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之评判——基本逻辑、实力兴衰及收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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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A Perspective on Fair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tablished after World War Ⅱ——Basic Logic,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the Power and Change of the Income
  • 作者:徐崇利
  • 英文作者:XU Chongli;
  •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 ; 发展中国家 ; 新兴经济体 ; 发达国家 ; 霸权国
  • 英文关键词: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Developing Countries;;Emerging Economies;;Developed Countries;;Hegemonic Power
  • 中文刊名:JMFV
  • 英文刊名: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Review
  • 机构:厦门大学法学院;
  • 出版日期:2019-06-18
  • 出版单位:经贸法律评论
  • 年:2019
  • 期:No.4
  • 基金: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与中国的法律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9JZD0021)
  • 语种:中文;
  • 页:JMFV201903005
  • 页数:12
  • CN:03
  • ISSN:10-1579/D
  • 分类号:71-82
摘要
对于二战之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公正性问题的研究,围绕"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这一主线,以往中国学界实际上作出的多为静态的分析。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唯有在此之上增添动态的视角——以各国实力兴衰与收益变化及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为基准,才能判定从往至今发展中国家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及现今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对其中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之公正性问题认知的真伪。
        Concerning on the basic logic of Power Defines Income, in fact, the static point of view has been applied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fairness of the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tablished after World WarⅡ for the past study, and the study in this way has been failed to reach a completed conclusion. Only to add the dynamic point of view which reflects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the power, change of the income and interaction of them, we can judge whether or not the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as been fair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far, and whether or not the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is fair to Trump's governing America.
引文
[1]特朗普最近一次指责WTO对美国不公的言论是,2018年6月29日,在回答记者问时谈及WTO,特朗普表明,“我没有说退,我是说他们一直对我们不公平”。
    [2][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3]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绝对收益”,是指一国通过国际合作可获得的最大收益量;与之相对的是“相对收益”概念,意为在国际合作中本国与他国间形成的收益分配之差距。
    [4][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97页。
    [5]当时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6.3%,却拥有世界财富的约50%。[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6][塞尔维亚]B.Gosovi:《南方国家重整旗鼓与全球南北关系展望》,张泽忠译,《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年第3期,第244页。
    [7]李琮:《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第2-3页;李元玉:《试论新兴市场的形成及其意义》,《世界经济》1996年第2期,第25-26页。
    [8]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90 FOREIGN AFFAIRS 61(2011).
    [9]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在“入世”后的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就高达22.5%。
    [10]宫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抉择--解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新亮点》,《对外传播》2007年第11期,第17页。
    [11]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202/c1024-2968121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4月3日。
    [12]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56143.htm,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4月3日。
    [13]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根据自身能力,区分A、B、C三类条款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其中的A类条款是指自该协定生效之日起成员方应当独立承担义务的条款,其中对最不发达成员允许其延后一年实施;B类条款为发展中成员或最不发达成员选定的在该协定规定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才实施的条款:C类条款是指发展中成员或最不发达成员在协定生效后不需要立即实施,而是在该成员承诺的期限届满,并获得相应的能力建设援助和技术援助支持后才履行的条款。A类条款由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自己指定,未指定为A类条款的,可将其指定为B类或C类条款,且在其指定后可以对这两类条款进行转换。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认为在承诺的期限内无法履行B类或C类条款的,还可以就实施日期请求宽限。此外,就这三类条款,该协定还规定了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免遭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诉讼的豁免期:对于A类条款,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获得的豁免期分别为2年和6年;对于B类和C类条款,可给予最不发达成员长达8年的豁免期。豁免期届满后,各成员方在提起涉及最不发达成员的诉讼时,还应尽量保持克制。
    [14]需要说明的是,二战之后至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有过经济增长几近停滞的时期,但总体上处于或慢或快的增长状态。因此,本文所指的“经济实力衰弱”,意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因经济增长停滞或缓慢,与经济增长快速的对方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对衰弱的情形。
    [15]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初。仅以GDP为例,196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GDP总量的比重为20:80,1980年曾一度上升到25.4:74.6,但1985年又退回到1960年的比值。何方:《南北差距的新变化(上)》,《世界知识》1994年第8期,第2页。
    [16]“依附论”主张,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国际经济结构中居支配地位,后者依附于前者。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外围国家受到中心国家的控制和盘剥,且前者与后者所处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相互间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即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只会加强,不会消退,外围国家因这种依附的持续存在和变本加厉而注定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孙来斌、颜鹏飞:《依附论的历史演变及当代意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第70-76页。
    [17][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18]2018年4月6日,特朗普发出的推特宣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却在WTO内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特别待遇和优势,尤其是相对于美国。有人认为这公平吗?我们被不恰当地代表了。WTO对美国不公。”
    [19]人民日报评论员:《“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
    [20]按照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趋同形成的观点,在安全等“高度政治”领域,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甚于经济等“低度政治”领域。现今的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一个超国家的权威保证各国的安全,国家即使不担心自己的生存,也会在意自身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而相对收益分配于己不利状况累积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一国与他国间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从而造成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恶化,使得本国不得不屈从于他国。经济领域相对收益的下降虽然不会即时直接危及国家安全,但可能最终会转化为其他国家在安全领域实力的提升。
    [21][美]当肯·斯奈德:《相对获益和国际合作的模式》,[美]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22]韩召颖、姜潭:《不确定性、国际合作困境与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29-33页。
    [23]David L.Rousseau,Motivations for Choice:The Salience of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46 JOURNAL OF CONFLICTRESOLUTION 400,404-406,416-420(2002).
    [2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1页。
    [25][美]迈克尔·马斯坦丹诺:《相对获益重要吗?--美国对日本工业政策的反应》,[美]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David L.Rousseau,Motivations for Choice:The Salience of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4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06,417-419(2002).
    [26]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发表的《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5年美国参众两院最终通过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27]人民日报评论员:《“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
    [28]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90 FOREIGN AFFAIRS 61(2011).
    [2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9月24日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第六部分(“中国的立场”)之八(“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0]商务部:《商务部2018年7月26日例行新闻发布会》,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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