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概念对环境史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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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史作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史学分支学科,首先要解决的是环境的社会历史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新阐释的"对象性关系"概念,为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石。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使得自然完成了"人化"的过程,从而演变成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自然,为环境史的诞生和"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提供了根本前提。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人与自然,其矛盾从来就有。在人类史中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史,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萌生与确立、普遍化与危机两个阶段,并正在孕育更生与和解的第三阶段。要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开展环境史学研究,就应当在"对象性"关系视域中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坚持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和环境史中的人类主体性,将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文化问题等联系起来考察。
As a subfield of history,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faces a primary issue,which is how to address the socio-historicity of the environment. In hi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Marx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estrangement"and / or "objectification"in understanding human's relation with nature,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 Through "objectification,"nature becomes humanized,or acquires socio-historical meaning. This process supplies the premise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bb and flo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reflected the estranged / object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In order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develop better into the future,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examine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Marx's perspective on "objectification. "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nature's socio-historicity. On the other hand,one also needs to place human activ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and realize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problems in other arenas,such as economics,politics,technology and culture.
As a subfield of history,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faces a primary issue,which is how to address the socio-historicity of the environment. In hi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Marx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estrangement"and / or "objectification"in understanding human's relation with nature,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 Through "objectification,"nature becomes humanized,or acquires socio-historical meaning. This process supplies the premise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bb and flo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reflected the estranged / object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In order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develop better into the future,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examine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Marx's perspective on "objectification. "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nature's socio-historicity. On the other hand,one also needs to place human activ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and realize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problems in other arenas,such as economics,politics,technology and culture.
引文
(1)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2)参见Donald Worster,“Appendix:Doing Environment History,”in 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edited by Donald Worst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0-291;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2(78.March),p.134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2(107.3),pp.798-820;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译,《全球史评论》第3卷,2011年,第4页;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1)例如,I.G.西蒙斯认为,环境史应当综合科学与人文两条认识路径,考察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在实践中的互动过程及对彼此的影响。见I.G.Simmons,Environmental History:A Concise Introduction,Blackwell,1993。唐纳德·休斯进一步总结道,环境史研究应当同时具备“自然和文化”、“历史的和科学的方法”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三个维度。见J.唐纳德·休斯:《环境史的三个维度》,梅雪芹译,《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詹姆斯·奥康纳则强调环境史既是一种总体的和普遍性的历史,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地方性的历史,应该在二者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反对架空时代的讲述和文摘式的碎片化记录对社会历史性的抹杀。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3页。
(2)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9-80页;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詹姆斯·奥康纳甚至认为,不论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革命性变迁本身的角度,还是从对这种变迁的书写的角度来认识,环境史都是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书写模式的顶峰”,至少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历史书写中一根看不见的链条。见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1页。
(4)例如,梅雪芹在解释历史学研究环境问题的合理性时曾指出,“从发生来说,环境问题是逐渐积累,猛然爆发的”,“环境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涵盖政治、社会、道德和健康等方方面面,“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人们所应负担的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些论述实际上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给予了一定的说明,并指出了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解释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见梅雪芹:《历史学与环境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如贾雷德·戴蒙德作为一名坚决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文化歧视的学者,认为不同民族发展差异的根源在于生存环境的差别,以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从而过分地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这既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也是某些环境史著作事实上的叙述逻辑。这种观点将环境问题视为当代特有现象的衰败主义认识,实际上用“环境灾变说”构筑了当代“宗教末世论”。参见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8页。
(7)根植于对资本主义丑恶现实不满的对红色中国的朝圣心态,曾经主宰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工业环境问题的早期研究。例如美国学者利奥·奥林斯曾根据“文革”时期流散出去的部分材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过于理想化的高估。见利奥·奥林斯:《中国的环境学:关于生态问题的探讨》,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275页。
(8)例如,美国学者夏竹丽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同时具备国家对社会严密的行政控制、信奉现代主义的进步观、准备使用高压手段推进现代化方案的威权政体,以及软弱到无力反抗的市民社会四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基础上建立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体制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环境问题加剧和农村凋敝的根源。夏竹丽的这种解释既脱离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国际环境的四重束缚,无视新中国必须首先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并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历史任务,而且完全忽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历史主体性。这种叙事构成了一种非历史的“极权主义”神话。见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325页。
(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断,明确将同时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本身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从自然界独立出来、和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认为,由于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费尔巴哈并不懂得理论活动之外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4)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9页。
(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页。
(7)H.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H.马尔库塞主编,任立编译:《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7页。
(8)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1页。
(10)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而权利也“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5、466页。
(1)例如,除了气候和环境变化之外,人类活动对猛犸象、披毛犀等生物的灭绝起了重要作用。参见Alroy John,“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2001(292),pp.1893-1896;周本雄:《披毛犀和猛犸象的地理分布、古生态与有关的古气候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6卷第1期;张虎才:《我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中晚期环境变化与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绝灭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09年第24卷第1期。
(2)参见李亚光:《周代荒政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4)袁国映、赵子允:《楼兰古城的兴衰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干旱区地理》1997年第20卷第3期;张莉:《楼兰古绿洲的河道变迁及其原因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6卷第1期;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20卷第1期。
(5)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34页。
(6)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195-220页。
(7)J.Donald Hughes.Pan's Travail: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J.Donald Hughes,The Mediterranea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ABC-CLIO,2005.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1)Foster John Bellamy,“Introduction to John Evelyn's Fumifugium”,Organization&Environment,1999(Jun.1),pp.184-186.Mark Jenner,“The Politics of London Air:John Evelyn's Fumifugium And the Restorat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5(38.3),pp.535-551.
(2)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篇):黄河中游的侵蚀与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下篇):黄河下游的堆积》、《论泾清渭浊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载史念海主编:《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4页、189-213页、232-355页;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3)“《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见班固:《沟洫志》,《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7页。
(4)“据历史记载,从秦朝到解放前,二千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较大的决堤有九百七十三次,但从王莽到隋初的五百八十年中只有两次”。见童大林、鲍彤:《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载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79年版,第162页;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编:《论农业现代化》,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9)前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环境史事件不过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扩张,4到7世纪间由匈人(Huns)入侵欧洲大陆所触发的“民族大迁徙”与13、14世纪蒙古西征所带来的人种、作物、疾病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4、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71页。
(1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5页。
(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布雷恩·威廉·克拉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王黎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iii页。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99页、194页。
(4)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22-29页;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8页;叶研:《被割开的血管---波托西》,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www.cctv.com/geography/jidi/qfbd/sanji/022001.html[2013-12-3]
(2)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60-64页。
(3)程晶:《巴西亚马孙地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7卷第1期;杨志敏:《从拉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看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1卷第5期。
(4)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Biodiversity and Forests of Brazil,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Secretariat for Biodiversity and Forests,2002.p.28.
(5)H.马尔库塞主编:《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1-112页。
(2)阿伦·加尔:《苏联的环境主义:未被接受的道路》,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21页。
(3)Douglas R.Weiner,Models of Nature:Ecology,Conservation,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27.
(4)马骧聪编:《苏联东欧国家环境保护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5)Donald Worster,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25.
(6)张承安编著:《城市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54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77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451页。
(2)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吴宇晖、马春文、陈长源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1页。
(3)包茂宏:《苏联的环境破坏和环境主义运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2卷第4期;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08页;宋萌荣、康瑞华:《20世纪60-80年代苏联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策评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1)L·H·牛顿、C·K·迪林汉姆:《分水岭:环境伦理学的10个案例》,吴晓东、翁端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1页。
(2)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第11-23页。
(1)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参见Donald Worster,“Appendix:Doing Environment History,”in 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edited by Donald Worst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0-291;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2(78.March),p.134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2(107.3),pp.798-820;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译,《全球史评论》第3卷,2011年,第4页;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1)例如,I.G.西蒙斯认为,环境史应当综合科学与人文两条认识路径,考察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在实践中的互动过程及对彼此的影响。见I.G.Simmons,Environmental History:A Concise Introduction,Blackwell,1993。唐纳德·休斯进一步总结道,环境史研究应当同时具备“自然和文化”、“历史的和科学的方法”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三个维度。见J.唐纳德·休斯:《环境史的三个维度》,梅雪芹译,《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詹姆斯·奥康纳则强调环境史既是一种总体的和普遍性的历史,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地方性的历史,应该在二者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反对架空时代的讲述和文摘式的碎片化记录对社会历史性的抹杀。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3页。
(2)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9-80页;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詹姆斯·奥康纳甚至认为,不论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革命性变迁本身的角度,还是从对这种变迁的书写的角度来认识,环境史都是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书写模式的顶峰”,至少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历史书写中一根看不见的链条。见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1页。
(4)例如,梅雪芹在解释历史学研究环境问题的合理性时曾指出,“从发生来说,环境问题是逐渐积累,猛然爆发的”,“环境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涵盖政治、社会、道德和健康等方方面面,“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人们所应负担的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些论述实际上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给予了一定的说明,并指出了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解释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见梅雪芹:《历史学与环境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如贾雷德·戴蒙德作为一名坚决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文化歧视的学者,认为不同民族发展差异的根源在于生存环境的差别,以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从而过分地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这既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也是某些环境史著作事实上的叙述逻辑。这种观点将环境问题视为当代特有现象的衰败主义认识,实际上用“环境灾变说”构筑了当代“宗教末世论”。参见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8页。
(7)根植于对资本主义丑恶现实不满的对红色中国的朝圣心态,曾经主宰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工业环境问题的早期研究。例如美国学者利奥·奥林斯曾根据“文革”时期流散出去的部分材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过于理想化的高估。见利奥·奥林斯:《中国的环境学:关于生态问题的探讨》,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275页。
(8)例如,美国学者夏竹丽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同时具备国家对社会严密的行政控制、信奉现代主义的进步观、准备使用高压手段推进现代化方案的威权政体,以及软弱到无力反抗的市民社会四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基础上建立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体制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环境问题加剧和农村凋敝的根源。夏竹丽的这种解释既脱离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国际环境的四重束缚,无视新中国必须首先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并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历史任务,而且完全忽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历史主体性。这种叙事构成了一种非历史的“极权主义”神话。见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325页。
(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断,明确将同时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本身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从自然界独立出来、和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认为,由于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费尔巴哈并不懂得理论活动之外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4)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9页。
(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页。
(7)H.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H.马尔库塞主编,任立编译:《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7页。
(8)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1页。
(10)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而权利也“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5、466页。
(1)例如,除了气候和环境变化之外,人类活动对猛犸象、披毛犀等生物的灭绝起了重要作用。参见Alroy John,“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2001(292),pp.1893-1896;周本雄:《披毛犀和猛犸象的地理分布、古生态与有关的古气候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6卷第1期;张虎才:《我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中晚期环境变化与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绝灭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09年第24卷第1期。
(2)参见李亚光:《周代荒政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4)袁国映、赵子允:《楼兰古城的兴衰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干旱区地理》1997年第20卷第3期;张莉:《楼兰古绿洲的河道变迁及其原因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6卷第1期;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20卷第1期。
(5)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34页。
(6)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195-220页。
(7)J.Donald Hughes.Pan's Travail: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J.Donald Hughes,The Mediterranea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ABC-CLIO,2005.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1)Foster John Bellamy,“Introduction to John Evelyn's Fumifugium”,Organization&Environment,1999(Jun.1),pp.184-186.Mark Jenner,“The Politics of London Air:John Evelyn's Fumifugium And the Restorat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5(38.3),pp.535-551.
(2)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篇):黄河中游的侵蚀与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下篇):黄河下游的堆积》、《论泾清渭浊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载史念海主编:《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4页、189-213页、232-355页;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3)“《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见班固:《沟洫志》,《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7页。
(4)“据历史记载,从秦朝到解放前,二千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较大的决堤有九百七十三次,但从王莽到隋初的五百八十年中只有两次”。见童大林、鲍彤:《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载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79年版,第162页;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编:《论农业现代化》,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9)前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环境史事件不过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扩张,4到7世纪间由匈人(Huns)入侵欧洲大陆所触发的“民族大迁徙”与13、14世纪蒙古西征所带来的人种、作物、疾病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4、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71页。
(1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5页。
(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布雷恩·威廉·克拉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王黎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iii页。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99页、194页。
(4)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22-29页;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8页;叶研:《被割开的血管---波托西》,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www.cctv.com/geography/jidi/qfbd/sanji/022001.html[2013-12-3]
(2)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60-64页。
(3)程晶:《巴西亚马孙地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7卷第1期;杨志敏:《从拉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看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1卷第5期。
(4)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Biodiversity and Forests of Brazil,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Secretariat for Biodiversity and Forests,2002.p.28.
(5)H.马尔库塞主编:《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1-112页。
(2)阿伦·加尔:《苏联的环境主义:未被接受的道路》,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21页。
(3)Douglas R.Weiner,Models of Nature:Ecology,Conservation,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27.
(4)马骧聪编:《苏联东欧国家环境保护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5)Donald Worster,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25.
(6)张承安编著:《城市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54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77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451页。
(2)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吴宇晖、马春文、陈长源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1页。
(3)包茂宏:《苏联的环境破坏和环境主义运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2卷第4期;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08页;宋萌荣、康瑞华:《20世纪60-80年代苏联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策评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1)L·H·牛顿、C·K·迪林汉姆:《分水岭:环境伦理学的10个案例》,吴晓东、翁端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1页。
(2)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第11-23页。
(1)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