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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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事诉讼具有公益与私益、法律与伦理复合的特点,注重对于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使其与以财产纠纷为主的普通民事诉讼具有不同的诉讼理念。家事诉讼应采纳限制的辩论主义审理原则,该原则支配下的证据规则亦应独立于普通民事诉讼。目前我国相关实践中两种证据规则在适用上并无二致,导致家事诉讼目的难以有效实现。限制的辩论主义原则在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处分权的基础上,强调法院的职权行使,认为法院在事实主张和证据收集方面可以不受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限制,促使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相互协力。除家事身份类案件无法适用主观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外,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家事案件中亦可适用。有鉴于此,应当区分家事案件类型,建构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优势证据标准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Family litig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olving both public interests and private interests as well as law and ethics, focuses on the objectivity and truthfulness of cases, which makes it have different litigation concepts from ordinary civil litigations mainly involving property disputes. The restrictive adversary doctrine should be adopted in family litigations, and the rules of evidence governed by this doctrine should also be independent of that in ordinary civil litigation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two rules of evidence in relevant practices in China,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amily litigations eff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litigants' procedural subject status and rights of disposition, the restrictive adversary doctrine emphasizes the exercise of the courts powers. It believes that the court can go beyond the restrictions of litigants' litigating activities to find the facts and collect evidences, thus promoting the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litigants and the court. Except some family cases concerning identity to which the rule of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cannot be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burden of proof can be applicable to family c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family cases and establish a system of diversified standards of proof which is based on the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and supported by the standard 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the standard of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Family litig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olving both public interests and private interests as well as law and ethics, focuses on the objectivity and truthfulness of cases, which makes it have different litigation concepts from ordinary civil litigations mainly involving property disputes. The restrictive adversary doctrine should be adopted in family litigations, and the rules of evidence governed by this doctrine should also be independent of that in ordinary civil litigation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two rules of evidence in relevant practices in China,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amily litigations eff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litigants' procedural subject status and rights of disposition, the restrictive adversary doctrine emphasizes the exercise of the courts powers. It believes that the court can go beyond the restrictions of litigants' litigating activities to find the facts and collect evidences, thus promoting the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litigants and the court. Except some family cases concerning identity to which the rule of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cannot be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burden of proof can be applicable to family c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family cases and establish a system of diversified standards of proof which is based on the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and supported by the standard 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the standard of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引文
(1)刘敏、陈爱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2)参见吴明轩:《离婚之诉与一般诉讼程序不同之规定》,《月旦法学教室》2017年第172期。
(3)参见王飔溦:《家事诉讼示范证据运用问题研究》,华侨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4)参见唐力:《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
(5)参见杨建华原著、郑杰夫增订:《民事诉讼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6)参见上注,杨建华、郑杰夫书;[日]中野贞一郎等:《新民事訴訟法講義(第2版補訂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207頁,转引自郝振江:《非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7)参见陈爱武:《论家事案件的类型化及其程序法理》,《法律适用》2017年第19期。
(8)参见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论》,元照出版公司(台北)2016年版,第174页。
(9)参见杨临萍、龙飞:《德国家事审判改革及其对我国启示》,《法律适用》2016年第4期。
(10)参见郭书琴:《离婚诉讼之协同主义》,《台湾法学杂志》(台北)2014年第255期;邱联恭:《家事事件法之解释、适用应依循之基本方针与审理原则》,《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12年第209期;许士宦:《家事审判之事证收集原则(下)》,《月旦法学教室》(台北)2013年第134期。也有学者认为协同主义与修正的辩论主义根本不同,家事事件的审理原则为修正的辩论主义而非协同主义。参见刘明生:《法院职务上已知事实与事实提出之程序基本原则》,《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15年第239期。
(11)杜万华:《积极探索家事审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切实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在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3日)》。转引自崔拓寰:《广东法院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东南司法评论》2016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页。
(12)参见刘学在:《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13)齐树洁、邹郁卓:《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4)辩论主义的三项命题是:其一,法院不得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基础;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裁判基础;其三,法院应依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待证事实。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15)参见熊跃敏:《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的再思考》,《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16)[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17)参见毕玉谦:《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江伟、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页。
(18)参见许士宦:《离婚请求之诉讼标的选定及其裁判基础之事实证据收集(上)》,《月旦法学教室》2014年第137期。
(19)参见前注(17),毕玉谦书,第14页。
(20)参见张海燕:《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载张仁善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21)参见前注(3),王飔溦文,第8页。
(22)此处的事实既包括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参见前注(17),毕玉谦书,第17-18页。
(23)《德日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典》,郝振江、赵秀举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24)[日]松本博之:《日本人事诉讼法》,郭美松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8页。
(25)参见前注(18),许士宦文。
(26)参见许士宦:《家事审判之事证搜集原则(上)》,《月旦法学教室》(台北)2013年第132期;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27)参见张卫平:《民事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28)参见前注(18),许士宦文。
(29)[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30)罗尔夫·施蒂尔纳:《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质阐明》,《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
(31)参见邱联恭:《口述民事诉讼法讲义(三)》,作者2012年自版,第51-52页。
(32)参见前注(9),杨临萍、龙飞文。
(33)张璐玲:《法院家事证据调查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34)[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35)邱联恭:《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之新容貌及机能演变---着重评析其如何受最近立法走向所影响及相关理论背景》,载“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九)》,三民书局(台北)2000年版,第308-309页。
(36)参见前注(4),唐力文。
(37)参见许士宦:《离婚请求之诉讼标的选定及其裁判基础之事实证据收集(下)》,《月旦法学教室》(台北)(2014年)第138期。
(38)姜世明:《民事诉讼法基础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11年版,第147页。
(39)姜世明:《新民事诉讼证据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40)参见前注(27),张卫平书,第239页。
(41)同前注(38),姜世明书,第120页。
(42)姜世明:《家事非讼程序》,《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13年第212期。
(43)参见赵云冲、杨惠宇、邓安:《家事案件证据规则之探析---以某试点法院为样本》,载《法院改革与民商事审判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9届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上)》(2018年),第661页。
(44)参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45)参见前注(27),张卫平书,第243页。
(46)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0页。
(47)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804/21/22551567_489533366.shtml,2018年7月18日访问。
(2)参见吴明轩:《离婚之诉与一般诉讼程序不同之规定》,《月旦法学教室》2017年第172期。
(3)参见王飔溦:《家事诉讼示范证据运用问题研究》,华侨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4)参见唐力:《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
(5)参见杨建华原著、郑杰夫增订:《民事诉讼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6)参见上注,杨建华、郑杰夫书;[日]中野贞一郎等:《新民事訴訟法講義(第2版補訂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207頁,转引自郝振江:《非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7)参见陈爱武:《论家事案件的类型化及其程序法理》,《法律适用》2017年第19期。
(8)参见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论》,元照出版公司(台北)2016年版,第174页。
(9)参见杨临萍、龙飞:《德国家事审判改革及其对我国启示》,《法律适用》2016年第4期。
(10)参见郭书琴:《离婚诉讼之协同主义》,《台湾法学杂志》(台北)2014年第255期;邱联恭:《家事事件法之解释、适用应依循之基本方针与审理原则》,《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12年第209期;许士宦:《家事审判之事证收集原则(下)》,《月旦法学教室》(台北)2013年第134期。也有学者认为协同主义与修正的辩论主义根本不同,家事事件的审理原则为修正的辩论主义而非协同主义。参见刘明生:《法院职务上已知事实与事实提出之程序基本原则》,《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15年第239期。
(11)杜万华:《积极探索家事审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切实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在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3日)》。转引自崔拓寰:《广东法院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东南司法评论》2016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页。
(12)参见刘学在:《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13)齐树洁、邹郁卓:《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4)辩论主义的三项命题是:其一,法院不得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基础;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裁判基础;其三,法院应依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待证事实。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15)参见熊跃敏:《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的再思考》,《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16)[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17)参见毕玉谦:《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江伟、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页。
(18)参见许士宦:《离婚请求之诉讼标的选定及其裁判基础之事实证据收集(上)》,《月旦法学教室》2014年第137期。
(19)参见前注(17),毕玉谦书,第14页。
(20)参见张海燕:《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载张仁善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21)参见前注(3),王飔溦文,第8页。
(22)此处的事实既包括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参见前注(17),毕玉谦书,第17-18页。
(23)《德日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典》,郝振江、赵秀举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24)[日]松本博之:《日本人事诉讼法》,郭美松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8页。
(25)参见前注(18),许士宦文。
(26)参见许士宦:《家事审判之事证搜集原则(上)》,《月旦法学教室》(台北)2013年第132期;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27)参见张卫平:《民事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28)参见前注(18),许士宦文。
(29)[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30)罗尔夫·施蒂尔纳:《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质阐明》,《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
(31)参见邱联恭:《口述民事诉讼法讲义(三)》,作者2012年自版,第51-52页。
(32)参见前注(9),杨临萍、龙飞文。
(33)张璐玲:《法院家事证据调查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34)[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35)邱联恭:《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之新容貌及机能演变---着重评析其如何受最近立法走向所影响及相关理论背景》,载“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九)》,三民书局(台北)2000年版,第308-309页。
(36)参见前注(4),唐力文。
(37)参见许士宦:《离婚请求之诉讼标的选定及其裁判基础之事实证据收集(下)》,《月旦法学教室》(台北)(2014年)第138期。
(38)姜世明:《民事诉讼法基础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11年版,第147页。
(39)姜世明:《新民事诉讼证据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40)参见前注(27),张卫平书,第239页。
(41)同前注(38),姜世明书,第120页。
(42)姜世明:《家事非讼程序》,《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13年第212期。
(43)参见赵云冲、杨惠宇、邓安:《家事案件证据规则之探析---以某试点法院为样本》,载《法院改革与民商事审判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9届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上)》(2018年),第661页。
(44)参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45)参见前注(27),张卫平书,第243页。
(46)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0页。
(47)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804/21/22551567_489533366.shtml,2018年7月18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