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事由:解决刑事判决法感失衡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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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判决的法感失衡,无论在司法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探索层面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适用标准或者理论自身的模糊性、抽象性以及缺乏体系性。宽恕事由作为一个程度性概念,贯彻着以刑制罪的逻辑,无论在三阶层还是四要件的体系中都有其存在的合理逻辑。它通过类型化和体系化,既能够达到司法标准的相对具体化,又能够将类型要素融入教义学之中。通过宽恕事由这一媒介,人们由刑罚裁量作用于犯罪构成便具有了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The imbalance of intuition of law in criminal judgment has not been well solved either in judicial practice or i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lies in the vagueness of applicable standard or theory itself, and the lack of abstraction and systematicness. As a degree concept, forgiveness reason carries out the logic of affirming a crime by penalty. Whether in the system of three stratums or four constitutive elements, forgiveness reason has a rational logic. By categor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it can not only achieve the relative concretization of judicial standards, but also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forgiveness reason into dogmatics. Based on the medium of forgiveness, it is of normalization and operability to make the discretion of penalty function in crime constitution.
The imbalance of intuition of law in criminal judgment has not been well solved either in judicial practice or i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lies in the vagueness of applicable standard or theory itself, and the lack of abstraction and systematicness. As a degree concept, forgiveness reason carries out the logic of affirming a crime by penalty. Whether in the system of three stratums or four constitutive elements, forgiveness reason has a rational logic. By categor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it can not only achieve the relative concretization of judicial standards, but also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forgiveness reason into dogmatics. Based on the medium of forgiveness, it is of normalization and operability to make the discretion of penalty function in crime constitution.
引文
(1)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2)吴从周:《初探法感》,舒国滢主编:《法学方法论论丛》第2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3)案件(2014)辉刑初字第409号、(2017)津01刑终41号、(2017)内08刑再1号、(2017)鲁刑终151号。
(4)但这种出罪并没有形成具有案例指导性质的统一性标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处于模糊地带。
(5)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发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具有防卫因素的情形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6)(2015)松刑初字第12号、(2018)浙0411刑初304号、(2018)湘0722刑初150号、(2017)冀08刑初42号等。
(7)(2016)浙刑终329号。
(8)(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
(9)黎宏:《日本刑法精义》,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3-184页。
(10)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意大利刑法学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11)克劳斯·罗克辛著,蔡桂生译:《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12)董文蕙:《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期。
(13)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赵运锋:《以刑制罪:罪刑关系的反思与展开》,《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
(14)贾银生:《“以刑制罪”之否定:兼译罪刑均衡原则的刑法解释机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5)何柏松,赵康:《“以刑制罪”论有三点不妥》,《检察日报》,2012年2月1日。
(16)黑尔米克,彼得生著,纪荣神译:《宽恕与和解:宗教、公共政策和冲突的转化》,台北: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17)弗莱彻举例说,在早期当场处死夜盗者的场合,人们往往根据表象而归罪,很难适用宽宥理由。弗莱彻著,邓子滨译:《反思刑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51页。
(18)英国学者H.Rashdall就明确指出,报应理念完全排斥了基于犯罪因素之外的任何宽恕事由。参见Rashdall H,“The Ethics of Forgiven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10 (1900).
(19)Williams G.H,The radical reformation,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62,414.
(20)傅宏:《宽恕: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新主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1)有学者指出,就目前的法律现状而言,任何试图将辩护事由分为正当性辩护事由和可宽恕性辩护事由的尝试都是不成熟的;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区分,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分别参见史密斯·霍根著,李贵方,马清升,等译:《英国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15-217页;艾伦·诺里著,杨丹译:《刑罚、责任与正义关联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只有少数学者强调恕事由与正当事由的区别。弗莱彻著,周折译:《正确的与合理的》,《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22)Armstrong K.G,“The Retributivist Hits Back”,Mind,70 (1961).
(23)苯将宽恕、怜悯与罪犯的社会背景视为与犯罪无关三大减轻情节,认为判决如果忽视这些情节,将会是不义的,如果不允许法官同情心的介入,也是不义的。Bean P,Punishment:A Philosophical and Criminological Inquiry,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98.
(24)Duff R.A,Intention,Agency and Criminal Liabil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99-100.需要说明的是,达夫本人强调“responsibility”和“liability”的区分,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前者只有在抗辩事由的充分论证下才会成为后者,与刑罚对应的最终责任是后者。所以,在其看来,宽恕事由是对责任的减免而非刑罚的减免。宽恕事由的适用以承认“responsibility”为前提。参见Duff R.A,“Answering for Crime”,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06(2006).
(25)艾伦·诺里著,杨丹译:《刑罚、责任与正义:关联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1-282页。
(26)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27)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论纲》,《法治研究》,2011年第5期。
(28)这种分类可参见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573页。
(29)齐文远,苏彩霞:《刑法中的类型思维之提倡》,《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30)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0页。
(31)杜宇:《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32)克劳斯·罗克辛著,蔡桂生译:《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33)杜宇:《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34)汪赛霞:《父亲掐死忤逆儿子,700位村民联名请求法院轻判》,http://news.sohu.com/20091020/n267537911.shtml,2018年8月14日。
(2)吴从周:《初探法感》,舒国滢主编:《法学方法论论丛》第2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3)案件(2014)辉刑初字第409号、(2017)津01刑终41号、(2017)内08刑再1号、(2017)鲁刑终151号。
(4)但这种出罪并没有形成具有案例指导性质的统一性标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处于模糊地带。
(5)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发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具有防卫因素的情形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6)(2015)松刑初字第12号、(2018)浙0411刑初304号、(2018)湘0722刑初150号、(2017)冀08刑初42号等。
(7)(2016)浙刑终329号。
(8)(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
(9)黎宏:《日本刑法精义》,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3-184页。
(10)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意大利刑法学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11)克劳斯·罗克辛著,蔡桂生译:《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12)董文蕙:《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期。
(13)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赵运锋:《以刑制罪:罪刑关系的反思与展开》,《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
(14)贾银生:《“以刑制罪”之否定:兼译罪刑均衡原则的刑法解释机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5)何柏松,赵康:《“以刑制罪”论有三点不妥》,《检察日报》,2012年2月1日。
(16)黑尔米克,彼得生著,纪荣神译:《宽恕与和解:宗教、公共政策和冲突的转化》,台北: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17)弗莱彻举例说,在早期当场处死夜盗者的场合,人们往往根据表象而归罪,很难适用宽宥理由。弗莱彻著,邓子滨译:《反思刑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51页。
(18)英国学者H.Rashdall就明确指出,报应理念完全排斥了基于犯罪因素之外的任何宽恕事由。参见Rashdall H,“The Ethics of Forgiven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10 (1900).
(19)Williams G.H,The radical reformation,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62,414.
(20)傅宏:《宽恕: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新主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1)有学者指出,就目前的法律现状而言,任何试图将辩护事由分为正当性辩护事由和可宽恕性辩护事由的尝试都是不成熟的;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区分,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分别参见史密斯·霍根著,李贵方,马清升,等译:《英国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15-217页;艾伦·诺里著,杨丹译:《刑罚、责任与正义关联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只有少数学者强调恕事由与正当事由的区别。弗莱彻著,周折译:《正确的与合理的》,《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22)Armstrong K.G,“The Retributivist Hits Back”,Mind,70 (1961).
(23)苯将宽恕、怜悯与罪犯的社会背景视为与犯罪无关三大减轻情节,认为判决如果忽视这些情节,将会是不义的,如果不允许法官同情心的介入,也是不义的。Bean P,Punishment:A Philosophical and Criminological Inquiry,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98.
(24)Duff R.A,Intention,Agency and Criminal Liabil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99-100.需要说明的是,达夫本人强调“responsibility”和“liability”的区分,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前者只有在抗辩事由的充分论证下才会成为后者,与刑罚对应的最终责任是后者。所以,在其看来,宽恕事由是对责任的减免而非刑罚的减免。宽恕事由的适用以承认“responsibility”为前提。参见Duff R.A,“Answering for Crime”,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06(2006).
(25)艾伦·诺里著,杨丹译:《刑罚、责任与正义:关联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1-282页。
(26)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27)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论纲》,《法治研究》,2011年第5期。
(28)这种分类可参见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573页。
(29)齐文远,苏彩霞:《刑法中的类型思维之提倡》,《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30)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0页。
(31)杜宇:《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32)克劳斯·罗克辛著,蔡桂生译:《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33)杜宇:《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34)汪赛霞:《父亲掐死忤逆儿子,700位村民联名请求法院轻判》,http://news.sohu.com/20091020/n267537911.shtml,2018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