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学史建构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长期流行的第一种"社会学模式",其特点是把"非西方"的文学(亚非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将来自西方的社会历史学框架模式运用于东方文学,使文学史从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第二种"文化学模式"则把一般社会历史作为文学史背景,既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更注意文学性、审美性的凸显,其本质视角是审美文化,其宗旨是揭示东方文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规律。"东方学模式"可以作为第三种模式,是把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和揭示文学的东方元素、东方特性以及文学中的东方认同,总结东方文学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包括共同发展规律、共用语言、共同题材或主题以及共同诗学,从而由第一种模式的"非西方的"文学史、第二种模式的"在东方的"文学史,直至发展到"东方的"文学史。
引文
(1)于俊青:《东方文学的发现——威廉·琼斯与英国东方学的兴起》,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第4章,第82~83页。
(2)(3)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1-2页。
(4)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1)(2)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前言”,第1、2页。
(1)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编:《亚非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第48页。
(1)季羡林:《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代序》,《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代序”,第1页。
(2)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1-312页。
(1)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