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府县之间的李白
摘要
李白的人生走向与文学创作,均受其地方经历的深刻影响。李白对于个体功名的追求,需要借助地方府县的推荐之力,对于王朝命运的体察判断,离不开地方府县提供消息。因为地方行政体系持续救援,尽管迭遭离乱,李白的基本生计得到保障,精神上也能实现安顿。长期在地方上游走,为李白的诗歌创作打开一片新天地,推动了其诗歌境界的升华。唐代地方官员,从多角度建构李白的正面历史形象,为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李白的地方经历表明,一个成熟的地方行政体系,以及有基本文化辨识度的地方官员群体,能够对保护文学与文化起到正面作用,对于文人而言,是否善于与地方官员相处,直接关系到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器局。
引文
(1)李白暮年有诗题为《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按本文录李白诗文,均据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不再重新出注。又,李白诗文中有题目较长者,为便阅读,试加标点。
(2)余恕诚《“诗家三李”论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页。
(3)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271页。
(4)可以作为地方官员负责具体察访隐士并劝导其出山入仕工作的另一条证据,是李白的《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中云:“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说明当地官员曾礼请韩准等人出山任职,然而后者因为“轻衣簪”亦即轻仕宦功名而选择婉拒不出。
(5)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虽然将李白的入朝归功于道士吴筠的推荐,但又说:“同时得到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等人的支持。”(《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卷,第313页)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对于李白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仅靠哪一个人的力荐,是很难打动唐玄宗,促使其下旨征召的。
(6)《与韩荆州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昔王子师为豫章,未下车而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荀爽、孔融均为汉末影响力很大的名士,侍中、尚书亦显是中央职官,他们的升迁都是得益于在地方任职的王允、山涛的发现人才。李白以此为例,显然是希望自己通过韩朝宗的“甄拔”而进入中央。
(7)参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7、43、48、52、54页。
(8)据《李白年谱》,李白一入长安以后,接触过的地方官员有:邠州长史李粲、坊州王司马、方城令王某、汉中太守某、荆州长史韩朝宗、襄阳县尉李皓、太原尹元某、阳曲县丞王某、阳曲县尉贾某、石艾县尉尹某、安宜令徐某、东阳县量移官韦参军、瑕丘县尉王某、金乡县令范某等,除此之外,在这些地方的各种应酬场合中,他还结识了大量其他人士。
(9)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云“臣闻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即此意。
(10)王琦校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332页。
(11)以上诗句,分别出自《送别得书字》《赠常侍御》。
(12)李白诗云:“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
(13)如“横江馆前津吏迎”“征乐昌乐馆”“宾馆罗轩盖”“伏枕寄宾馆”“华馆陪休息”等句,李白又有《题宛溪馆》诗。据李德辉研究,唐宋时期的各种馆驿,由官方统一建设与维护,对入住者有严格规定。李白并非公职人员,而能长期逗留于各处宾馆之中,显然是由地方官员出面安排(参见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相关论述)。
(14)诗中云:“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据《唐诗纪事》卷一一“宋之问”条所载之“龙门夺袍”掌故,对诗才富赡之人予以锦袍之赠,是当时风尚。这位汉东太守的举动,显然效此。
(15)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中形容北都太原战略地位云“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巨镇,非贤莫居”,可证。
(16)李白有诗题为《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
(17)安旗《幽州之行发覆》一文对此段行程及有关诗歌的深意做了深入探究(参见安旗《李白诗秘要》,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372页)。
(18)20世纪80年代李从军等人提出李白三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李白确曾有过西行救国之举。如余恕诚即曾指出:“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请救国难。终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径而隐于庐山。”(《“诗家三李”论集》,第53页)笔者认为,李白在叛乱已起之时的各种努力固是实情,但是结合李白的个性与诗文,他完全有可能在既见乱机之初,即入朝进谏,安旗《三入长安始末》《长乐坡前逢杜甫》等文,对此有详细考察(参见安旗《李白诗秘要》,第370—405页)。
(19)崔宣城指崔钦,参见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80页。
(20)以上诗句,分见《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早春寄王汉阳》。
(21)林庚《诗人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2)“屠”字多含杀戮、毁坏等贬义。如司马贞索隐《史记·高祖本纪》“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之语云:“按:范晔云:‘克城多所诛杀,故云屠也。’”(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350页)
(23)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544页。
(24)《古风》五十九首向无明确系年,林庚认为属于“中年以来”(《诗人李白》,第20页)的作品,可从。因为诗中所触及的社会内容极其深广,对问题的辨识也极其尖锐深刻,若无相当的政治阅历与实际体验,很难写出。
(25)刘昫《旧唐书》卷一一七《严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册,第3396页。
(26)《旧唐书》卷一一七《郭英乂传》,第10册,第3397页。
(27)《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適传》,第10册,第3331页。
(28)余恕诚《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29)余恕诚《李白与唐代的叙情长篇》(《“诗家三李”论集》,第63—75页)一文对“叙情长篇”有过详细讨论。
(30)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31)李白曾五次来到皖南,他在皖南一共创作了一百五十余首诗歌,具体到每首诗歌,究属哪一次,并不易确考(参见《“诗家三李”论集》,第29—30页)。
(32)譬如李林甫掌权二十年,恰使唐王朝国力达到鼎盛,东北部族也不敢轻举妄动,李林甫的韬略才干,也确有远超张九龄等人之处,过去的研究,只要一说到李林甫,就视若寇仇,一味强调其罪过,包括对文坛上的所谓负面影响,是有失公允的。
(33)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3页。
(34)以上诗句,分别见《独坐敬亭山》《清溪行》《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赠汪伦》《山中答俗人》。
(35)如果把李白开元十八年首次进入长安作为他被社会所瞩目的起点,那么到他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去世,刚过三十年。
(36)殷璠《河岳英灵集》“李白”条,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37)关于苏轼的这段评论及意义,参见詹福瑞《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3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对此有深入论析,参见《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80页。
(39)参见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邓小军《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文。
(40)李白所结交的地方官员,涵盖了当时除岭南地区以外的几乎所有大的行政区域,这在盛唐诗人中十分罕见。
(2)余恕诚《“诗家三李”论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页。
(3)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271页。
(4)可以作为地方官员负责具体察访隐士并劝导其出山入仕工作的另一条证据,是李白的《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中云:“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说明当地官员曾礼请韩准等人出山任职,然而后者因为“轻衣簪”亦即轻仕宦功名而选择婉拒不出。
(5)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虽然将李白的入朝归功于道士吴筠的推荐,但又说:“同时得到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等人的支持。”(《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卷,第313页)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对于李白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仅靠哪一个人的力荐,是很难打动唐玄宗,促使其下旨征召的。
(6)《与韩荆州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昔王子师为豫章,未下车而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荀爽、孔融均为汉末影响力很大的名士,侍中、尚书亦显是中央职官,他们的升迁都是得益于在地方任职的王允、山涛的发现人才。李白以此为例,显然是希望自己通过韩朝宗的“甄拔”而进入中央。
(7)参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7、43、48、52、54页。
(8)据《李白年谱》,李白一入长安以后,接触过的地方官员有:邠州长史李粲、坊州王司马、方城令王某、汉中太守某、荆州长史韩朝宗、襄阳县尉李皓、太原尹元某、阳曲县丞王某、阳曲县尉贾某、石艾县尉尹某、安宜令徐某、东阳县量移官韦参军、瑕丘县尉王某、金乡县令范某等,除此之外,在这些地方的各种应酬场合中,他还结识了大量其他人士。
(9)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云“臣闻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即此意。
(10)王琦校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332页。
(11)以上诗句,分别出自《送别得书字》《赠常侍御》。
(12)李白诗云:“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
(13)如“横江馆前津吏迎”“征乐昌乐馆”“宾馆罗轩盖”“伏枕寄宾馆”“华馆陪休息”等句,李白又有《题宛溪馆》诗。据李德辉研究,唐宋时期的各种馆驿,由官方统一建设与维护,对入住者有严格规定。李白并非公职人员,而能长期逗留于各处宾馆之中,显然是由地方官员出面安排(参见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相关论述)。
(14)诗中云:“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据《唐诗纪事》卷一一“宋之问”条所载之“龙门夺袍”掌故,对诗才富赡之人予以锦袍之赠,是当时风尚。这位汉东太守的举动,显然效此。
(15)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中形容北都太原战略地位云“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巨镇,非贤莫居”,可证。
(16)李白有诗题为《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
(17)安旗《幽州之行发覆》一文对此段行程及有关诗歌的深意做了深入探究(参见安旗《李白诗秘要》,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372页)。
(18)20世纪80年代李从军等人提出李白三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李白确曾有过西行救国之举。如余恕诚即曾指出:“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请救国难。终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径而隐于庐山。”(《“诗家三李”论集》,第53页)笔者认为,李白在叛乱已起之时的各种努力固是实情,但是结合李白的个性与诗文,他完全有可能在既见乱机之初,即入朝进谏,安旗《三入长安始末》《长乐坡前逢杜甫》等文,对此有详细考察(参见安旗《李白诗秘要》,第370—405页)。
(19)崔宣城指崔钦,参见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80页。
(20)以上诗句,分见《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早春寄王汉阳》。
(21)林庚《诗人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2)“屠”字多含杀戮、毁坏等贬义。如司马贞索隐《史记·高祖本纪》“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之语云:“按:范晔云:‘克城多所诛杀,故云屠也。’”(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350页)
(23)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544页。
(24)《古风》五十九首向无明确系年,林庚认为属于“中年以来”(《诗人李白》,第20页)的作品,可从。因为诗中所触及的社会内容极其深广,对问题的辨识也极其尖锐深刻,若无相当的政治阅历与实际体验,很难写出。
(25)刘昫《旧唐书》卷一一七《严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册,第3396页。
(26)《旧唐书》卷一一七《郭英乂传》,第10册,第3397页。
(27)《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適传》,第10册,第3331页。
(28)余恕诚《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29)余恕诚《李白与唐代的叙情长篇》(《“诗家三李”论集》,第63—75页)一文对“叙情长篇”有过详细讨论。
(30)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31)李白曾五次来到皖南,他在皖南一共创作了一百五十余首诗歌,具体到每首诗歌,究属哪一次,并不易确考(参见《“诗家三李”论集》,第29—30页)。
(32)譬如李林甫掌权二十年,恰使唐王朝国力达到鼎盛,东北部族也不敢轻举妄动,李林甫的韬略才干,也确有远超张九龄等人之处,过去的研究,只要一说到李林甫,就视若寇仇,一味强调其罪过,包括对文坛上的所谓负面影响,是有失公允的。
(33)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3页。
(34)以上诗句,分别见《独坐敬亭山》《清溪行》《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赠汪伦》《山中答俗人》。
(35)如果把李白开元十八年首次进入长安作为他被社会所瞩目的起点,那么到他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去世,刚过三十年。
(36)殷璠《河岳英灵集》“李白”条,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37)关于苏轼的这段评论及意义,参见詹福瑞《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3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对此有深入论析,参见《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80页。
(39)参见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邓小军《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文。
(40)李白所结交的地方官员,涵盖了当时除岭南地区以外的几乎所有大的行政区域,这在盛唐诗人中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