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外部性、临界容量与中国互联网普及进程研究
摘要
中国互联网普及进程不是匀速的。在经历长达20年的相对缓慢增长后,2007—2010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出现了短期跳跃式增长,大幅度拉高了普及率,此后又逐步减速。文章基于网络经济学关于网络外部性和临界容量的理论,对中国互联网普及进程的上述特征给出了理论解释,并使用经验数据检验了价格、收入等因素对互联网普及率突破临界容量的影响。文章还讨论了突破临界容量的区域机制,发现各省区在互联网普及率上存在"雁阵式"跳跃现象。中国互联网普及历程可作为网络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不仅验证了该理论的适用性,也提出了理论未能解释的新问题。
引文
① 关于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何时发出,学界存有争议。一种说法是:1986年8月25日瑞士日内瓦时间4点11分24秒(北京时间11点11分24秒),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吴为民在北京710所的一台IBM-PC机上,通过卫星链接,远程登录到日内瓦CERN一台机器VXCRNA王淑琴的账户上,向位于日内瓦的Steinberger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1986年—1993年互联网大事记》,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dsj/201206/t20120612_27414.htm。另一种说法是:1986年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Chinese Academic Network,CANET)启动,其合作伙伴是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1987年9月,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官网:《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大事记)》,http://www.isc.org.cn/ihf/info.php?cid=218。
(1)李苍祺、鲁筠:《基于Holt-Winters滤波模型的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分析》,《统计与决策》2016年第13期。
(2)王敏、王琴梅、万博:《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2018年第7期。
(3)E.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该书中文版将“Critical Mass”翻译为“临界大多数”。
(4)Jeffrey Rohlfs,“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Demand for a Communications Servic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5,No.1,1974,pp.16-37.
(5)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朱保华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6)Katz和Shapiro考察了寡头垄断模型中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但其关注重点已不是临界容量问题。参见Michael L.Katz,Carl Shapiro,“Network Externalities,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3,1985,pp.434-440;Michael L.Katz,Carl Shapiro,“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No.4,1986,pp.822-841。网络经济学早期文献综述参见Michael L.Katz,Carl Shapiro,“Systems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8,No.2,1994,pp.93-115。
(7)Nicholas Economides,Charles P.Himmelberg,“Critical Mass and Network Size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US Fax Market,”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1998.该文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传真机的需求是小规模的;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真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需求急剧上升。
(8)David S.Evans,Richard Schmalensee,“Failure to Launch:Critical Mass in Platform Businesses,”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Vol.9,No.4,2010,pp.1-28.
(9)将Economides和Himmelberg、Evans和Schmalensee的模型略做修改,考虑到互联网行业特性(个体成本差异)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收入效应很重要),可设置如下参数化模型。设消费者加入互联网,可获得效用为:U=(y-θi-p)sNe,其中,y为消费者收入水平,p为运营商收取的互联网接入费用,Ne为预期的互联网普及率水平,Ne∈[0,1]。效用函数体现了互联网服务的两个基本特征:Ne项体现了网络外部性,s>0表明网络外部性可利用程度的大小;θi表明在统一的市场价格之外,每个消费者i为加入互联网还要承担个人成本,且该成本因人而异。消费者若不接入互联网,则获得保留效用,其中,为外生参数。因此,当且仅当时,消费者i选择接入互联网。假设θi服从上的均匀分布,即其分布函数。则由上述不等式可解出市场需求曲线N=D(y,p,Ne),D(.)表示需求函数关系。均衡时N=Ne,即可得到三个均衡解;进一步分析中间一个解Nc如何依赖于外生参数y和p,即得结论2、3。上述参数化模型虽然包含了互联网的特殊性,但其推导是网络经济学中相对标准的过程,正文中不再详细列出。
(10)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决定以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为契机重组电信市场竞争格局,发放三张3G牌照,支持形成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这轮重组力图形成相对均衡的电信竞争格局,结果是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由此,基础电信企业竞争格局变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并立。3G商用之后,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与台式电脑相比,通过手机上网更加便捷、简单,也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率快速上升。
(11)数据来自原信息产业部:《2000年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
(12)数据来自原信息产业部:《中国信息产业年鉴(通信卷)》(2006年),“第七篇通信企业”。
(13)2009年之后只有两例,即西藏(2010年)、宁夏(2012),因此,将其与2009年合并。
(14)杜创、王泽宇:《互联网+医疗/教育:商业模式、竞争与监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1)李苍祺、鲁筠:《基于Holt-Winters滤波模型的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分析》,《统计与决策》2016年第13期。
(2)王敏、王琴梅、万博:《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2018年第7期。
(3)E.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该书中文版将“Critical Mass”翻译为“临界大多数”。
(4)Jeffrey Rohlfs,“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Demand for a Communications Servic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5,No.1,1974,pp.16-37.
(5)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朱保华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6)Katz和Shapiro考察了寡头垄断模型中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但其关注重点已不是临界容量问题。参见Michael L.Katz,Carl Shapiro,“Network Externalities,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3,1985,pp.434-440;Michael L.Katz,Carl Shapiro,“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No.4,1986,pp.822-841。网络经济学早期文献综述参见Michael L.Katz,Carl Shapiro,“Systems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8,No.2,1994,pp.93-115。
(7)Nicholas Economides,Charles P.Himmelberg,“Critical Mass and Network Size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US Fax Market,”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1998.该文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传真机的需求是小规模的;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真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需求急剧上升。
(8)David S.Evans,Richard Schmalensee,“Failure to Launch:Critical Mass in Platform Businesses,”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Vol.9,No.4,2010,pp.1-28.
(9)将Economides和Himmelberg、Evans和Schmalensee的模型略做修改,考虑到互联网行业特性(个体成本差异)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收入效应很重要),可设置如下参数化模型。设消费者加入互联网,可获得效用为:U=(y-θi-p)sNe,其中,y为消费者收入水平,p为运营商收取的互联网接入费用,Ne为预期的互联网普及率水平,Ne∈[0,1]。效用函数体现了互联网服务的两个基本特征:Ne项体现了网络外部性,s>0表明网络外部性可利用程度的大小;θi表明在统一的市场价格之外,每个消费者i为加入互联网还要承担个人成本,且该成本因人而异。消费者若不接入互联网,则获得保留效用,其中,为外生参数。因此,当且仅当时,消费者i选择接入互联网。假设θi服从上的均匀分布,即其分布函数。则由上述不等式可解出市场需求曲线N=D(y,p,Ne),D(.)表示需求函数关系。均衡时N=Ne,即可得到三个均衡解;进一步分析中间一个解Nc如何依赖于外生参数y和p,即得结论2、3。上述参数化模型虽然包含了互联网的特殊性,但其推导是网络经济学中相对标准的过程,正文中不再详细列出。
(10)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决定以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为契机重组电信市场竞争格局,发放三张3G牌照,支持形成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这轮重组力图形成相对均衡的电信竞争格局,结果是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由此,基础电信企业竞争格局变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并立。3G商用之后,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与台式电脑相比,通过手机上网更加便捷、简单,也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率快速上升。
(11)数据来自原信息产业部:《2000年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
(12)数据来自原信息产业部:《中国信息产业年鉴(通信卷)》(2006年),“第七篇通信企业”。
(13)2009年之后只有两例,即西藏(2010年)、宁夏(2012),因此,将其与2009年合并。
(14)杜创、王泽宇:《互联网+医疗/教育:商业模式、竞争与监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