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家国天下”意象与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化:一项哲学语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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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本文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身家国天下"意象隐含内-外图式、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内-外结构突显了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与之相应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对于中心的内在建构意义,忽视外围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有别于中心(家区别于身,国区别于家,天下区别于国)的独特性。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分别将植物生长与活水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身家国天下"意象的缺陷以及由此意象所引导社会政治实践层面的缺陷不容忽视。异者别之、弱者强之(将国区别于家,改变家强国弱的状况;将天下区别于国,改变国强天下弱的状况),"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亟待实现。在方法论的层面,本文尝试在意象考察的层面进行哲学语法考察。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Self-family-state-tianxia" has functioned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ual metaphors that lead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perform personal and social practice. In this sense, it is a metaphor that Chinese culture lives by. Analyzing its internal structure at the levels of inter-outer scheme, root-branch scheme and ripple scheme, this thesis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inking and consequ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s well as its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today. In this process, some features of Chinese metaphor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general are also explored. 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 this thesis illustrates a way to philosophize by examining a conceptual metaphor as an aspect of philosophical grammar.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Self-family-state-tianxia" has functioned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ual metaphors that lead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perform personal and social practice. In this sense, it is a metaphor that Chinese culture lives by. Analyzing its internal structure at the levels of inter-outer scheme, root-branch scheme and ripple scheme, this thesis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inking and consequ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s well as its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today. In this process, some features of Chinese metaphor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general are also explored. 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 this thesis illustrates a way to philosophize by examining a conceptual metaphor as an aspect of philosophical grammar.
引文
[1](美)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3] 刘梁剑:《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一项哲学语法考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4](美)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李葆嘉、章婷、邱雪玫译,李炯英审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
[5] 陈赟:《庄子哲学的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 杨国荣:《史与思》,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杨国荣:《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 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1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1] Edward Slingerland.Effortless Action.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4](明)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刘梁剑:《人类后经学时代的中国哲学运思》,载邓辉、郭美华主编:《东方哲学》第十辑,2017年版。
[16]刘梁剑:《能否跳出“现代”的掌心?》,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1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以人为中心、以天地为外围的意象也见于宋儒张载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2)杨国荣从价值层面细致论述了修己与安人、安百姓的关系:“修己即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安人、安百姓,则是指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后者显然已超出了单纯的道德关系,而与广义的社会进步相联系。这样,我们便不难看到,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乃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安定与进步)。孔子的如上看法既不同于无视个体价值的极端的整体主义,也不同于排斥群体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了将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自我实现与社会安定统一起来的致思趋向。”(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3)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思想中没有植物生长的隐喻(如海格格尔对古希腊思想中的“physis”的自然生长义做了精彩的阐释)。
(4)费孝通先生曾用涟漪意象说明中国的差序格局:中国的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5页)。
(5)当然,这是相当粗略的说法。另一方面,身相对于家国天下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范式,有待进一步考察。
(6)这里表达的国身相同似乎只是逻辑同构的、静态的。实则不然。杜威概述《理想国》教育观:“当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自然禀赋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时(或对他所属的整体有所贡献的事情),社会就能稳固地组织起来;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一个人的禀赋,循序渐进地加以训练,应用于社会。”(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98页)这就从特定的角度指出如何通过身之正义实现国之正义。但同时杜威又指出,“只有在一个公正的国家,它的制度、习俗和法律才能给人正确的教育”(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99页)。易言之,身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国之正义。从身到国,复由国到身,二者是双向的。相形之下,“身家国天下”则呈现为由中心到边缘的单向逻辑。
(7)莱考夫考察了英语中的“母亲”(mother)概念,认为它是根据群集模式(cluster model)形成的,其群集模式中包含多种单一的认知模式:生育模式、遗传模式、养育模式、婚姻模式、家系模式。不同的模式可以重合,但也可能分离。在现代社会,这几种模式出现分离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参见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第79-82页)。
(8)《老子》中的“赤子”似以男婴为原型:“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老子》五十五章)
(9)“子民”“国民”之辨,可参见刘梁剑:《国民意识的觉与梦》,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这里提到了宗教之于国家的意义。这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近现代康有为等人对儒“教”的渴望。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在国家层面,儒教追求现代版的神道设教,以制衡国家按其(利维坦)内在本性及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惯性所导致的惟富强、利力是求的国家理性。这样的国家理性缺乏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似乎并不能真正以个体的良好生活为追求目标。
[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3] 刘梁剑:《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一项哲学语法考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4](美)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李葆嘉、章婷、邱雪玫译,李炯英审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
[5] 陈赟:《庄子哲学的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 杨国荣:《史与思》,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杨国荣:《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 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1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1] Edward Slingerland.Effortless Action.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4](明)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刘梁剑:《人类后经学时代的中国哲学运思》,载邓辉、郭美华主编:《东方哲学》第十辑,2017年版。
[16]刘梁剑:《能否跳出“现代”的掌心?》,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1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以人为中心、以天地为外围的意象也见于宋儒张载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2)杨国荣从价值层面细致论述了修己与安人、安百姓的关系:“修己即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安人、安百姓,则是指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后者显然已超出了单纯的道德关系,而与广义的社会进步相联系。这样,我们便不难看到,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乃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安定与进步)。孔子的如上看法既不同于无视个体价值的极端的整体主义,也不同于排斥群体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了将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自我实现与社会安定统一起来的致思趋向。”(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3)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思想中没有植物生长的隐喻(如海格格尔对古希腊思想中的“physis”的自然生长义做了精彩的阐释)。
(4)费孝通先生曾用涟漪意象说明中国的差序格局:中国的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5页)。
(5)当然,这是相当粗略的说法。另一方面,身相对于家国天下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范式,有待进一步考察。
(6)这里表达的国身相同似乎只是逻辑同构的、静态的。实则不然。杜威概述《理想国》教育观:“当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自然禀赋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时(或对他所属的整体有所贡献的事情),社会就能稳固地组织起来;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一个人的禀赋,循序渐进地加以训练,应用于社会。”(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98页)这就从特定的角度指出如何通过身之正义实现国之正义。但同时杜威又指出,“只有在一个公正的国家,它的制度、习俗和法律才能给人正确的教育”(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99页)。易言之,身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国之正义。从身到国,复由国到身,二者是双向的。相形之下,“身家国天下”则呈现为由中心到边缘的单向逻辑。
(7)莱考夫考察了英语中的“母亲”(mother)概念,认为它是根据群集模式(cluster model)形成的,其群集模式中包含多种单一的认知模式:生育模式、遗传模式、养育模式、婚姻模式、家系模式。不同的模式可以重合,但也可能分离。在现代社会,这几种模式出现分离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参见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第79-82页)。
(8)《老子》中的“赤子”似以男婴为原型:“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老子》五十五章)
(9)“子民”“国民”之辨,可参见刘梁剑:《国民意识的觉与梦》,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这里提到了宗教之于国家的意义。这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近现代康有为等人对儒“教”的渴望。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在国家层面,儒教追求现代版的神道设教,以制衡国家按其(利维坦)内在本性及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惯性所导致的惟富强、利力是求的国家理性。这样的国家理性缺乏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似乎并不能真正以个体的良好生活为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