微胶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收藏有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所藏《循环日报》的一部分缩微胶卷。此处对《循环日报》收藏情况的介绍,参考了日本学者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和新加坡学者王慷鼎《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的几项考察》两文的有关介绍。见[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新加坡]王慷鼎:《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的几项考察》,《新闻春秋》1994年第1期,第13页。
[5]这是笔者据香港大学所藏现存所有《循环日报》缩微胶卷的统计。
[6][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3-314页。
[7]据笔者整理的这部分各报转载《循环日报》“论说”目录,上述各报的具体转载数字是:《申报》189篇,《万国公报》22篇,《汇报》15篇,《益报》6篇。其中,各报重复转载的篇目均以转载时间较早者列入,非“论说”者概不计入。
[8]这是笔者根据各种渠道对现存《循环日报》“论说”数目的初步统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初期数月未加标题的约40余篇“论说”,也不包括现存的1885、1886年的部分“论说”,如将其涵括在内,《循环日报》的现有“论说”将约有2090篇。
[9]这只是一个大概统计数字。
[10]据笔者统计,“自撰”论说中署名的篇目共13篇,其中王韬署名文章12篇,洪士伟署名文章1篇。王韬署名文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王韬为各类著作所撰的序、跋,二是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初期王韬在该报开设“弢园述撰”和“选录《弢园文录》”栏目时,所登载的原《弢园文录》的旧稿。经笔者核查,这部分稿件《循环日报》前后共登过6篇。具体篇目从略。
[11]《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循环日报》馆编:《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12]这7篇译稿均为《申报》转载,时间分别为庚辰年正月廿五日、正月廿六日、正月廿九日、二月初二日、三月初九日、三月十六日、三月十八日。
[13]此据黄遵宪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1880年4月23日)、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1年1月22日)致王韬函。分别见何槐昌、丁红:《黄遵宪致王韬(紫诠)信九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70-71页;吴振清:《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文献》2004年第4期,第268页。
[14]其中,署名“顺德杨玉田茂才”的稿件2篇,另有不署名。
[15]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循环日报》的“论说”只刊登于该报的“中外新闻”栏内,其实这是误解。事实上,创刊初期的《循环日报》“论说”不仅刊于“中外新闻”栏内,而且有时也刊于“羊城新闻”和“来札”栏内,虽然后者的数目不如前者为多。《循环日报》“论说”只出现于“中外新闻”栏内,可能要到1875年或稍后《循环日报》的主要栏目设置基本稳定以后。
[16]这10篇“论说”,署名的有汪锡三、杨玉田、梁小泉、宋玉溪等人;未署全名的有“友人吴君”等。
[17]笔者据整理成的《循环日报》“论说”目录的初步统计。
[18]署名“南阳子”的来稿“论说”,标题为《购铁舰以备攻守议》。为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六日(1874年11月14日)《汇报》所转载,文后附有王韬所撰跋,言曰:“南阳子不知何许人也,观其所书大约年垂老矣,而其忠义奋发直从血性中流出……”
[19]据邹弢《游沪笔记》和管斯骏《悼红吟》两书记载,“海上忘机客”本名张兆熊,浙江乌程人,工吟咏。“海上忘机客”是其别号。见邹弢《游沪笔记》卷二,光绪十四年牡月咏哦斋刻本;《悼红吟》不分卷,光绪十年苏州管家园管氏雕刻本。这也是目前为止,所有署笔名作者中仅知其真名的一位。
[20]这些笔名是:“凤城居士”等。以上所举署有笔名作者的“论说”,发表时间在同治十三年二月至光绪十年十月(1874年4月-1884年12月)。
[21]关于这部分署名作者及其所撰“论说”的具体情况,见本文第三部分。
[22]据笔者统计,从《循环日报》创刊至当年六月,《循环日报》共转载《申报》有关新闻消息、论说54篇次。其中,含“论说”25篇。最早一次转发《申报》的文章即为“论说”,时为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六日(1874年3月4日)。三月下旬以后,转载《申报》文章明显增多。《循环日报》转发《申报》的绝大多数文章几乎都在这一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创办初期的《循环日报》和《申报》之间较为密切的联系。
[23]《汇报》创刊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874年6月16日)。该报创刊前一周,《循环日报》即以“上海《汇报》刊行”为题在“中外新闻”栏做了报道。此后,在《汇报》创刊约10天后,开始转载《汇报》刊发的消息和“论说”,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循环日报》共刊发《汇报》的各类文章13篇次,其中含该报“论说”2篇。
[24]据统计,此后5年间,《循环日报》共转载《申报》的“论说”约为10篇左右。
[25]这篇文章题名《节录〈富国要策〉》。刊出时加有按语:“阅《万国公报》所录《富国要策》有言及吕宋票之为害者,喜其通达晓畅,深切著名,亟为节录报中以谂识者。”见《节录〈富国要策〉》,《循环日报》辛巳九月十八日。
[26]“旧金山中西汇报”的确切报名究系《旧金山中西汇报》?还是“旧金山《中西汇报》”?该报究竟系中文报刊?还是中英文合刊?因缺乏原件,现不得而知。不过,从《循环日报》转载情况判断,该报必有中文专版无疑。两篇转载文章分别为:《美国禁止华佣新例》,《循环日报》壬午年七月十五日;《驳禁华工始末情由》,《循环日报》壬午年八月十一日。
[27]笔者据现存《循环日报》“论说”的初步统计。
[28]钱熙泰,字子和,号鲈香,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著名藏书家和文献目录家。著有《西冷校书记》《余记》《文澜阁校抄书目录》《锄月吟稿》《古松楼剩稿》等多种。咸丰十年(1860年)因病逝世。《循环日报》赞其“博学高才”“生平于耽玩书籍外别无嗜好,其家藏书极多,且多世所罕见之本。刻有《守山阁丛书》《小万卷楼丛书》《指海》《艺海珠尘》”。见《戒烟新乐府》,《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由于王韬转录此文时写有较长按语,故后来王韬出版《瓮牖余谈》时,将这篇文章连同所写按语悉数收入。
[29]《栗味斯敦探地说》和《瓮牖余谈》中的《李文通探地记》除个别字句有所差别外,内容基本雷同。从该文内容看,《循环日报》所刊,系由原《瓮牖余谈》书稿改写而成。该文见《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
[30]古贺煜其人其书,笔者曾广泛查找,均无获。待考。据辛巳年正月初十日《循环日报》刊发该文时所加按语提示,《海防臆测》为友人所赠,全书仅一卷,曾遭日本官方毁版没收,系日本被迫开港之前之作。
[31]金子弥兵卫,具体生平情况不详。
[32]据笔者统计,光绪七年(1881年)以前,《循环日报》很少出现“论说”空缺的现象,有之,最多连续不超过两天。此后虽然光绪八年(1882年)出现过连续三天无“论说”,光绪九年(1883年)八天无“论说”刊出的情况,但都极为少见。
[33]即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六日,时长正好半个月。
[34]这是笔者通读现存《循环日报》“论说”并认真研读王韬其他各类文章后所形成的认识,由于王韬所撰“论说”在文字、气韵、表达方式方面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因此,熟读他的文章后,他所撰“论说”还是可以初步加以辨别的。以下对王韬所撰“论说”时间分布的论述,也源于此。
[35]王韬:《与唐景星司马》,《弢园尺牍》卷九,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36]王韬:《与余谦之大令》,《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37]洪士伟:《弢园尺牍》跋,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该跋后署“后学番禺洪士伟拜”。
[38]洪士伟:《〈遁窟谰言〉序》,《申报》乙亥年三月十八日。
[39]洪士伟:《遁窟谰言》前序,《申报》馆铅印本,光绪元年。
[40]该序刊于《循环日报》具体时间不详,《申报》转载时间为光绪元年三月十八日。《申报》转载《循环日报》文章的时间一般晚于《循环日报》约7天左右。由此推断,《循环日报》刊载该文的时间大致应不晚于光绪元年三月初十日。
[41]关于洪士伟的生年,史料并无确切记载。但《循环日报》所刊由洪士伟撰写的一则“论说”中却提到,“犹忆道光末年,余龄尚幼,于人事多未谙晓,所居对门即某钜绅宅……”道光末年,约在道光二十九、三十年(1849年、1850年)。洪士伟此时已有记事能力,且多年以后尚能忆及,由此推断洪氏当年已有6、7岁。据此可知,洪士伟的生年应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前后。具体见《论善举宜设善法》,《循环日报》,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
[42]《循环日报》馆编:《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43]洪士伟:《弢园尺牍》跋,王韬:《弢园尺牍》,清光绪十三年大文书局铅印本。
[44]《循环日报》馆编:《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45]光绪十年四月初六(1884年4月30日)上午,日本《邮便报知新闻》社社长矢野龙溪拜访《循环日报》社,见到了代替王韬任主笔的洪士伟,并以汉文作笔谈。会见后洪士伟以新刊《弢园文录外编》见赠,并告诉矢野龙溪说:“此书多论时事,六卷之后,弟为校正……”见[日]矢野龙溪:《龙动(伦敦)通信》,《明治文学全集·15·矢野龙溪集》,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285页。转引自周佳荣:《在香港与王韬会面---中日两国名士的访港记录》,林启彦、黄文江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年,第393页。另据王韬《弢园著述总目》“弢园文录外编”条载,“光绪壬午,即在香港印务总局排印。始余已回沪上,嘱洪茂才校对。”可见,洪士伟、王韬都提到了洪士伟协助王韬编辑出版《弢园文录外编》一事。王韬:《弢园著述总目》,清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46]据黄遵宪光绪六年(1880年)致王韬函知,当年洪士伟曾请黄遵宪为其著作作序,黄遵宪委托王韬带话云:“干甫先生之序,仆何修得此?先为道谢,容再图报耳”。见吴振清:《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文献》2004年第4期,第270页。
[47]王韬:《上郑玉轩太守》,《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48]王韬:《半闲吟客诗序》,《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49]王韬:《与余谦之大令》,《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0]王韬:《上郑玉轩太守》,《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1]王韬:《与唐景星司马》,《弢园尺牍》卷九,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2]王韬主持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期间究竟刊印了多少种中外书籍,尚有待进一步确认,仅据笔者查考到的即有30余种。
[53]洪士伟离港和返港的具体时间因史料缺乏尚有待进一步确认,此处述及的时间只是笔者根据王韬说法所作的估计。
[54]王韬:《与许菊坡茂才》,《弢园尺牍》卷十二,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5]王韬:《与吴子升郎中》,《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56]王韬:《与杨苏补明经》,《弢园尺牍》卷十,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57]钱征:《瓮牖余谈》跋,王韬:《瓮牖余谈》,陈戍国点校:《瀛壖杂志瓮牖余谈》,第236页。
[58]王韬:《与日本寺田望南》,《弢园尺牍》卷十二,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第273页。
[59]王韬:《自序》,《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页。
[60]王韬:《与黄公度太守》,《弢园尺牍》卷十二,大文书局铅印本,光绪十三年。
[61]王韬:《与吴瀚涛大令》,《弢园尺牍续钞》卷二,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62]王韬:《与许菊坡茂才》,《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63]这是笔者据王韬《扶桑游记》对其出行日期的一个初步估算。《扶桑游记》所记初始日期为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1879年4月27日),此时王韬已从香港到上海,并回过苏州老家一次。所记结束日期为光绪五年七月十五日(1879年9月1日)。这段时间计127天,另据王韬《蘅华馆诗录》载,王韬这次出行离开香港的时间为当年阴历三月十六日(1879年4月7日),与他一同搭乘英国邮船的还有徐润等人。这说明,王韬用在路上和回苏州老家的时间约为20天左右。如再加上归程所用时间,当为150余天。
[64]王韬:《〈华阳散稿〉序》,《弢园文录外编》卷九,第225页。该序中王韬云:“壬午春间”“有歇浦之行”,又云:“中元前后,返棹吴门,回帆香海。”而王韬所撰《重刻〈徐忠烈公遗集〉序》在《循环日报》刊出时间为壬午年七月十三日,可知王韬已于中元节前回港。
[65]据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知,王韬撰此序时尚在香港,时间为癸未年四月初六日,故王韬这次离港时间当在此后不久。
[66]据与王韬当时一同乘船回港的孙点记述:“光绪癸未末冬仲旬有二日,余自沪赴粤,适紫诠先生有香海之行,得与同舟,大慰积愫。”孙点:《来安孙点顽石甫稿并识》,《申报》癸未年十二月廿二日。
[67]此据王韬《弢园尺牍》和《弢园尺牍续钞》等书的内容统计而成,由于牵涉内容较多,具体出处恕不一一列举。
[68]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中云:“王氏自主笔政,洪干甫及其婿钱昕伯辅之。钱氏盖奉《申报》主人美查之命,赴港调查报务以资仿效者也。”戈公振的这段话明显属推测之辞,且有错误。因《循环日报》初办时,洪士伟(干甫)还未来港,而真正辅佐王韬的可能只有钱征。戈公振的这一说法后来一直被学界沿袭,以致钱征来港的真实动因被忽略。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69]“省亲”一说,源于王韬《蘅华馆诗录》中的《哭亡女苕仙》。
[70]王韬女儿王婉,字苕仙,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十一月,同治七年(1868年)与钱征结婚,时年22岁。王婉的出生时间,王韬记述说:“冬十一月,育一女,字苕仙,孺人亦甚喜。”见王韬《鸳鸯诔》,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因王韬《蘅华馆诗录》《自序》曾言:“苕仙……年二十有二,归吴兴茂才钱征”,所以,其结婚时间当在同治七年。
[71]王韬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十九日致妻兄杨引传的信中曾提及他为长女苕仙择婿一事云:“苕女姻事,论者两家,一吴兴秀才,贫甚;一嘉善人,现为西人供奔走,美名曰买办,其实则服役者也。弟以其品太卑,愿舍买办而就秀才,不以目前而论。”王韬致杨引传信见陈振国《“长毛状元”王韬》一文所附“王韬遗函”影印件。《逸经》民国二十六年第三十三期,第555页。
[72]王韬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与女儿王婉分别的。王韬同治元年(1862年)遁迹香港后,妻林怀蘅携王韬两个女儿于第二年腊月也到了香港。王婉与父亲在香港生活约五年后,因其父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译书,她与继母不久也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居住。王韬诗中有云:“从我至粤甫及笄,……六载炎荒隔人事,……我去欧洲随母归,沪滨便是重游地。”即指此事。见王韬:《蘅华馆诗录》卷四,《哭亡女苕仙》,天南遁窟铅印本,光绪六年。
[73]《来札》,《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
[74]钱征一家如此长时间的居留香港,显然不像短期“省亲”的礼节性来往。钱征是否本拟举家留居香港,不得而知,但从他述说因气候不适而离港的情况判断,这一可能理应存在。关于他赴港、离港的叙述,见其为王韬《遁窟谰言》所撰“跋”中。
[75]分别见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陈戍国点校本,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37页;《遁窟谰言》跋,香港铅印本,光绪六年。
[76]其实,《循环日报》初创时期辅佐王韬办报的真正助手是女婿钱征。而洪士伟的实际身份是替代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而不是一般性的辅佐王韬。而且,洪士伟担任这一职位是在钱征离港回沪约一年之后。
[77][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263-317页。该文第四部分附有《循环日报》论文目录一览,收入《循环日报》论文900篇,其中含《申报》转载《循环日报》论文71篇。
[78]西里喜行在讨论《循环日报》的特色时,在其文章中援引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的一段话:“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又引美国学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的一段话:“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几乎全有王韬亲手写的定期论文。”西里喜行在其文章中只是对上述说法中每天一篇“论说”的说法表示了异议,而全部接受戈公振的其他说法。职是之故,西里喜行在举列《循环日报》论文目录时,实际上把这些论文都当成了王韬作品。见[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271页。
[7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页。
[80]据笔者考证,方汉奇所列举的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有一篇《变法自强》确在《循环日报》刊出过,但《循环日报》发表时,却未用“变法自强”的标题,而用的是“论法在因时变通”。至于说王韬以众多笔名在《循环日报》发表文章,其实,这些笔名中,王韬用过的仅有“天南遁叟”和“弢园老民”而已。况且,上述两个笔名仅出现在为数甚少的几篇序跋中。而绝大多数《循环日报》“论说”是不署名的。由于方汉奇先生在学界的影响,这一说法又被学界其他不少论著一再沿袭。如忻平《王韬评传》等。见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另外,方汉奇说王韬1874-1884年这11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循环日报》工作,同样是臆测之词,如文中笔者所考证,自光绪五年(1879年)后,王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报社工作,其中,外出和生病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81]此条张宗良生平简历主要据王韬《扶桑游记》《普法战纪》《凡例》《上海新报》转载《香港近事编录》的文章以及王宝平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文献整理而成的《清末驻日使节名录》等写成。限于篇幅,具体出处恕从略。以下各来稿“论说”的作者履历,均不一一注明具体出处。
[82]张宗良:《东游纪盛》,《申报》丁丑年十二月十三日。
[83]因《循环日报》原件已佚,今据《申报》转载文。见《东游纪盛》,《申报》丁丑年十二月十三日。
[84]《东游记盛》,见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
[85]如王韬初次甫到神户,“部署既毕,乃至芝轩旅斋,见其夫人,问无恙,并见吴瀚涛”。后二人相处约九天左右。由东京返回经神户时,也是一到神户,“晨餐既竟,往访芝轩。时芝轩已迁于别墅,距领事署数百武而遥,因折简招吴瀚涛小尉俱来。二君为饯别于湊川酒楼”。足见二人关系之熟稔和密切。见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陈尚凡、任光亮校点,第182、307页。
[8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陈尚凡、任光亮校点,第182页。
[87]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此据澳门博物馆所藏《荥阳家谱》(积善堂存本)之记载。《家谱》写道:“张应,字正翔,别字陶斋,文瑞公次子……”见陈丽莲:《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澳门博物馆藏郑观应家族文物初考》,《文化杂志》(澳门)第60期,2006年秋季号,第158页。
[88]郑观应在报刊发表文章所用笔名甚多,此处所列郑观应的三个笔名,仅是笔者所见郑观应著作及郑氏在《彙报》《益报》《申报》《循环日报》刊文时较为常用的几个笔名。
[89]据陈丽莲上文所引《荥阳家谱》记载,郑观应的确切出生日期为“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六月十七日子时”。见陈丽莲:《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澳门博物馆藏郑观应家族文物初考》,《文化杂志》(澳门)第60期,2006年秋季号,第158页。
[90]《易言》有36篇本和20篇本之分。《易言》36篇本于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约一年后,郑观应又在删削改定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出版了《易言》20篇本。有关《易言》从36篇本到20篇本变化的论证,详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185-192页。
[91]郑观应:《论出使》,《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二十日。该文收入郑观应《易言》36篇本之第22篇。
[92]文章刊出时,署“杞忧子来稿”。见《蠡测罪言》,《申报》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93]《录杞忧生〈蠡测罪言〉》,《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初六日。句中提到“《申报》主人称……云云”,基本上是此前《申报》刊发该文时所加“按语”中的原话。
[94]郑观应:《论出使》,《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二十日。
[95]《录杞忧生〈蠡测罪言〉》,《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初六日。
[96]分别见王韬:《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一》,《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一日;《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二》,《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二日。王韬的这篇“跋”及其所申论的“道器”观对郑观应思想的形成和体系化影响较大,郑观应后来撰著《盛世危言》,在指导思想上实际是吸纳了王韬《易言》跋的思想。有关问题笔者有专文详加论考。见萧永宏:《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纪念郑观应先生一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12年,第16-25页。
[97]王韬:《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二》,《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二日。
[98]《来札附登》,《循环日报》甲申年二月二十一日。该来札文尾署“粤东杞忧子拜启”。因此前郑观应在报端使用过“杞忧子”的笔名,况笔名前还有“粤东”这一地域限定,郑观应的出生地香山,历史上常被称为“粤东香山”,因此,“粤东杞忧子”系郑观应本人应无误。
[99]《书〈杞忧子来函〉后》,《循环日报》甲申年二月二十四日。
[100]据郑观应《易言》36篇本所附王韬“序”。该序后署时间为“光绪元年花朝日”,时当1875年3月下旬。
[101]据光绪七年(1881年)王韬致郑观应函中回忆往事称,王、郑二人当初有过“一醉于红蕤小阁中”的经历,因此前王韬只在光绪五年(1979年)赴日访问时途经上海并作停留。有关叙述见王韬:《与郑陶斋观察》,《弢园尺牍续钞》卷二,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102]有关具体活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赘。
[103]光绪六年(1880年),据王韬为郑观应《易言》所撰“跋”,光绪五年(1879)春,王韬赴日访问前夕,郑观应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郑氏所著《易言》一书,并言:“非先生不敢就正焉”。见《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一》,《循环日报》庚辰年七月廿一日。
[104]有关马建忠赴法留学及所获学位情况,日本学者坂野正高有专门研究,权赫秀据此写成专文,基本澄清了这一问题。有关论述见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0页。
[105]此处马建忠生平简历主要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马建忠传”及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马建忠”条写成。
[106]《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廿七日,辛巳年七月廿八日,辛巳年七月廿九日,辛巳年八月初二日,辛巳年八月初四日,辛巳年八月初七日。
[107]马建忠:《铁路论一》,《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廿七日。
[108]马建忠:《铁路论一》,《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廿七日。
[109]《适可斋记言》卷一,张岂之、刘厚祜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页。其中,“目录”和正文标题都署“己卯冬”。
[110]据马建忠《南行记》和吴广霈《南行日记》记载,马建忠一行到达香港的时间为光绪七年七月初七日(1881年8月1日),光绪七年七月十七日(1881年8月11日)离港,搭附法国轮船赴南洋印度与英督商办鸦片事宜。此次在港滞留约10天左右。两个多月后,又从南洋返港,时在光绪七年八月二十三日(1881年10月15日)。两次滞留香港期间,马建忠、吴广霈和王韬交往极其频繁,其中,吴广霈和王韬几乎无日不见。
[111]《华员奉命出洋》,《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十七日。
[112]吴广霈是马建忠南洋之行的重要随员,据其《南行日记》记载,吴曾多次为马建忠删削“日记”(即马建忠《南行记》)。
[113]此处胡礼垣生平简历,主要据《中外新闻七日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李金强著《胡礼垣》等材料写成。
[114]编者按说:“现上海电报局有胡君礼垣者译成一书,……其序中述及外国近设之电线更足资谈洋务者之考证……”胡礼垣译著的确切名称,按语并未提及,但据郑观应《〈万国电报通例〉序》知,该书名应为《万国电报通例》。见胡礼垣:《电线述略一》,《循环日报》辛巳年八月廿六日。
[115]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日斯巴尼亚是西班牙语Espa1a的谐音。
[116]胡礼垣:《电线述略三》,《循环日报》辛巳年八月卅日。
[117]胡礼垣:《电线述略一》,《循环日报》辛巳年八月廿六日。
[118]胡礼垣:《北般岛乾那八达颜情形》,《循环日报》癸未年六月初七日。
[119]胡礼垣:《北般岛记》,《循环日报》癸未年七月廿一日。
[120]此处吴式钊生平简历主要据吴式钊《切韵导原》《疆静斋诗录》“序言”及该书中有关内容等撰成。具体出处恕从略。
[121]引文俱见吴式钊:《电报说》,《循环日报》辛巳年十一月二十日。
[122]陈善言之姓名也有写成“陈贤”“叆廷”“霭亭”等字号的,主要是因为“言”“贤”“霭”“叆”“廷”“亭”语音相同。
[123]沈吕宁专门撰文详论此事,此处承用了沈文的观点。见沈吕宁:《同治十三年(1874)香港新闻纸泄密案》,2009年1月,福州社科网,http://www.fzskl.com/,2009年1月5日。
[124]当时清朝驻古巴总领事为广东香山人刘亮沅。刘亮沅离任后,陈善言继任。
[125]此处陈善言生平简历主要据王韬《普法战纪》《凡例》、陈兰彬《使美纪略》、谭乾初《古巴杂记》、伍廷芳《致上海〈字林西报〉函》、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等有关内容写成。
[126]陈善言:《论水火油为害》,《循环日报》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27]同治十三年六月(1874年),《循环日报》以“台湾至近消息”为题,对陈善言从黎兆棠赴台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时陈善言仍在厦门,寓居于一茶行中。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循环日报》又以“古巴领事德政”为题,对刘亮沅和陈善言在古巴期间的“德政”予以褒扬。以上两文分别见《循环日报》甲戌六月二十五日、辛巳年闰七月初三日。
[128]此处江衡生平简历主要据江衡所著《七十述怀语》《〈须圃数学〉序》《〈学计韵言〉自序》、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所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图书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江衡著作目录等写成。
[129]江衡:《崇尚西人之学辨》,《循环日报》壬午年正月初七日。
[130]此处冯普熙生平简历主要据《保良局文献:访事录(1879-1885)》《香港东华三院发展史》《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1978》以及1874年《循环日报》所刊“告白”、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王韬《征设香海藏书楼序》、梁鄂《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等写成。
[131]《拟在港倡设眼科施医局》,《循环日报》辛巳年七月十二日。
[132]冯普熙:《婆罗洲游记上》,《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十九日;《婆罗洲游记下》,《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廿日。
[133]冯普熙:《婆罗洲游记下》,《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廿日。
[134]《般岛近闻》,《循环日报》壬午年十月廿五日。文前所写按语云:“现接有冯君明珊由般岛递到邮筒,言是处英官锐意招徕,因广采舆论,妥定章程,以期旅客获安,共庆乐郊之适,俾成生聚之谋。”其实早于此前,《循环日报》已在“论说”栏内先后两次刊载过《般岛开埠章程》和《般岛开埠章程续登》,由此也说明,冯普熙等人的般岛之行,显然是在听闻“般岛开埠”之后做出的决定。有关般岛开埠章程两次刊载情况见《循环日报》壬午年七月十九日、壬午年七月二十日。
[135]《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的《游婆罗洲记》在篇首加有“南洋之中,万岛环列”一句,其他一些地方也略有字句上的删改,但总体上大同小异。见《婆罗洲游记》,《循环日报》壬午年九月十九日。
[136]《游婆罗洲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
[137]郑海麟称,据原藏中山大学黄海章先生处的《日本杂事诗》手稿,知黄遵宪在任驻日使馆参赞时用过“观日道人”的别号。黄遵宪的具体出生日期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出生地为广东嘉应州城东攀桂坊黄屋。以上俱见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138]此处黄遵宪生平简历主要据王韬《扶桑游记》《循环日报》所刊《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学者王宝平《清末驻日外交使节名录》、郑海麟《黄遵宪传》等写成。
[139]《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一》,《循环日报》壬午年十月廿七日;《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二》,壬午年十月廿八日;《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三》,壬午年十一月初三日;《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四》,壬午年十一月初四日。
[140]《华人可到旧金山》,《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一月初二日。
[141]王韬与黄遵宪初次相识于日本横滨驻日领事馆,时在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八日(1879年5月7日),王韬于是日记云:“是日并晤参赞黄公度太守、翻译杨星垣户曹”,“公度名遵宪,嘉应州拔贡生,京兆举人”。此后二人交往颇频。见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97页。
[142]庚辰年三月十五日(1880年4月23日)黄遵宪致王韬函,见何槐昌、丁红整理:《黄遵宪致王韬(紫诠)信九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70-71页。
[143]本文第一部分已有具体说明,此从略。
[144]己卯年十月廿四日(1879年12月7日)黄遵宪致王韬函云:“别有寄洪干甫一信,付新闻一纸,祈阅后再交,并求卓裁。”见吴振清:《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文献》2004年第4期,第265页。
[145]据熊月之转陈刘广京的观点,林乐知的中文名“乐知”、字“荣章”实都由其英文名字“Young John Allen”的汉译谐音转化而成。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4页,注释(1)。关于林乐知字“荣章”的说法,亦可在时人的著述中得到印证,如《万国公报》刊有蔡尔康《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徐少范《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诗等。见《万国公报》第109册,1898年2月。
[146]此处林乐知生平简历据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林乐知著作目录等写成。具体出处恕从略。
[147]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一月十七日。
[148]《跋〈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一月十八日。
[149]《万国公报》从第5册(1889年5月)起,先后刊载过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弢园尺牍〉自序》《英欲中国富强》等19篇文章。具体时间此从略。
[150]从第42册(1892年7月)起,《万国公报》先后刊载过王韬《哥伦布传赞》等18篇文章。
[151]《中东战纪本末》首次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王韬当年三月上旬为该书作序,序成后首刊于《申报》,再刊于《万国公报》第89册(1896年6月)。
[152]邝其照《地球五大洲全图》出版后,上海一家名为“上洋二马路口华彰店”的书商曾借《申报》刊载过一则题为“《地球五大洲全图》寄售”的告白,称“本店有邝容阶先生新到《地球五大洲全图》出售,是图访照泰西各国图志,参考周详。凡水道之往来,路程之远近,各国之广狭,户口之多寡,物产之丰歉,悉载无遗。……现在本号寄售,价甚便宜。特此布达”。见《申报》光绪九年七月初九日。
[153]此处邝其照生平简历主要据邝其照著《航海笔记》《五大洲舆地户口物产表》、1874年《循环日报》“告白”、许应铿、胡福英分别为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所撰序言、王韬《英语汇腋序》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邝其照著作目录等写成。
[154]《循环日报》文首所加按语提示云:“现接金山邮筒内有邝容阶致伦敦日报馆书,论及洋烟之害,其言曰:……”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55]嘉打,疑为英国驻华领事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9-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56]杞辣士端,即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士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曾先后于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四次任内阁首相。
[157]据邝文知,杞辣士端于1870年在英国议院演说中放言,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鸦片不同于其他壮假精神之食物,也不能证明鸦片于身体全无裨益。
[158]据邝文自述,1880年4月,邝其照曾在《伦敦日报》著文,批驳英国驻华领事嘉打有关鸦片于人体有益无损的言论。故《论洋烟为害》一文系邝其照第二次就“洋烟”为害问题著文。见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59]引文均见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60]邝其照在文尾特地添有“敬请照登为荷,寓哈富城弟邝其照来稿”一语。见邝其照:《论洋烟为害》,《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初八日。
[161]《来札附登》,《循环日报》壬午年十二月十五日。
[162]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华印务总局告白》,《香港华字日报》,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五月初十日,转引自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第85页。另,邝其照编纂的《华英字典》可能是目前所知的一部最早由中国人自编的英汉双语字典。
[163]《英语汇腋序》,《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二十八日。
[164]蔡钧所开医堂曾用“勉善”名,且私下也自称“勉善”,故“勉善”应为其号。
[165]关于蔡钧的籍贯,现有各类工具书均载其为“浙江仁和人”,不知所自。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1892年6月2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呈甄别道员履历单》载蔡钧“直隶大兴县监生,原籍江西上犹县”。由此知,以往所记蔡钧籍贯实误。此据马忠文:《国家清史工程》,《清史·传记·蔡钧传》(未刊稿)。另,蔡钧公开出版的著述均署“燕山和甫”。显然,此“燕山”,即指“大兴”。
[166]关于蔡钧生平,一般只从蔡氏任上海道台叙起,此处蔡钧生平主要据蔡钧《出洋琐记》自序、曾国荃为蔡钧《出洋须知》所撰序、蔡钧《出洋须知》自序、王韬为蔡钧《出洋须知》所撰“跋”、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申报》(1884年)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现存蔡钧著述目录等写成。
[167]蔡钧:《出洋琐记》《续录出洋琐记》,《循环日报》甲申年三月廿七日、甲申年四月初五日、甲申年四月初九日、甲申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六日、甲申年四月廿六至廿七日、甲申年五月初四日至初五日。
[168]《循环日报》首刊《出洋琐记》时,篇首所加按语云:“昨有友人从欧洲回,袖出所记出使事宜一帙,嘱为校刊。”至于“友人”何人,文中并未提及。见蔡钧:《出洋琐记》,《循环日报》甲申年三月廿七日。
[169]笔者曾将《循环日报》所刊《出洋琐记》和蔡钧后来出版的《出洋琐记》《出洋须知》逐一作过核对,确证二者为同一作者。
[170]王韬:《出洋须知》跋,蔡钧:《出洋须知》,弢园王氏木活字本,光绪十一年。
[171]蔡钧:《出洋琐记》,弢园铅印本,光绪十年。
[172]王韬:《出洋须知》跋,蔡钧:《出洋须知》,弢园王氏木活字本,光绪十一年。
[173]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清光绪十年弢园书局出版的一册铅印本《出洋琐记》。
[174]关于此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1885年12月21日)《太仆寺少卿延茂奏为请饬总理衙门委员蔡钧交出自著刊印〈出洋琐记〉等书事》及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86年1月20日)《总理衙门奏为尊旨申饬委员蔡钧并销毁擅刻〈出洋琐记〉等书事》有明确记载。此据马忠文:《国家清史工程》,《清史·传记·蔡钧传》(未刊稿)。
[175]此次出版时,另附有《出洋琐记》和《奏疏条陈》各一卷,共计二册。
[176]据刘瑞芬为余思诒《航海琐记》所撰“序”、余思诒《航海琐记》自序、余思诒著《古巴节略》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余思诒所著书目等。
[177]《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178]《循环日报》刊出此文时只提示说:“刍言一首……系本年四月间余思诒水部所著。”具体获得该文的途径不详。见《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179]《刍言》《续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九日、五月廿三日。
[180]《刍言》,《循环日报》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18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该书整理者在断句标点时略有差错,将余思诒的两本著作《罗经差》和《风性说》标点为“《罗经差同》《性说》”,大概由于原稿字体难于辨认,以及标点者不明余思诒著述名称所致。应予改正。
[182]邹弢家乡的确切地址为“金匮县秦伯上乡之月台街,西去后宅镇不及一里”。见邹弢《瘦鹤词人自述》,宣统元年铅印本。
[183]据邹弢所著《瘦鹤词人自述》《三借庐剩稿》、王韬编纂《洋务辑要初编》(稿本)、郑逸梅著《天主教学校的教科书与邹翰飞之死》、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邹弢著作目录等。
[184]邹弢:《恭拟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成皇太后五旬万寿颂谨序》,《循环日报》甲申年十月十七日。
[185]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述此事说:“甫里王紫诠广文韬,又字仲弢。才大学博,倜傥有奇气。……壬午春,归自香海,往访之,一见如旧相识。时先生年五十余,虽两鬓已苍,而谈笑诙谐,犹有豪气。余因以东方朔比之。”见邹弢:《天南遁叟》,《三借庐笔谈》卷十,上海:昌明书局铅印本,民国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