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治理中协议与决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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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是公司治理的两大工具,二者在公司治理中经常交叉重叠甚至冲突碰撞,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现代公司治理的一大难题。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的形式主义区分路径,因流于表现与形式而无法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有理论深度的指引。而二者在法益目标与功能偏向上的差异,构成了区分和融合二者的理论基点。在法益目标层面,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在自益性事务与共益性事务上、在封闭公司与公开公司中各具不同定位;在功能偏向层面,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在分配型事务与决策型事务上、在不同类型公司以及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公司中亦具有不同定位。
Shareholder agreement and company resolution are the two major too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y often overlap and even conflic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a major problem in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formalistic distinction between shareholder agreement and company resolution cannot provide deep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because of its focus on performance and form. In terms of legal interests and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istinguishing and merging. At the level of legal interests, concerning self-interest and common interest, shareholder agreement and company resolution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closed and public companies. At the level of functional bias, in distributed and decision-making matters,they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life cycles.
Shareholder agreement and company resolution are the two major too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y often overlap and even conflic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a major problem in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formalistic distinction between shareholder agreement and company resolution cannot provide deep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because of its focus on performance and form. In terms of legal interests and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istinguishing and merging. At the level of legal interests, concerning self-interest and common interest, shareholder agreement and company resolution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closed and public companies. At the level of functional bias, in distributed and decision-making matters,they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life cycles.
引文
(1)参见邓峰:《作为社团的法人:重构公司理论的一个框架》,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许德风:《组织规则的本质与界限——以成员合同与商事组织的关系为重点》,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蒋大兴:《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载《法学》2017年第4期。
(2)参见陈群峰:《认真对待公司法:基于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实践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3)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5期。
(4)参见王文宇:《闭锁性公司之立法政策与建议》,载《法令月刊》2003年第6期。
(5)张学文:《股东协议制度初论》,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6)罗芳:《股东协议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7)参见吴飞飞:《论中国民法典的公共精神向度》,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
(8)[美]詹姆斯·戈德雷:《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9)王雷:《论我国民法典中决议行为与合同行为的区分》,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10)参见米健:《法律交易论》,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11)就一个自由、民主、文明且富有公共精神的社会而言,笔者认为“社会决议论”要比“社会契约论”更具理论解释力。
(12)[奥]卡尔·伦纳:《私法的制度及其社会功能》,王家国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205页。
(13)江平、孔祥俊:《论股权》,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14)在PPP项目合作协议中也存在类似现象,项目公司治理中的重大事项均须征得政府方股东同意。
(15)吴建斌:《合意原则何以对接多数决——公司合同理论本土化迷思解析》,载《法学》2011年第2期。
(16)吴飞飞:《决议行为归属与团体法“私法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6期。
(17)前引[1],邓峰文。
(18)陈醇:《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合同之源》,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
(19)周游:《公司法上的两权分离之反思》,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20)吴飞飞:《公司法中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实质的正义还是错位的公平》,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1)[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等:《企业、市场与法律》,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页。
(22)陈醇:《论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之间的区别———以意思互动为视角》,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23)参见蔡崇信:《阿里巴巴为什么推出合伙人制度》,载《创业家》2013年第10期。
(24)参见[英]罗纳德·拉尔夫·费尔摩里:《现代公司之历史渊源》,虞政平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34页。
(25)参见李建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路径与有限合伙制度》,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8期。
(26)参见马一:《股权稀释过程中公司控制权保持:法律途径与边界——以双层股权结构和马云“中国合伙人制”为研究对象》,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27)宋智慧:《资本对数决:异化与回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8)潘林:《重新认识“合同”与“公司”:基于“对赌协议”类案的中美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1期。
(2)参见陈群峰:《认真对待公司法:基于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实践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3)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5期。
(4)参见王文宇:《闭锁性公司之立法政策与建议》,载《法令月刊》2003年第6期。
(5)张学文:《股东协议制度初论》,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6)罗芳:《股东协议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7)参见吴飞飞:《论中国民法典的公共精神向度》,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
(8)[美]詹姆斯·戈德雷:《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9)王雷:《论我国民法典中决议行为与合同行为的区分》,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10)参见米健:《法律交易论》,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11)就一个自由、民主、文明且富有公共精神的社会而言,笔者认为“社会决议论”要比“社会契约论”更具理论解释力。
(12)[奥]卡尔·伦纳:《私法的制度及其社会功能》,王家国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205页。
(13)江平、孔祥俊:《论股权》,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14)在PPP项目合作协议中也存在类似现象,项目公司治理中的重大事项均须征得政府方股东同意。
(15)吴建斌:《合意原则何以对接多数决——公司合同理论本土化迷思解析》,载《法学》2011年第2期。
(16)吴飞飞:《决议行为归属与团体法“私法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6期。
(17)前引[1],邓峰文。
(18)陈醇:《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合同之源》,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
(19)周游:《公司法上的两权分离之反思》,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20)吴飞飞:《公司法中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实质的正义还是错位的公平》,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1)[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等:《企业、市场与法律》,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页。
(22)陈醇:《论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之间的区别———以意思互动为视角》,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23)参见蔡崇信:《阿里巴巴为什么推出合伙人制度》,载《创业家》2013年第10期。
(24)参见[英]罗纳德·拉尔夫·费尔摩里:《现代公司之历史渊源》,虞政平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34页。
(25)参见李建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路径与有限合伙制度》,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8期。
(26)参见马一:《股权稀释过程中公司控制权保持:法律途径与边界——以双层股权结构和马云“中国合伙人制”为研究对象》,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27)宋智慧:《资本对数决:异化与回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8)潘林:《重新认识“合同”与“公司”:基于“对赌协议”类案的中美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