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证据与审判证据相统一的困境——以《监察法》相关条款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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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证据独立出来,可直接使用。监察证据是监察机关依据监察程序所收集的证据,而刑事审判证据是检察机关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所收集的证据。监察证据和审判证据在证据种类、使用规则、法律依据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监察法》规定监察证据应与刑事审判证据标准相统一,但依不同程序收集的证据如何实现标准一致面临着理论上的诸多困境,包括证据收集和审查标准难以一致、司法权提前介入之嫌疑、监察权性质的反思、《监察法》的独立价值等。这些困境干扰了《监察法》的良好运转,不利于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必要对此予以思考。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system, the monitoring evidence become independent and can be used directly. The evidence of supervision is collected by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nitoring procedure. The evidence of criminal trial is collected by the procurator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minal procedure. Monitoring evidence and trial evidence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type of evidence, rules of using and the legal basis. The Supervision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monitoring evidenc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riminal trial evidential standard. But how can the different evidences collecte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procedures achieve the consistent standard is faced with many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difficulty in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consistent standard, and the suspicion of judicial power intervention in advance. These dilemmas interfere with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which is necessary to be considered.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system, the monitoring evidence become independent and can be used directly. The evidence of supervision is collected by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nitoring procedure. The evidence of criminal trial is collected by the procurator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minal procedure. Monitoring evidence and trial evidence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type of evidence, rules of using and the legal basis. The Supervision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monitoring evidenc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riminal trial evidential standard. But how can the different evidences collecte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procedures achieve the consistent standard is faced with many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difficulty in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consistent standard, and the suspicion of judicial power intervention in advance. These dilemmas interfere with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which is necessary to be considered.
引文
[1]谢登科.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兼论《监察法》第33条的理解与适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05):122-128.
[2]占善刚,刘显鹏.证据法论(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6.
[3]王一超.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程序衔接[J].法治研究,2018(06):33-47.
[4]马方,吴桐.逻辑与司法:监察程序中证据规则的解构与建构[J].河北法学,2018(09):50-66.
[5]潘金贵,王志坚.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相关条文[J].社会科学研究,2018(06):88-97.
(1)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2)“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精神要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1)《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3)《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1)《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2)《监察法》第四十条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3)《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4)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等。
(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中的非法方法包括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以暴力或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采用非法拘谨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2)有学者提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同时承担了党纪检查、行政监察、犯罪调查三种职能。这三种职能包含着原来检察机关承担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职能。允许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监察调查权在刑事侦查权的自然延伸。
(1)吴洪淇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证据裁判原则反思》中提到,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审判环节审查认定的证据作为基础并且法院必须根据证据规则和正当程序进行审查。
(2)陈卫东教授提出,《监察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刑事诉讼法同样应是监察调查之取证程序所遵循的规范。即,各级监察委员在调取证据时理应遵循《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规范。
(3)例如陈卫东教授提出《监察法》可以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调查中的相关措施和程序采取准用性规范来进行规定,其对职务犯罪调查中适用相关措施的具体程序可以准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对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所面临的特殊性问题,而《刑事诉讼法》对该特殊性问题未予以规定时,才可以由监察法自身予以规范和调整。
[2]占善刚,刘显鹏.证据法论(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6.
[3]王一超.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程序衔接[J].法治研究,2018(06):33-47.
[4]马方,吴桐.逻辑与司法:监察程序中证据规则的解构与建构[J].河北法学,2018(09):50-66.
[5]潘金贵,王志坚.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相关条文[J].社会科学研究,2018(06):88-97.
(1)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2)“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精神要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1)《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3)《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1)《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2)《监察法》第四十条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3)《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4)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等。
(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中的非法方法包括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以暴力或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采用非法拘谨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2)有学者提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同时承担了党纪检查、行政监察、犯罪调查三种职能。这三种职能包含着原来检察机关承担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职能。允许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监察调查权在刑事侦查权的自然延伸。
(1)吴洪淇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证据裁判原则反思》中提到,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审判环节审查认定的证据作为基础并且法院必须根据证据规则和正当程序进行审查。
(2)陈卫东教授提出,《监察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刑事诉讼法同样应是监察调查之取证程序所遵循的规范。即,各级监察委员在调取证据时理应遵循《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规范。
(3)例如陈卫东教授提出《监察法》可以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调查中的相关措施和程序采取准用性规范来进行规定,其对职务犯罪调查中适用相关措施的具体程序可以准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对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所面临的特殊性问题,而《刑事诉讼法》对该特殊性问题未予以规定时,才可以由监察法自身予以规范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