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以网络中介服务者的刑事责任为中心展开
摘要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流动导致信息权成为刑法需要予以保护的法益类型,基于对侵害信息权犯罪风险的前置防控需求和缺乏健全法律治理体系的现状,网络中介服务者及其刑事责任在我国当前对侵害信息权犯罪的法律治理中具备了中心价值。《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即为网络中介服务者设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作为预防性刑事立法,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限缩解释。即在法益保护目的的限定下,根据网络中介服务者不同的主体类型,厘清"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内涵,进而依照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归责进路,即以条件说、对原因的支配关系、一次规范中附有法律责任的作为义务顺序,立体地进行不纯正不作为帮助犯的刑事归责判定。
引文
(1)目前学界探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指不参加内容制作,也不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内容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即网络中介服务者。本文中对这两个用语不做区分。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3)[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4)本文所指的“侵犯信息权的犯罪”之“信息权”,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具备财产属性和公共利益属性的相关信息权。
(5)Edited by Mark F.Grady,Francisco Parisi,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yber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22.
(6)参见[以色列]艾利·里德曼等编著:《法律信息信息技术》(Ron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Providers: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Basic Question of Information Law)(英文影印版),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7)以美国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版权法》确立的“避风港原则”为代表。
(8)《刑法修正案(九)》第286条之一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三)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9)本文讨论的网络中介服务者刑事责任限于不作为责任,不涉及帮助犯或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规定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之刑事责任。
(10)张康之、向玉琼:《网络空间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1)Barlow,J.P.,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Fitzgerald,B.(ed.),Cyberlaw I&I(Ashgate,Dartmouth 2006),Vol.I,p.129.
(12)Andrej Savin,EU Internet Law,El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107.
(13)See.Andrej Savin,EU Internet Law,El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4-7.
(14)参见王巍:《百万人“围观”快播案庭审直播》,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6-01/10/c_134994613.htm,2016年9月19日访问。
(15)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16)参见张平:《互联网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探讨》,《知识产权》2012年第8期。
(17)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6月对《网络安全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法。
(18)王文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适用分析》,《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
(19)梅夏英、杨晓娜:《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性基础》,《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0)皮勇、黄琰:《试论信息法益的刑法保护》,《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1)Drackert,Stefan,Die Risiken der Verarbeitung personenbezogener Daten.Duncker&Humblot Gmb H.Berlin 2015.S.264.
(22)Weichert,Thilo,Big Data und Datenschutz.ZD 2013,251(255).
(23)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24)所引条文均源自欧盟议会所公布的英文版正式文本,即The European Union's 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5)该款规定:“网络运营者,是指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以及利用他人所有或者管理的网络提供相关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基础电信运营者、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重要信息系统运营者等。”其中列出了众多网络主体的概念,却无一给出清晰的界定。
(26)Christoph Demont-Heinrich,Central Points of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n aDecentralizedNet,INFO,Iss.4,2002,at 32,33.
(27)刘文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
(28)See S.Rep.No.10-90.
(29)See Mary La France,Copyright Law(n a Nutshell),Thomson West,2008,p.286.
(30)See Anne Cheung,Rudolf H.Weber,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26,Nr.2,p.406-408.
(31)Lawrence Lessig,Code Version 2.0,at 38(2006).
(32)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3)如瑞士《刑法》27条规定:“对于‘在一个媒体上’(包括互联网)发表的内容,发布者在法定情形下应承担刑事责任。”Vgl.Art.27,StG B(Swiss Penal Code).
(34)即1996年美国《传播净化法案》(CDA)第230条作为普适性规定和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专门规定。
(35)同前注(6),艾利·里德曼等编著书,第267页。
(36)Edited by Mark F.Grady,Francisco Parisi,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yber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22.
(37)这些免责条件可概括为:(1)无论信息的传输、搜索还是存储,均由网络用户发起和主导,即服务提供者是被动的,从属的,不干涉信息的流动;(2)服务提供者对信息内容不知情;(3)在接到满足法定格式的权利人通知后,立即删除、屏蔽相关侵权信息或断开链接;(4)服务提供者实际采取了对反复侵权人(repeat infringer)取消账户或访问权限的政策(policy),并向网络用户明示该项政策。See.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512(a),(b),(c),(d),(i).
(38)Zeran v America Online,Inc.129 F.3d 327,US Court of Appeals,Fourth Circuit.
(39)Viacom v.Youtube,No.10-3270(2d Cir.Filed Aug.11,2010)
(40)See Robert A.Gorman,Jane C.Ginsburg,Cases and Materials,7th ed.,Foundation Press,2006,p.887.
(41)Andrej Savin,EU Internet Law,El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50.
(42)BGH MMR 2004,668,671 f;BGH MMR 2007,507,511;BGH NJW 2008,758,762.
(43)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44)Edited by Mark F.Grady,Francisco Parisi,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yber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32.
(45)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明确认为我国《网络安全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网络运营者”的划分应该为“基础设施运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代替。
(46)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47)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48)参见舒洪水、张晶:《法益在现代刑法中的困境与发展---以德日刑法的立法动态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7期;郝艳兵:《风险刑法---以危险犯为中心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49)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
(50)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涂龙科副研究员的两篇文章。涂龙科:《网络内容管理义务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涂龙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模式及其关系辨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
(51)即《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52)参见新华网:《快播涉黄案一审王欣被判三年六个月,法院判决回应四大焦点》,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14/doc-ifxvukuq4401398.shtml,2016年10月25日访问。
(53)毛玲玲:《传播淫秽物品罪中“传播”行为的性质认定---“快播案”相关问题的刑事法理评析》,《东方法学》2016年第2期。
(54)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55)同前注(53),毛玲玲文。
(56)皮勇、黄琰:《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
(57)同前注(50),涂龙科文。
(58)陈洪兵:《中立行为的帮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59)Vgl.Katharina Beckmper,Strafbare Beihilfe durch allt gliche Gesch ftsvorg?nge,JURA 2001,S.163 ff.,169.转引自陈洪兵:《中立行为的帮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60)Vgl.Hillenkamp,32 Probleme aus dem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001,S.170.
(61)参见前注(58),陈洪兵书,第3-6页。
(62)参见车浩:《谁应为互联网时代的中立行为买单》,《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孙万怀:《慎始如终的民刑推演---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传播性质》,《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刘艳红:《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之批判》,《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63)参见成都封面新闻:《快播案一审宣判,王欣被判三年六个月罚100万》,http://news.163.com/api/16/0913/11/C0RC9FQ000011229.html,2016年10月25日访问。
(64)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语境中,不宜将共同正犯纳入共犯的范畴。参见廖北海:《德国刑法中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张伟:《不作为帮助犯研究》,《法学论坛》2013年第2期。
(65)[日]西田典之:《不作为的共犯》,王昭武译,《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66)陈家林:《不作为的共同正犯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67)“不防止属于刑法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人,只有当其依法必须保证该结果不发生的义务,且当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使法定构成要件的实现相当时,才依法受处罚。”Vgl.Art.13 StG B,52 Auflage,Beck-Texte im dtv,2014.
(68)同前注(50),涂龙科文。
(69)祝建军:《视频聚合行为的侵权认定》,《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27日版。
(70)[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71)参见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日]日高义博:《不作为犯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年版;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72)参见何荣功:《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与等价值的判断》,《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73)参见前注(54),何荣功书,第90-110页。
(74)参见[英]艾伦·诺里:《刑罚、责任与正义---关联批判》,杨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82页。
(75)孙运梁:《从因果支配走向客观归责---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归因与归责》,《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欧阳本祺:《论不作为正犯共犯的区分》,《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
(76)同上注,孙运梁文。
(77)Claus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Grundlagen.Der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4.Auflage,Verlag C.H Beck,2006:57,Rn7.
(78)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79)[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
(80)参见[德]许内曼:《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保证人地位》,陈晰译,《刑法与刑事司法》201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3)[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4)本文所指的“侵犯信息权的犯罪”之“信息权”,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具备财产属性和公共利益属性的相关信息权。
(5)Edited by Mark F.Grady,Francisco Parisi,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yber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22.
(6)参见[以色列]艾利·里德曼等编著:《法律信息信息技术》(Ron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Providers: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Basic Question of Information Law)(英文影印版),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7)以美国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版权法》确立的“避风港原则”为代表。
(8)《刑法修正案(九)》第286条之一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三)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9)本文讨论的网络中介服务者刑事责任限于不作为责任,不涉及帮助犯或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规定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之刑事责任。
(10)张康之、向玉琼:《网络空间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1)Barlow,J.P.,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Fitzgerald,B.(ed.),Cyberlaw I&I(Ashgate,Dartmouth 2006),Vol.I,p.129.
(12)Andrej Savin,EU Internet Law,El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107.
(13)See.Andrej Savin,EU Internet Law,El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4-7.
(14)参见王巍:《百万人“围观”快播案庭审直播》,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6-01/10/c_134994613.htm,2016年9月19日访问。
(15)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16)参见张平:《互联网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探讨》,《知识产权》2012年第8期。
(17)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6月对《网络安全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法。
(18)王文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适用分析》,《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
(19)梅夏英、杨晓娜:《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性基础》,《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0)皮勇、黄琰:《试论信息法益的刑法保护》,《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1)Drackert,Stefan,Die Risiken der Verarbeitung personenbezogener Daten.Duncker&Humblot Gmb H.Berlin 2015.S.264.
(22)Weichert,Thilo,Big Data und Datenschutz.ZD 2013,251(255).
(23)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24)所引条文均源自欧盟议会所公布的英文版正式文本,即The European Union's 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5)该款规定:“网络运营者,是指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以及利用他人所有或者管理的网络提供相关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基础电信运营者、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重要信息系统运营者等。”其中列出了众多网络主体的概念,却无一给出清晰的界定。
(26)Christoph Demont-Heinrich,Central Points of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n aDecentralizedNet,INFO,Iss.4,2002,at 32,33.
(27)刘文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
(28)See S.Rep.No.10-90.
(29)See Mary La France,Copyright Law(n a Nutshell),Thomson West,2008,p.286.
(30)See Anne Cheung,Rudolf H.Weber,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26,Nr.2,p.406-408.
(31)Lawrence Lessig,Code Version 2.0,at 38(2006).
(32)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3)如瑞士《刑法》27条规定:“对于‘在一个媒体上’(包括互联网)发表的内容,发布者在法定情形下应承担刑事责任。”Vgl.Art.27,StG B(Swiss Penal Code).
(34)即1996年美国《传播净化法案》(CDA)第230条作为普适性规定和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专门规定。
(35)同前注(6),艾利·里德曼等编著书,第267页。
(36)Edited by Mark F.Grady,Francisco Parisi,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yber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22.
(37)这些免责条件可概括为:(1)无论信息的传输、搜索还是存储,均由网络用户发起和主导,即服务提供者是被动的,从属的,不干涉信息的流动;(2)服务提供者对信息内容不知情;(3)在接到满足法定格式的权利人通知后,立即删除、屏蔽相关侵权信息或断开链接;(4)服务提供者实际采取了对反复侵权人(repeat infringer)取消账户或访问权限的政策(policy),并向网络用户明示该项政策。See.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512(a),(b),(c),(d),(i).
(38)Zeran v America Online,Inc.129 F.3d 327,US Court of Appeals,Fourth Circuit.
(39)Viacom v.Youtube,No.10-3270(2d Cir.Filed Aug.11,2010)
(40)See Robert A.Gorman,Jane C.Ginsburg,Cases and Materials,7th ed.,Foundation Press,2006,p.887.
(41)Andrej Savin,EU Internet Law,El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50.
(42)BGH MMR 2004,668,671 f;BGH MMR 2007,507,511;BGH NJW 2008,758,762.
(43)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44)Edited by Mark F.Grady,Francisco Parisi,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yber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32.
(45)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明确认为我国《网络安全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网络运营者”的划分应该为“基础设施运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代替。
(46)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47)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48)参见舒洪水、张晶:《法益在现代刑法中的困境与发展---以德日刑法的立法动态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7期;郝艳兵:《风险刑法---以危险犯为中心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49)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
(50)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涂龙科副研究员的两篇文章。涂龙科:《网络内容管理义务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涂龙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模式及其关系辨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
(51)即《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52)参见新华网:《快播涉黄案一审王欣被判三年六个月,法院判决回应四大焦点》,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14/doc-ifxvukuq4401398.shtml,2016年10月25日访问。
(53)毛玲玲:《传播淫秽物品罪中“传播”行为的性质认定---“快播案”相关问题的刑事法理评析》,《东方法学》2016年第2期。
(54)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55)同前注(53),毛玲玲文。
(56)皮勇、黄琰:《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
(57)同前注(50),涂龙科文。
(58)陈洪兵:《中立行为的帮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59)Vgl.Katharina Beckmper,Strafbare Beihilfe durch allt gliche Gesch ftsvorg?nge,JURA 2001,S.163 ff.,169.转引自陈洪兵:《中立行为的帮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60)Vgl.Hillenkamp,32 Probleme aus dem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001,S.170.
(61)参见前注(58),陈洪兵书,第3-6页。
(62)参见车浩:《谁应为互联网时代的中立行为买单》,《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孙万怀:《慎始如终的民刑推演---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传播性质》,《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刘艳红:《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之批判》,《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63)参见成都封面新闻:《快播案一审宣判,王欣被判三年六个月罚100万》,http://news.163.com/api/16/0913/11/C0RC9FQ000011229.html,2016年10月25日访问。
(64)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语境中,不宜将共同正犯纳入共犯的范畴。参见廖北海:《德国刑法中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张伟:《不作为帮助犯研究》,《法学论坛》2013年第2期。
(65)[日]西田典之:《不作为的共犯》,王昭武译,《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66)陈家林:《不作为的共同正犯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67)“不防止属于刑法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人,只有当其依法必须保证该结果不发生的义务,且当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使法定构成要件的实现相当时,才依法受处罚。”Vgl.Art.13 StG B,52 Auflage,Beck-Texte im dtv,2014.
(68)同前注(50),涂龙科文。
(69)祝建军:《视频聚合行为的侵权认定》,《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27日版。
(70)[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71)参见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日]日高义博:《不作为犯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年版;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72)参见何荣功:《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与等价值的判断》,《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73)参见前注(54),何荣功书,第90-110页。
(74)参见[英]艾伦·诺里:《刑罚、责任与正义---关联批判》,杨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82页。
(75)孙运梁:《从因果支配走向客观归责---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归因与归责》,《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欧阳本祺:《论不作为正犯共犯的区分》,《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
(76)同上注,孙运梁文。
(77)Claus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Grundlagen.Der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4.Auflage,Verlag C.H Beck,2006:57,Rn7.
(78)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79)[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
(80)参见[德]许内曼:《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保证人地位》,陈晰译,《刑法与刑事司法》201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