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德末年特大饥荒与两浙地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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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德末年,以江浙行省为中心,元朝爆发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此次由自然引发的饥荒波及范围从南至北,对两浙和周边地区及大都民众的生存环境均造成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及北运粮食减少,引发物价上涨,米价腾贵,人口锐减,城市萧条。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流民,社会矛盾全面凸显。天灾和政治腐败是导致特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但灾伤如此严重,也与两浙地区的财富分配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直接相关,其中木棉的推广或有负面影响。丁未大饥将元朝统治的诸种弊病全面暴露,其中的诸多因素一直延续到元末。
Around 1307, with Jiangzhe Province as the center, the first nationwide famine broke out in Yuan Dynasty. The disaster area was wide, which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people living in Zhejiang and Dadu City. The grain production was reduced. As a result, the amount of grain transported to Dadu City from the south of the empire also went down.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prices went up, population dropped sharply and cities became depress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became refugee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came promin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were the direct causes of the poor effect of the endeavor of relief, but the main causes were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s of the wealth assignment and industry structure in Zhejiang. Ceiba's widespread planting compounded the problem. This disaster fully exposed the defects of Yuan Dynasty. Many of these defects continued to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so the seeds of Mongolian and Yuan Empire's demise were deeply buried as early as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Around 1307, with Jiangzhe Province as the center, the first nationwide famine broke out in Yuan Dynasty. The disaster area was wide, which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people living in Zhejiang and Dadu City. The grain production was reduced. As a result, the amount of grain transported to Dadu City from the south of the empire also went down.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prices went up, population dropped sharply and cities became depress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became refugee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came promin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were the direct causes of the poor effect of the endeavor of relief, but the main causes were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s of the wealth assignment and industry structure in Zhejiang. Ceiba's widespread planting compounded the problem. This disaster fully exposed the defects of Yuan Dynasty. Many of these defects continued to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so the seeds of Mongolian and Yuan Empire's demise were deeply buried as early as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引文
1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25 页;《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1页。
2 陈高华先生在《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一文中列举了成宗到宁宗时期的三次影响很大的自然灾害,分别是“大德七年山西的大地震”、“丁未大饥”和“泰定、天历北方旱灾”。
3 关于元代灾害史的研究,陈高华先生曾将其分为灾害发生史和灾害对策史两大部分,并分别撰文阐述,总结出元代自然灾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状况,为读者呈现出元时期灾害的发生和官方、民间应灾状况的总体概貌。其他元代灾害史的相关研究请参看苏力:《近年来元代灾害史研究概况》,《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
1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卷22,《武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72、478、479页。
2 当地耆宿戴宝等人认为,此次大水比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和大德七年更大,“各人年及七十,不曾见此大水。”任仁发:《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任监丞言吴松江等处合修河置闸》《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行都水监乞添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18、127页。
3 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70、471页。
4 (同治)《苏州府志》卷18,《田赋七·前代蠲赈》,《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6页。
5 丁复:《桧亭集》卷5,《题程先生西行集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6页。
6 刘壎:《水云村稿》卷14,《呈州转申廉访分司救荒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498页。
7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5、486、487、489、491 、492页。
8 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第334页。
9 宋濂等:《元史》卷175,《敬俨传》,第4094页。
10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5、489、491页。
11 任仁发:《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任监丞言吴松江等处合修河置闸》,第118页。
12 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卷12,《故元赠承务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吴君墓志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
13 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9,《济南王氏先德碑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
14 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不分卷,《旌表义士夏君墓志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83页。
15 慈溪县儒学学田“旱荒佃绝”。(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慈溪县儒学》,《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935页。
16 此碑记载“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按大德无“十二年”,疑为“十一年”之误。宋濂:《朝京稿》卷1,《景祐庙碑》,见《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33页。
1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第84页。
2 (正德)《松江府志》卷6,《江浙行省所委检校官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13—314页。
3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4页。
4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9页。
5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5、499、500、502页。
6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7页。
7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9、503页。
8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502页。
9 程钜夫:《雪楼集》卷25,《书柯自牧自序救荒事迹后》,《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952页。
10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9页。
11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1页。
12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六月戊戌、十月丁酉、闰十一月己丑、闰十一月的记载中明确提到了“大都米贵”,第499、503、506页。
13 宋濂等:《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0页。
1刘壎:《水云村稿》卷14,《呈州转申廉访分司救荒状》,第498页。
2 燕赤不花:《南安路社仓记》。(嘉靖)《南安府志》卷25,《艺文志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74页。
3 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第84页。
4 宁波人倪曾在饥荒之时,“使人贾泉南得米盈巨舰,米商因君而至者六十余艘,时价腾踊,群商且得志,君故损其直,商瞪目恨君。君曰:‘以千人之饥为一己之利可乎?’”由此可见,在荒年,以千人之饥为一己之利的商人很是常见,似倪般损值卖粮的善人并非主流。乌斯道著、徐永明点校:《乌斯道集》卷10 ,《转运使掾倪君太亨行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
5 宋濂等:《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5页。
6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9,《人材·仕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59页。
7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页。
8 宋濂等:《元史》卷177,《张昇传》,第4127页。
9 李存记载:“大德十二年,浙东西大饥,南徐尤甚。”按大德无“十二年”,当为“大德十一年”之误,见李存:《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16,《南徐纪行诗稿序》,第601页。俞希鲁:《段延圭去思碑》,见《至顺镇江志》卷15,《刺守》,第599页。
10 郭畀:《云山日记》至大二年四月初一日、四月初三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1、262 页。
11[韩]李玠奭:《从郭畀的<云山日记>看14世纪初江浙行省的社会状况》,《元史论丛》第9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12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595页。
13 群盗见程相曰:“是固萧溪州判,尝移粟以活我者邪!”可见是因灾致盗。扬志行:《元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程公相墓铭》,见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86,《行实·吏治》,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089页。
14 宋濂:《宋濂全集》补辑3,《先府君蓉峰处士阡表》,第2327页。
15 高德基:《平江记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0,《张尚书救荒后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3页。
2 吴莱:《渊颖吴先生文集》卷9,《潘生传》,《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9页。《潘生传》记载的江南大饥发生于“大德间”,按大德五年至大德七年,江南也曾发生过饥荒,如何确定此事发生于大德末年呢?理由有二:一、灾害严重,规模巨大,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流民。“江南大饥”,说明不是杭州路小范围内的饥荒。“人民道墐者相望”,可见灾情之严重。潘生在这次灾害中沦为流民,他的母亲和两位弟弟均丧生,可能不全是因为饥饿,而是死于疫病。这是丁未大灾中最常见的现象。二、君主有放江淮流徙子女回乡的诏书,且潘生获得了辽东地区颁发的通行证(过所)。此与武宗至大二年的情形较为相符。“至大二年二月□日,钦奉上尊号诏书内一款:诸处流移人民,仰所在官司详加检视。流民所至之处,随给系官房舍,并劝谕土居之家、寺观、庙宇权与安存。其不能自存者,计口赡济。还乡者,量给行粮。据元抛事产、租赁钱物,官为知数,复业日给付。”显然是针对此前的大灾所颁发。现存其他大德年间的诏令,并无令当地官司“量给钱粮”资助流民还乡的条款。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圣政二》“恤流民”,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5—106页。
3 《千里送京娘》讲述了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前,逃难途中偶遇被强盗关押的年轻俊俏女子赵京娘,并出手相救,又千里迢迢护送其回家的故事。赵匡胤在护送途中与京娘兄妹相称,以高强武艺铲除强盗,对京娘尽心服侍却坐怀不乱。马健羚:《“千里送京娘”故事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
4 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慈溪县儒学、定海县儒学,第5935、5937页。
5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7页。
1吾丘衍:《闲居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4页。
2 陈高华:《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 宋濂等:《元史》载大德十一年,“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宋濂等:《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第2475页。
4 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卷22,《武宗纪一》;卷23,《武宗纪二》,第471、479、485、486、488、489、491、492、494、499 、504、506、509页。
5 大德五年,平江等十四路大水,“以粮二十万石随各处时直赈粜”。大德七年,浙西淫雨,造成饥民十四万,“减直粜粮三十五万四千石”。宋濂等:《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卷20,《世祖纪三》;卷21,《成宗纪四》,第340、435、453页。
6 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10,《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廉访使赵忠敏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8页。
7 程钜夫:《雪楼集》卷21,《宜兴守王君墓志铭》,第818页。
8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页。
9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页。
1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页。此次灾害,似乎浙东受灾更为严重。杭州的罹难者如此之众,或有从浙东来的避难者,即流民导致此处死难者数目攀升。
2 揭傒斯:《郑文泰传》,(雍正)《浙江通志》卷189,《人物八·义行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270页。
3 (弘治)《上海志》卷8,《人品志·节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06页。
4 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不分卷,《旌表义士夏君墓志铭》,第783页。
5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25页。前述倪?尝使人“贾泉南得米盈巨舰”,调粮地点也在“泉南”,倪氏的救灾之举或许也发生于这次特大灾害之中。乌斯道著、徐永明点校:《乌斯道集》卷10,《转运使掾倪君太亨行状》,第237页。
6 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卷12,《故元赠承务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吴君墓志铭》,第334页。
7 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18,《宋县令谢公庙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页。
8 《救荒活民类要》一书中有“救荒二十目”,分别是发廪(含赈济、赈贷、赈粜)、劝分、遣官、弛禁、禁遏籴、不抑价、通邻、借官本、鬻爵、度僧道、兴工、祷祀、恤流离、治盗贼、检旱、减租、贷种、捕蝗、恤灾、掩遗骸。见张光大:《救荒活民类要》,明刻本,第94页。张光大《救荒活民类要》不分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6页。
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7,《元故通议大夫徽州路总管兼劝农事朱公神道碑》,第272页。
2 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第2367、2368页。
3 “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是指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印度]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9页。
4 陈高华:《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5 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卷5,《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行都水监乞添力》,第89、127页。
6 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收入氏著《元史浅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96页。
7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222页。
1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2,《论积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8—399页。
2 宋濂等:《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22页;卷16,《世祖纪十三》,第347页;卷173,《叶李传》,第4050页。
3 这其中除了江南税粮,还有一部分应来自江南各地的和买。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第2359页。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58,《工部一·关防起纳匹帛》,第1959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93页。
4 陈贤春:《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5 桂栖鹏、楼毅生:《浙江通史·元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6 陈贤春:《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7 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第2354页。
8 元朝的官员劝农,至迟到元成宗时已变成了扰民。郑介夫《太平策》载:如每岁出郊劝农,各官借此为游宴之地,带行不下数十百人,里正社长科敛供给,有典衣举债以应命者。一番扰民,诚为不小,所谓以无益害有益,岂非虚文务农乎!”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郑介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1参拙文《元代浙西士人及相关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04—125页。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7—48页。
2 李治安:《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
3 松江掾袁介曾记载一个佃种官田的老农,在延祐七年(1320年)受灾后,其田地均被批为熟田。老农为偿还官粮,被迫卖儿鬻女,最后沦为乞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检田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页。
4 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四部丛刊续编》本,第4—5页。
5 宋濂等:《元史》卷175,《张珪传》,第4081页。
6 (正德)《松江府志》卷6,《江浙行省所委检校官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第313页。
7 宋濂等:《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第2476—2478页。
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鬻爵》,第93页。
2 陈高华先生在《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一文中列举了成宗到宁宗时期的三次影响很大的自然灾害,分别是“大德七年山西的大地震”、“丁未大饥”和“泰定、天历北方旱灾”。
3 关于元代灾害史的研究,陈高华先生曾将其分为灾害发生史和灾害对策史两大部分,并分别撰文阐述,总结出元代自然灾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状况,为读者呈现出元时期灾害的发生和官方、民间应灾状况的总体概貌。其他元代灾害史的相关研究请参看苏力:《近年来元代灾害史研究概况》,《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
1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卷22,《武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72、478、479页。
2 当地耆宿戴宝等人认为,此次大水比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和大德七年更大,“各人年及七十,不曾见此大水。”任仁发:《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任监丞言吴松江等处合修河置闸》《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行都水监乞添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18、127页。
3 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70、471页。
4 (同治)《苏州府志》卷18,《田赋七·前代蠲赈》,《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6页。
5 丁复:《桧亭集》卷5,《题程先生西行集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6页。
6 刘壎:《水云村稿》卷14,《呈州转申廉访分司救荒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498页。
7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5、486、487、489、491 、492页。
8 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第334页。
9 宋濂等:《元史》卷175,《敬俨传》,第4094页。
10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5、489、491页。
11 任仁发:《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任监丞言吴松江等处合修河置闸》,第118页。
12 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卷12,《故元赠承务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吴君墓志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
13 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9,《济南王氏先德碑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
14 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不分卷,《旌表义士夏君墓志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83页。
15 慈溪县儒学学田“旱荒佃绝”。(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慈溪县儒学》,《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935页。
16 此碑记载“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按大德无“十二年”,疑为“十一年”之误。宋濂:《朝京稿》卷1,《景祐庙碑》,见《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33页。
1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第84页。
2 (正德)《松江府志》卷6,《江浙行省所委检校官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13—314页。
3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4页。
4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9页。
5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5、499、500、502页。
6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7页。
7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9、503页。
8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502页。
9 程钜夫:《雪楼集》卷25,《书柯自牧自序救荒事迹后》,《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952页。
10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9页。
11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1页。
12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六月戊戌、十月丁酉、闰十一月己丑、闰十一月的记载中明确提到了“大都米贵”,第499、503、506页。
13 宋濂等:《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0页。
1刘壎:《水云村稿》卷14,《呈州转申廉访分司救荒状》,第498页。
2 燕赤不花:《南安路社仓记》。(嘉靖)《南安府志》卷25,《艺文志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74页。
3 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第84页。
4 宁波人倪曾在饥荒之时,“使人贾泉南得米盈巨舰,米商因君而至者六十余艘,时价腾踊,群商且得志,君故损其直,商瞪目恨君。君曰:‘以千人之饥为一己之利可乎?’”由此可见,在荒年,以千人之饥为一己之利的商人很是常见,似倪般损值卖粮的善人并非主流。乌斯道著、徐永明点校:《乌斯道集》卷10 ,《转运使掾倪君太亨行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
5 宋濂等:《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5页。
6 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19,《人材·仕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59页。
7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页。
8 宋濂等:《元史》卷177,《张昇传》,第4127页。
9 李存记载:“大德十二年,浙东西大饥,南徐尤甚。”按大德无“十二年”,当为“大德十一年”之误,见李存:《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16,《南徐纪行诗稿序》,第601页。俞希鲁:《段延圭去思碑》,见《至顺镇江志》卷15,《刺守》,第599页。
10 郭畀:《云山日记》至大二年四月初一日、四月初三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1、262 页。
11[韩]李玠奭:《从郭畀的<云山日记>看14世纪初江浙行省的社会状况》,《元史论丛》第9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12 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595页。
13 群盗见程相曰:“是固萧溪州判,尝移粟以活我者邪!”可见是因灾致盗。扬志行:《元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程公相墓铭》,见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86,《行实·吏治》,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089页。
14 宋濂:《宋濂全集》补辑3,《先府君蓉峰处士阡表》,第2327页。
15 高德基:《平江记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0,《张尚书救荒后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3页。
2 吴莱:《渊颖吴先生文集》卷9,《潘生传》,《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9页。《潘生传》记载的江南大饥发生于“大德间”,按大德五年至大德七年,江南也曾发生过饥荒,如何确定此事发生于大德末年呢?理由有二:一、灾害严重,规模巨大,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流民。“江南大饥”,说明不是杭州路小范围内的饥荒。“人民道墐者相望”,可见灾情之严重。潘生在这次灾害中沦为流民,他的母亲和两位弟弟均丧生,可能不全是因为饥饿,而是死于疫病。这是丁未大灾中最常见的现象。二、君主有放江淮流徙子女回乡的诏书,且潘生获得了辽东地区颁发的通行证(过所)。此与武宗至大二年的情形较为相符。“至大二年二月□日,钦奉上尊号诏书内一款:诸处流移人民,仰所在官司详加检视。流民所至之处,随给系官房舍,并劝谕土居之家、寺观、庙宇权与安存。其不能自存者,计口赡济。还乡者,量给行粮。据元抛事产、租赁钱物,官为知数,复业日给付。”显然是针对此前的大灾所颁发。现存其他大德年间的诏令,并无令当地官司“量给钱粮”资助流民还乡的条款。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圣政二》“恤流民”,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5—106页。
3 《千里送京娘》讲述了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前,逃难途中偶遇被强盗关押的年轻俊俏女子赵京娘,并出手相救,又千里迢迢护送其回家的故事。赵匡胤在护送途中与京娘兄妹相称,以高强武艺铲除强盗,对京娘尽心服侍却坐怀不乱。马健羚:《“千里送京娘”故事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
4 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慈溪县儒学、定海县儒学,第5935、5937页。
5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7页。
1吾丘衍:《闲居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4页。
2 陈高华:《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 宋濂等:《元史》载大德十一年,“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宋濂等:《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第2475页。
4 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卷22,《武宗纪一》;卷23,《武宗纪二》,第471、479、485、486、488、489、491、492、494、499 、504、506、509页。
5 大德五年,平江等十四路大水,“以粮二十万石随各处时直赈粜”。大德七年,浙西淫雨,造成饥民十四万,“减直粜粮三十五万四千石”。宋濂等:《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卷20,《世祖纪三》;卷21,《成宗纪四》,第340、435、453页。
6 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10,《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廉访使赵忠敏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8页。
7 程钜夫:《雪楼集》卷21,《宜兴守王君墓志铭》,第818页。
8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页。
9 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页。
1胡长孺:《何长者传》,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页。此次灾害,似乎浙东受灾更为严重。杭州的罹难者如此之众,或有从浙东来的避难者,即流民导致此处死难者数目攀升。
2 揭傒斯:《郑文泰传》,(雍正)《浙江通志》卷189,《人物八·义行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270页。
3 (弘治)《上海志》卷8,《人品志·节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06页。
4 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不分卷,《旌表义士夏君墓志铭》,第783页。
5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25页。前述倪?尝使人“贾泉南得米盈巨舰”,调粮地点也在“泉南”,倪氏的救灾之举或许也发生于这次特大灾害之中。乌斯道著、徐永明点校:《乌斯道集》卷10,《转运使掾倪君太亨行状》,第237页。
6 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卷12,《故元赠承务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吴君墓志铭》,第334页。
7 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18,《宋县令谢公庙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页。
8 《救荒活民类要》一书中有“救荒二十目”,分别是发廪(含赈济、赈贷、赈粜)、劝分、遣官、弛禁、禁遏籴、不抑价、通邻、借官本、鬻爵、度僧道、兴工、祷祀、恤流离、治盗贼、检旱、减租、贷种、捕蝗、恤灾、掩遗骸。见张光大:《救荒活民类要》,明刻本,第94页。张光大《救荒活民类要》不分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6页。
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7,《元故通议大夫徽州路总管兼劝农事朱公神道碑》,第272页。
2 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第2367、2368页。
3 “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是指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印度]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9页。
4 陈高华:《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5 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卷5,《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行都水监乞添力》,第89、127页。
6 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收入氏著《元史浅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96页。
7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222页。
1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2,《论积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8—399页。
2 宋濂等:《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22页;卷16,《世祖纪十三》,第347页;卷173,《叶李传》,第4050页。
3 这其中除了江南税粮,还有一部分应来自江南各地的和买。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第2359页。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58,《工部一·关防起纳匹帛》,第1959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93页。
4 陈贤春:《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5 桂栖鹏、楼毅生:《浙江通史·元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6 陈贤春:《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7 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第2354页。
8 元朝的官员劝农,至迟到元成宗时已变成了扰民。郑介夫《太平策》载:如每岁出郊劝农,各官借此为游宴之地,带行不下数十百人,里正社长科敛供给,有典衣举债以应命者。一番扰民,诚为不小,所谓以无益害有益,岂非虚文务农乎!”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郑介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1参拙文《元代浙西士人及相关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04—125页。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7—48页。
2 李治安:《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
3 松江掾袁介曾记载一个佃种官田的老农,在延祐七年(1320年)受灾后,其田地均被批为熟田。老农为偿还官粮,被迫卖儿鬻女,最后沦为乞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检田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页。
4 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四部丛刊续编》本,第4—5页。
5 宋濂等:《元史》卷175,《张珪传》,第4081页。
6 (正德)《松江府志》卷6,《江浙行省所委检校官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第313页。
7 宋濂等:《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第2476—2478页。
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鬻爵》,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