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摘要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引文
[1]张泽想,赵娟.“法治运动化”现象评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0,(7).
[2]汤森詹,沃马克布.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54.
[3]赵鼎新.民主的限制[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6.
[4]程群,张莺.广西出现“零判决”和“零上诉”法庭[EB/OL].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1001/17/391377.shtml.
[5]张之库,严怡娜.瞄准“一提高三下降”积极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辽宁法院开展“调解年”活动[N].人民法院报,2012-02-04.
[6]河南法院能动司法树亲民爱民形象[EB/OL].http://www.court.gov.cn/xwzx/fyxw/dffyxw_1/gdfyxw/hn/201212/t20121225_181342.htm.
[7]能动司法谱就激扬乐章——全省各级法院唱响“服务三保”主题[EB/OL].http://jsfzb.xhby.net/html/2009-12/10/content_84162.htm.
[8]郭晶.“科层制”司法与法律人之异化——从刑事司法角度切入探讨[J].云南大学学报,2013,(4).
[9]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7,(6).
[10]艾佳慧.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5).
[11]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12]杨雪冬.压力型体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2,(11).
[13]记“全国人民法庭优秀法官”陈燕萍[EB/OL].http://www.jcrb.com/zhuanti/fzzt/zyrw/cyp/tp/201104/t20110418_531161.html.
[14]钟贤哲.“典型政治”:国家治理的逻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2,(5).
[15]徐昀.“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框架[J].学术研究,2010,(4).
[16]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17]强世功.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9.
1 本文所提司法改革主要针对人民法院而言。
2 邓小平在谈思想战线问题时,就再三强调,“对于当前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45页。
3 苏力教授认为中国司法改革的真正起点是1991年,这一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具有根本性的制度意义。参见苏力《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4 关于“常规社会”的界定,可参见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52页。
1关于治理论和法治论的论述请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载于《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还有赵晓力认为,“中国基层司法的主要运作逻辑既不是法治的逻辑,也不是礼治的逻辑,而是治理的逻辑”。具体参见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叶敏将“运动式治理”定义为:由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或领导干部发动的,以干部为主要的动员和参与对象,针对政府治理中遇到的重大和棘手问题而开展的一种突击性运动。参见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由于这种区别,冯仕政把1978年前的“运动”称为政治运动,把1978年以后的“运动”称为是“运动式治理”。参见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3页
2冯仕政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国家运动的基本特征是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参见冯仕政《当代中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6页。
1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2该课题组成员杨雪冬就指出,现在“压力型体制不仅在经济领域中继续发挥着作用,而且扩散到社会管理等领域”。参见杨雪冬《压力型体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1期。另外,根据欧阳静的研究,“压力型体制”实际上存在于乡镇政权治理的各个领域,因此策略主义成为乡镇政权的基本治理逻辑。参见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页。
2参见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67-71页。
[2]汤森詹,沃马克布.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54.
[3]赵鼎新.民主的限制[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6.
[4]程群,张莺.广西出现“零判决”和“零上诉”法庭[EB/OL].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1001/17/391377.shtml.
[5]张之库,严怡娜.瞄准“一提高三下降”积极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辽宁法院开展“调解年”活动[N].人民法院报,2012-02-04.
[6]河南法院能动司法树亲民爱民形象[EB/OL].http://www.court.gov.cn/xwzx/fyxw/dffyxw_1/gdfyxw/hn/201212/t20121225_181342.htm.
[7]能动司法谱就激扬乐章——全省各级法院唱响“服务三保”主题[EB/OL].http://jsfzb.xhby.net/html/2009-12/10/content_84162.htm.
[8]郭晶.“科层制”司法与法律人之异化——从刑事司法角度切入探讨[J].云南大学学报,2013,(4).
[9]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7,(6).
[10]艾佳慧.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5).
[11]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12]杨雪冬.压力型体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2,(11).
[13]记“全国人民法庭优秀法官”陈燕萍[EB/OL].http://www.jcrb.com/zhuanti/fzzt/zyrw/cyp/tp/201104/t20110418_531161.html.
[14]钟贤哲.“典型政治”:国家治理的逻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2,(5).
[15]徐昀.“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框架[J].学术研究,2010,(4).
[16]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17]强世功.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9.
1 本文所提司法改革主要针对人民法院而言。
2 邓小平在谈思想战线问题时,就再三强调,“对于当前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45页。
3 苏力教授认为中国司法改革的真正起点是1991年,这一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具有根本性的制度意义。参见苏力《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4 关于“常规社会”的界定,可参见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52页。
1关于治理论和法治论的论述请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载于《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还有赵晓力认为,“中国基层司法的主要运作逻辑既不是法治的逻辑,也不是礼治的逻辑,而是治理的逻辑”。具体参见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叶敏将“运动式治理”定义为:由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或领导干部发动的,以干部为主要的动员和参与对象,针对政府治理中遇到的重大和棘手问题而开展的一种突击性运动。参见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由于这种区别,冯仕政把1978年前的“运动”称为政治运动,把1978年以后的“运动”称为是“运动式治理”。参见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3页
2冯仕政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国家运动的基本特征是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参见冯仕政《当代中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6页。
1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2该课题组成员杨雪冬就指出,现在“压力型体制不仅在经济领域中继续发挥着作用,而且扩散到社会管理等领域”。参见杨雪冬《压力型体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1期。另外,根据欧阳静的研究,“压力型体制”实际上存在于乡镇政权治理的各个领域,因此策略主义成为乡镇政权的基本治理逻辑。参见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页。
2参见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6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