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京派文人集团和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同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个重要文化和文学社团,对本国的文化和文学形态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们都非常重视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的手段来介入文学和社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此外,还通过读诗、读剧本、演戏、举办艺术展览、集中出版作品集、举办文学评奖活动、从事职业文学批评等方式来参与公共领域的生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还是京派文人集团,它们对公共领域的参与都是主动的、积极的,在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引文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2)[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第55页。
(2)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10月号。
(3)参见昆汀·贝尔:《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大事年表”有关部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版本同。
(4)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5)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原载《学人》第9辑,江苏文化出版社,1996年。
(1)见俞晓霞:《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到新月派》,《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2)孙宝瑄:《望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3页。
(3)沈从文:《上海作家》,原载1932年12月15日《小说月刊》第1卷第3期。
(1)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
(2)[美]刘易斯·科赛:《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英]昆汀·贝尔:《隐秘的火焰》,季进译,第41页。
(1)见s.p.罗森鲍姆:《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徐冰译,第22页。
(1)见1935年2月14日《华北日报》。
(1)[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