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的纠葛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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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动的价值在近代被重新发现,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劳工神圣"口号引发了"五四"时期知识界对劳动问题的关注。早期"劳工"概念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泛劳动、心力平等等观念影响较大,但逐渐偏向体力劳动者。早期中共党人借此沿着劳动的道德价值的思路来批判雇佣剥削、激发同情启发阶级意识。研究系更从经济与社会角度进一步辨析"劳动阶级"概念,阐发现实政治问题,反而推动了"劳动阶级"概念的泛化与流行。"劳动阶级"作为一个日译汉字词,其经济学、社会学的内涵不断被发掘,最终成为一个政治话语被广泛传播。
The value of labor was rediscovered in modern times,and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long with socialist thoughts. The slogan "Labor Sacred"triggered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llectuals on labor issues during the"May Fourth"period. The early conception of labor was tremendously influenced by the Anarchist pan-labor ideology,but the focus was increasingly tilted towards manual labor. By this moral value of labor,the early communist aroused class consciousness. Meanwhile,the "Research Group"further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Laodong Jieji"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o solve the real political issues,which promoted the gener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is concept in turn.
The value of labor was rediscovered in modern times,and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long with socialist thoughts. The slogan "Labor Sacred"triggered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llectuals on labor issues during the"May Fourth"period. The early conception of labor was tremendously influenced by the Anarchist pan-labor ideology,but the focus was increasingly tilted towards manual labor. By this moral value of labor,the early communist aroused class consciousness. Meanwhile,the "Research Group"further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Laodong Jieji"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o solve the real political issues,which promoted the gener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is concept in turn.
引文
(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2)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初兴,与“劳动家”“劳工”等名词常混用,选词取决于思想资源与翻译的文本来源。本文不拟做词汇史或翻译史的梳理,而重在考察“劳动阶级”概念背后的社会观念演变。
(3)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涉及“劳动”与“劳动阶级”的。刘宪阁对近代“劳动”观念形成的研究,涉及劳动之痛苦到神圣的道德转化,传统劳心劳力的身份区隔,经济学上的生利与分利,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与分工等等方面,为后来研究深入展开了基础,参见刘宪阁:《现代中国的“劳动”话语》,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年;《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以1890-1924年为中心》,《现代传播》2017年第3期。也有学者专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劳动概念影响,见刘森林:《从劳动概念看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渗透》,《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闻翔则从社会学学术史的角度详细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见闻翔:《劳工神圣》,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也有研究重新检视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讨论中的劳动与劳动阶级。张文涛对“劳工神圣”口号所引起的知识界普遍反应做了梳理。徐伟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了陈独秀对“劳动”和“劳动阶级”的认识及其思想内涵,认为陈独秀的“劳动阶级”概念具有优越的道德神圣性。周思源考察了早期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涉及劳工神圣的先导因素。参见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第73-107页。徐伟:《从陈独秀的“阶级”概念看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及思想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51页;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
(1)日本渠道是西方概念传入的重要一环,“劳动阶级”相关语汇是日制词的典型代表,李博(Wolfgang Lippert)认为:“劳动者”20世纪初在中文中专指靠工资生活的产业工人,而马克思主义术语“Arbeiteklasse”译为“劳动阶级/劳工阶级”,但“五四”时期广泛使用的这两个词,都被当作广义劳动的人。同时,传统汉语词“工人”发展出现代产业工人之义,逐渐与“劳动阶级”概念分化。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7、195页。
(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6月。
(3)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日-23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4)现有研究普遍肯定蔡元培提出此说,系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工对中国“战胜国”身份的贡献,也有学者认为此说受“十月革命”影响,有的强调传统民本思想影响等。代表性研究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84页;徐中振:《“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冯志阳:《从“民贵说”到“劳工神圣”:从蔡元培民本思想谈起》,《史林》2009年第6期等。
(1)《蔡校长十六日之演说: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260期,第4版。
(2)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甚至有人称蔡元培为无政府主义者。
(3)蔡氏热衷于类比传统思想中的无政府因素:“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蔡元培:《克卡朴氏社会主义史序》,《民国日报·觉悟》第8卷第26期,1920年8月26日,第3版。
(4)德里克不仅指出了其重要影响,而且将劳动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分析的差别所在,参见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80页。
(5)《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转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39-141页。
(6)周长宪:《劳工之意义及价值》,《国民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6月。
(7)渊泉:《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晨报》第138号,1919年5月1日,第7版。
(8)应治:《劳动的意义与三育的关系》,《申报》第17165号,1920年12月1日,第16版。
(9)玄庐:《“劳工神圣”底意义》,《民国日报·觉悟》第10卷第26期,1920年10月26日,第4张。
(10)周长宪:《劳工之意义及价值》,《国民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6月。
(11)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期,1919年6月15日,第2版。
(1)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北京大学日刊》第265期,1918年12月6日,第4-5版。
(2)《北京学界之五一纪念》,《申报》第17874号,1922年5月9日,第6版。
(3)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4)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第3版。
(5)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海内外思想史界最重要的话题,概念史的考察也有尝试,如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张文涛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也提到“智识阶级”概念形成(第244-245页)。只是既有研究多以知识分子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为问题意识,少有从近代社会结构角度观察。“智识阶级”概念的形成,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前史,而是知识人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调整,因而“智识阶级”是在与“劳动阶级”相对应的二分法下建立起来的,应从社会结构观念上来认识新概念的形成。
(1)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画》,《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
(2)张东荪:《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第1版。高波认为张东荪对此认识有矛盾:一方面说明二者对立、隔阂现象,“知识阶级有接近有产阶级之嫌疑”,另一方面又期待双方的融合,承认教员知识阶级与工人一样要参加罢工,见高波:《共和与社会主义:张东荪的早期思想与活动(1886-1927)》,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223页。
(3)周谷城:《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79页。
(4)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8日,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00-201页。
(5)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6)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又转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6号。
(7)独秀:《比较少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8)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9)《小学国语教科书》(约1924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84-786页。
(10)《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优罢工胜利的传单》(1923年9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1)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2)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又转载于《民国日报·觉悟》第9卷第7号,1920年,第2版。
(3)独秀:《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4)独秀:《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5)雪莱:《给英格兰人的歌》,《雪莱诗选》,江枫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2页。
(1)Stanislaw Ossowski,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Routledge&Kegan Paul,1963,pp.25-27.
(2)相对于旧制度下的等级制(estates of the realm),18-19世纪西欧社会结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开始相信人的社会地位应是不断流动的,而非生来继承的。在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推动下,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新兴的、流动的、表示经济功能的“阶级”(class)概念来取代浸满旧观念的各种等级概念如“estate”“rank”“degree”“order”等。参见Raymond Williams,Keyword: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61-62.
(3)Frank E.Manuel,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pp.249-250.
(4)19世纪末,当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日本占据社会主义思想主流时期,圣西门(サンシモン)的学说就与傅立叶、路易博朗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一起被介绍,如田島錦治:《日本現時之社会問題》,東華堂1897年版,第82頁;高橋五郎:《社会主義活弁》,大日本図書1903年版等。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依然将之视为重要思想家,例如《社会主義研究》(3),社会主義発行所1906年版;堺利彦(枯川)、森近運平:《社会主義綱要》,鶏声堂1907年版,第169頁等。至恩格斯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被翻译,流传以后,圣西门成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代表。
(5)李大钊:《桑西门的历史观》,《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8月15日。
(6)张东荪:《改造要全体谐和》,《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1920年3月1日。
(7)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8)梁启超:《新民说》(1902),《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86页。
(1)纵圆:《对待吾国“不劳而食”的阶级的办法》,《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2)周佛海:《中国的阶级斗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3)陈独秀选辑论战文章编成《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1年版)。张朋园、赵利栋、邓丽兰都注意到梁启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划分,作为20年代阶级话语的论争的一部分。张文涛从词汇史的角度考察19世纪末梁启超使用的“阶级”新旧语义交替,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氏的阶级言论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影响。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82-187页;赵利栋:《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论坛》2011年卷;邓丽兰:《阶级话语的形成、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第73-107页。
(4)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2)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
(3)一湖:《防止中国社会破灭策》,《太平洋》1919年第2卷第1期。
(4)陈承泽:《知识阶级应有的觉悟》,《学艺》第2卷第4号,1920年7月30日。
(5)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
(6)一得:《有枪阶级之成绩》,《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14期。
(7)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第12月期,第10版。
(8)哈雷:《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共进》1924年4月25日,第60期。
(1)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第4版。
(2)张文涛讨论过戴季陶与朱执信的讨论,参见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第87页。
(3)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星期评论》第37期,1920年2月15日,第1-2版。
(4)季陶:《诗:懒惰?》,《星期评论》1920年2月15日,第4版。
(5)梁启超对国民革命、中共言论的态度,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82-187页。
(1)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兴华》1925年,第22卷第17期。
(2)超麟:《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4卷第79期,1925年5月9日。
(3)英文的“Working Class”相关词汇史形成,可参加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pp.176-178,337,335,63-64.
(4)闻翔注意到“五四”时期从“劳工神圣”到“劳工问题”是社会学兴起的转型时代表征,参见闻翔:《劳工神圣》,第19-25页。从大历史的脉络来看,社会科学的兴起,恰成为“劳工”话语政治化的知识依据或科学价值。这也是“劳动阶级”概念有着社会学出身,却始终活跃于政治领域的最大特点。
(5)Stanislaw Ossowski,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pp.69-88.
(6)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7)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8)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又转载于《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第9卷第7号,第2版。
(9)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67页。
(1)王奇生:《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
(2)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初兴,与“劳动家”“劳工”等名词常混用,选词取决于思想资源与翻译的文本来源。本文不拟做词汇史或翻译史的梳理,而重在考察“劳动阶级”概念背后的社会观念演变。
(3)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涉及“劳动”与“劳动阶级”的。刘宪阁对近代“劳动”观念形成的研究,涉及劳动之痛苦到神圣的道德转化,传统劳心劳力的身份区隔,经济学上的生利与分利,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与分工等等方面,为后来研究深入展开了基础,参见刘宪阁:《现代中国的“劳动”话语》,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年;《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以1890-1924年为中心》,《现代传播》2017年第3期。也有学者专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劳动概念影响,见刘森林:《从劳动概念看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渗透》,《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闻翔则从社会学学术史的角度详细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见闻翔:《劳工神圣》,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也有研究重新检视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讨论中的劳动与劳动阶级。张文涛对“劳工神圣”口号所引起的知识界普遍反应做了梳理。徐伟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了陈独秀对“劳动”和“劳动阶级”的认识及其思想内涵,认为陈独秀的“劳动阶级”概念具有优越的道德神圣性。周思源考察了早期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涉及劳工神圣的先导因素。参见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第73-107页。徐伟:《从陈独秀的“阶级”概念看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及思想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51页;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
(1)日本渠道是西方概念传入的重要一环,“劳动阶级”相关语汇是日制词的典型代表,李博(Wolfgang Lippert)认为:“劳动者”20世纪初在中文中专指靠工资生活的产业工人,而马克思主义术语“Arbeiteklasse”译为“劳动阶级/劳工阶级”,但“五四”时期广泛使用的这两个词,都被当作广义劳动的人。同时,传统汉语词“工人”发展出现代产业工人之义,逐渐与“劳动阶级”概念分化。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7、195页。
(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6月。
(3)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日-23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4)现有研究普遍肯定蔡元培提出此说,系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工对中国“战胜国”身份的贡献,也有学者认为此说受“十月革命”影响,有的强调传统民本思想影响等。代表性研究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84页;徐中振:《“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冯志阳:《从“民贵说”到“劳工神圣”:从蔡元培民本思想谈起》,《史林》2009年第6期等。
(1)《蔡校长十六日之演说: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260期,第4版。
(2)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甚至有人称蔡元培为无政府主义者。
(3)蔡氏热衷于类比传统思想中的无政府因素:“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蔡元培:《克卡朴氏社会主义史序》,《民国日报·觉悟》第8卷第26期,1920年8月26日,第3版。
(4)德里克不仅指出了其重要影响,而且将劳动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分析的差别所在,参见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80页。
(5)《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转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39-141页。
(6)周长宪:《劳工之意义及价值》,《国民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6月。
(7)渊泉:《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晨报》第138号,1919年5月1日,第7版。
(8)应治:《劳动的意义与三育的关系》,《申报》第17165号,1920年12月1日,第16版。
(9)玄庐:《“劳工神圣”底意义》,《民国日报·觉悟》第10卷第26期,1920年10月26日,第4张。
(10)周长宪:《劳工之意义及价值》,《国民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6月。
(11)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期,1919年6月15日,第2版。
(1)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北京大学日刊》第265期,1918年12月6日,第4-5版。
(2)《北京学界之五一纪念》,《申报》第17874号,1922年5月9日,第6版。
(3)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4)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第3版。
(5)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海内外思想史界最重要的话题,概念史的考察也有尝试,如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张文涛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也提到“智识阶级”概念形成(第244-245页)。只是既有研究多以知识分子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为问题意识,少有从近代社会结构角度观察。“智识阶级”概念的形成,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前史,而是知识人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调整,因而“智识阶级”是在与“劳动阶级”相对应的二分法下建立起来的,应从社会结构观念上来认识新概念的形成。
(1)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画》,《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
(2)张东荪:《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第1版。高波认为张东荪对此认识有矛盾:一方面说明二者对立、隔阂现象,“知识阶级有接近有产阶级之嫌疑”,另一方面又期待双方的融合,承认教员知识阶级与工人一样要参加罢工,见高波:《共和与社会主义:张东荪的早期思想与活动(1886-1927)》,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223页。
(3)周谷城:《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79页。
(4)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8日,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00-201页。
(5)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6)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又转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6号。
(7)独秀:《比较少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8)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9)《小学国语教科书》(约1924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84-786页。
(10)《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优罢工胜利的传单》(1923年9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1)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2)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又转载于《民国日报·觉悟》第9卷第7号,1920年,第2版。
(3)独秀:《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4)独秀:《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5)雪莱:《给英格兰人的歌》,《雪莱诗选》,江枫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2页。
(1)Stanislaw Ossowski,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Routledge&Kegan Paul,1963,pp.25-27.
(2)相对于旧制度下的等级制(estates of the realm),18-19世纪西欧社会结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开始相信人的社会地位应是不断流动的,而非生来继承的。在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推动下,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新兴的、流动的、表示经济功能的“阶级”(class)概念来取代浸满旧观念的各种等级概念如“estate”“rank”“degree”“order”等。参见Raymond Williams,Keyword: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61-62.
(3)Frank E.Manuel,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pp.249-250.
(4)19世纪末,当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日本占据社会主义思想主流时期,圣西门(サンシモン)的学说就与傅立叶、路易博朗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一起被介绍,如田島錦治:《日本現時之社会問題》,東華堂1897年版,第82頁;高橋五郎:《社会主義活弁》,大日本図書1903年版等。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依然将之视为重要思想家,例如《社会主義研究》(3),社会主義発行所1906年版;堺利彦(枯川)、森近運平:《社会主義綱要》,鶏声堂1907年版,第169頁等。至恩格斯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被翻译,流传以后,圣西门成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代表。
(5)李大钊:《桑西门的历史观》,《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8月15日。
(6)张东荪:《改造要全体谐和》,《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1920年3月1日。
(7)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8)梁启超:《新民说》(1902),《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86页。
(1)纵圆:《对待吾国“不劳而食”的阶级的办法》,《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2)周佛海:《中国的阶级斗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3)陈独秀选辑论战文章编成《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1年版)。张朋园、赵利栋、邓丽兰都注意到梁启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划分,作为20年代阶级话语的论争的一部分。张文涛从词汇史的角度考察19世纪末梁启超使用的“阶级”新旧语义交替,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氏的阶级言论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影响。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82-187页;赵利栋:《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论坛》2011年卷;邓丽兰:《阶级话语的形成、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第73-107页。
(4)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2)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
(3)一湖:《防止中国社会破灭策》,《太平洋》1919年第2卷第1期。
(4)陈承泽:《知识阶级应有的觉悟》,《学艺》第2卷第4号,1920年7月30日。
(5)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
(6)一得:《有枪阶级之成绩》,《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14期。
(7)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第12月期,第10版。
(8)哈雷:《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共进》1924年4月25日,第60期。
(1)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第4版。
(2)张文涛讨论过戴季陶与朱执信的讨论,参见张文涛:《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第87页。
(3)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星期评论》第37期,1920年2月15日,第1-2版。
(4)季陶:《诗:懒惰?》,《星期评论》1920年2月15日,第4版。
(5)梁启超对国民革命、中共言论的态度,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82-187页。
(1)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兴华》1925年,第22卷第17期。
(2)超麟:《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4卷第79期,1925年5月9日。
(3)英文的“Working Class”相关词汇史形成,可参加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pp.176-178,337,335,63-64.
(4)闻翔注意到“五四”时期从“劳工神圣”到“劳工问题”是社会学兴起的转型时代表征,参见闻翔:《劳工神圣》,第19-25页。从大历史的脉络来看,社会科学的兴起,恰成为“劳工”话语政治化的知识依据或科学价值。这也是“劳动阶级”概念有着社会学出身,却始终活跃于政治领域的最大特点。
(5)Stanislaw Ossowski,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pp.69-88.
(6)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7)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8)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又转载于《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第9卷第7号,第2版。
(9)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67页。
(1)王奇生:《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