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作为公益供给的制度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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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社会公益供给的三大来源: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各有其局限性,需要多方合作才能提供人民需要的服务,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但合作供给仍有不足,社会创新风潮中的社会企业,具有组织融合、概念创新的优势,消弭了原先供给侧的界线,可以作为社会公益供给的新选择。但社会企业要稳健发展需要经过科学立法,确保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才能妥善协调利益纠纷、解决制度障碍,保障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
At present,as three main sources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supply government supply,market supply and social supply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is required to provide services people need,which is also the goal of supply-side reform. However,the supply of cooper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tide of social innovation have the advantages of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concept innovation,which eliminates the boundary of the original supply-side,so it can be used as a new choice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supply. However,if social enterprises want to develop steadily,scientific legislation is needed to pas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dvanced to reform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y properly coordinate interests disputes,solv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nd ensure that the reform results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At present,as three main sources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supply government supply,market supply and social supply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is required to provide services people need,which is also the goal of supply-side reform. However,the supply of cooper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tide of social innovation have the advantages of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concept innovation,which eliminates the boundary of the original supply-side,so it can be used as a new choice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supply. However,if social enterprises want to develop steadily,scientific legislation is needed to pas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dvanced to reform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y properly coordinate interests disputes,solv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nd ensure that the reform results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引文
[1]张小进.我国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机制研究[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4:12-13,53-54,144-146,160-161.
[2]张小进.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概念、模式与制度选择[J].甘肃理论学刊,2012(1):121-127.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8.
[4]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吴良健,桑伍,曾获,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3.
[5]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7-215.
[6]陶传进.社会公益供给———NPO、公共部门与市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75.
[7] DAVID LEWI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3rd ed[J]. Voluntas,2017,28(5):2314-2316.
[8] HANSMANN,HENRY.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 The Yale Law Journals,1980,89(5):835-839.
[9]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M].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6-51.
[10]叶响裙.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0.
[11]蒋悟真,魏舒卉.迈向现代慈善:我国《慈善法》文本的规范分析[J].政法论丛,2017(2):50.
[12]乔芷娅·列文森·凯欧翰. 21世纪社会创业———席卷非营利、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革新[M].叶托,译.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3.
[13]胡亦武,石君煜.社会企业概念及发展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5(9):127.
[14] KIM ALTER.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J/OL].[2007-11-27]. https://www. globalcube. net/clients/philippson/content/medias/download/SE_typology.
[15] OFER ELDAR. The role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hybrid organization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4(92):104.
[16] CARLO BARZAGA,JACQUES DEFOURNY.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M]. Routledge:London,2001:16,22.
[17]雅克·迪夫尼.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概念与方法[J].丁开杰,徐天祥,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3-22.
[18]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社会企业[C]//刘继同,译.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97-219.
[19]陈定铭,翁仪君.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之合法性分析:以中国大陆残友集团为例[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7(2):204-205.
[20]樊云慧.论我国社会企业法律形态的改革[J].法学评论,2016(5):110.
[21]李爽.社会企业:公益发展的新动能[J].中国经贸导刊,2016(30):60.
[22]王世强.社会企业兴起的路径研究———两大部门的相互融合与结构差异[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92-94.
[23]韩文琰.立法认证:解决我国社会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现实审视与国际比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2):75.
[24]朱国华,陆戴汀.社会企业资本市场制度研究[C]//证券法律评论:2017年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95-196.
[25]马尔特·尼森.社会企业的岔路选择:市场、公共政策与市民社会[M].伍巧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1,186.
[26]金仁仙.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评价及其经验借鉴[J].北京社会科学,2015(5):125.
[27]朱慈蕴.公司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8.
(1)公共利益在英文里与public welfare、public goods、public interest、common good等词汇对应,其中public welfare倾向社会福利领域,public good倾向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领域,这些可简单归纳于对不特定人群利益的集合,且可以进行具体操作。
(2)民间组织包括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单位内部活动不需要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例如学生团体)、农村的农民专业协会、农村合作社组织,以及未登记注册的其他组织也属于民间组织范畴。
(3)依《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涉及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农业、城市公用、交通、社会福利、机关附属、社会中介等十多个大类、一百多个小类,是仅次于企业的第二大法人社会组织。
(1)第三部门意指在第一部门(public sector))与第二部门(private sector)之外,既非政府单位,又非一般民营企业的事业单位之总称。
(1)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红十字会法》《企业所得税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
(2)散见于各个公益供给具体项目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3)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以及财政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的规章。
(4)《慈善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一)扶贫、济困;(二)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三)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四)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六)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慈善法》以公益性作为慈善法基础,将“慈善”从传统的扶危济贫、救助弱势群体扩大至其他公益活动。
(5)《慈善法》第8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可见一斑。
(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年124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但每年获认可的公益性团体相当有限。
(4)参见海关总署2016年第17号《关于实施〈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
(1)认定主体必须是在顺德区内注册的企业,认定维度包含组织类型、业务类型、利润分配、企业章程、经营年限等;同时,社企认定准入门槛放宽至个体工商户,并对社会企业认定实行分级制。此外,支援计划明确将从资金、人才、营销、宣传、行业交流等多方面构建社会企业培育支持体系。
(2)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法人资格有两种:一种是企业法人,一种是非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包括三种: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公司法》要求,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参见《公司法》第21条及147至149条。
[2]张小进.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概念、模式与制度选择[J].甘肃理论学刊,2012(1):121-127.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8.
[4]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吴良健,桑伍,曾获,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3.
[5]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7-215.
[6]陶传进.社会公益供给———NPO、公共部门与市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75.
[7] DAVID LEWI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3rd ed[J]. Voluntas,2017,28(5):2314-2316.
[8] HANSMANN,HENRY.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 The Yale Law Journals,1980,89(5):835-839.
[9]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M].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6-51.
[10]叶响裙.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0.
[11]蒋悟真,魏舒卉.迈向现代慈善:我国《慈善法》文本的规范分析[J].政法论丛,2017(2):50.
[12]乔芷娅·列文森·凯欧翰. 21世纪社会创业———席卷非营利、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革新[M].叶托,译.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3.
[13]胡亦武,石君煜.社会企业概念及发展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5(9):127.
[14] KIM ALTER.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J/OL].[2007-11-27]. https://www. globalcube. net/clients/philippson/content/medias/download/SE_typology.
[15] OFER ELDAR. The role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hybrid organization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4(92):104.
[16] CARLO BARZAGA,JACQUES DEFOURNY.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M]. Routledge:London,2001:16,22.
[17]雅克·迪夫尼.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概念与方法[J].丁开杰,徐天祥,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3-22.
[18]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社会企业[C]//刘继同,译.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97-219.
[19]陈定铭,翁仪君.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之合法性分析:以中国大陆残友集团为例[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7(2):204-205.
[20]樊云慧.论我国社会企业法律形态的改革[J].法学评论,2016(5):110.
[21]李爽.社会企业:公益发展的新动能[J].中国经贸导刊,2016(30):60.
[22]王世强.社会企业兴起的路径研究———两大部门的相互融合与结构差异[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92-94.
[23]韩文琰.立法认证:解决我国社会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现实审视与国际比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2):75.
[24]朱国华,陆戴汀.社会企业资本市场制度研究[C]//证券法律评论:2017年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95-196.
[25]马尔特·尼森.社会企业的岔路选择:市场、公共政策与市民社会[M].伍巧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1,186.
[26]金仁仙.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评价及其经验借鉴[J].北京社会科学,2015(5):125.
[27]朱慈蕴.公司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8.
(1)公共利益在英文里与public welfare、public goods、public interest、common good等词汇对应,其中public welfare倾向社会福利领域,public good倾向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领域,这些可简单归纳于对不特定人群利益的集合,且可以进行具体操作。
(2)民间组织包括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单位内部活动不需要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例如学生团体)、农村的农民专业协会、农村合作社组织,以及未登记注册的其他组织也属于民间组织范畴。
(3)依《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涉及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农业、城市公用、交通、社会福利、机关附属、社会中介等十多个大类、一百多个小类,是仅次于企业的第二大法人社会组织。
(1)第三部门意指在第一部门(public sector))与第二部门(private sector)之外,既非政府单位,又非一般民营企业的事业单位之总称。
(1)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红十字会法》《企业所得税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
(2)散见于各个公益供给具体项目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3)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以及财政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的规章。
(4)《慈善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一)扶贫、济困;(二)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三)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四)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六)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慈善法》以公益性作为慈善法基础,将“慈善”从传统的扶危济贫、救助弱势群体扩大至其他公益活动。
(5)《慈善法》第8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可见一斑。
(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年124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但每年获认可的公益性团体相当有限。
(4)参见海关总署2016年第17号《关于实施〈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
(1)认定主体必须是在顺德区内注册的企业,认定维度包含组织类型、业务类型、利润分配、企业章程、经营年限等;同时,社企认定准入门槛放宽至个体工商户,并对社会企业认定实行分级制。此外,支援计划明确将从资金、人才、营销、宣传、行业交流等多方面构建社会企业培育支持体系。
(2)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法人资格有两种:一种是企业法人,一种是非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包括三种: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公司法》要求,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参见《公司法》第21条及147至14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