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纯洁论的隐喻传统与《红楼梦》的文化拯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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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儒家仕进之路的质疑,使得《红楼梦》试图借助对"女儿"纯洁的认同实现对文化危机的拯救。作为对"香草美人"文化隐喻传统的继承,"女儿"之真、纯、美在明清之际被视为"道德纯洁"和"政治干净"的象征,并因此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但是《红楼梦》的展开过程却宣告了此一拯救的失败。其原因可归结为:其一,宝玉的女儿崇拜论的狭隘;其二,宝玉对女儿气质的偏至认同。因之,"女儿"的终将长大与"诗性"的终将逝去,最终导致了整个诗性家园的毁灭。故而《红楼梦》既展示了对"女儿"救世理想的憧憬,又亲自进行了拆解。所以籍此,《红楼梦》不仅将晚明以降对"女儿"、"情"的讨论推向更深更远处,同时亦对文人在当时语境中的自我价值选择困境做出了一个批判性的、寓言性的表述。
The questioning of Confucian political career make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ttempt to save the cultural crisis by virtue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urity of "girls". As an inheritance of the metaphorical tradition of "vanilla beauty" culture, the truth, purity and beauty of "girls" were regarded as symbols of "moral purity" and "political cleanlines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us were endowed with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But the proces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eclared the failure of this rescue. The reas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Baoyu's girl worship theory is narrow; secondly, Baoyu's identification with his girl's temperament. Therefore, "girls" will eventually grow up and the "poetic" flavor will be lost,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hole poetic homeland. Therefor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t only shows the vision of saving the world for the "girls", but also disassembles it. So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t only pushed the discussion of "girl" and "lov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a deeper and more distant place, but also made a critical and allegorical expression of the dilemma of self-value selection of literati in the context at that time.
The questioning of Confucian political career make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ttempt to save the cultural crisis by virtue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urity of "girls". As an inheritance of the metaphorical tradition of "vanilla beauty" culture, the truth, purity and beauty of "girls" were regarded as symbols of "moral purity" and "political cleanlines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us were endowed with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But the proces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eclared the failure of this rescue. The reas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Baoyu's girl worship theory is narrow; secondly, Baoyu's identification with his girl's temperament. Therefore, "girls" will eventually grow up and the "poetic" flavor will be lost,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hole poetic homeland. Therefor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t only shows the vision of saving the world for the "girls", but also disassembles it. So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t only pushed the discussion of "girl" and "lov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a deeper and more distant place, but also made a critical and allegorical expression of the dilemma of self-value selection of literati in the context at that time.
引文
(1)当然各种矛盾和焦虑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诸多范畴,比如政治变动带来的无所适从感,八股式的科举导致的文人普遍遭受的“士不遇”的价值毁灭感等等;经济方面则主要是因商业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对人的欲望的凸显、奢靡之风盛行以及世风颓败导致士人产生甚深的道德焦虑。这里仅仅谈论的是文化价值观的焦虑和危机。
(2)Roddy,Stephen John.Literati Identity and Its Fictional Re Presen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0.
(3)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在葛兆光对考据学出现的原因的厘析中,他认为清初“士人中间这种调和朱陆的思路,可能就是后来考据学背后的一种支持资源,引致了士人中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取向的变化,也导致了儒学学者内部学术态度从‘蹈虚’到‘征实’的转变。”故而应该承认,“清初兴起的考据之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学风的变化,而且在背后有相当深刻的儒学重建意味。”参见参见葛兆光:《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9页。
(5)关于这一点,刘小枫在其《拯救与逍遥》中认为曹雪芹通过石头重归大荒山暗示了其对无情世界补情的失败,石头重归庄禅世界的冷寂是对虚无主义的认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7)如明末葛征奇曾曰:“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参见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葛征奇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7页。但据合山究的考证,“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这句话最早典出谢希孟。相关论述及其他关于“女清男浊”思想的在明、清文人中的其他表述,可以参见[日]合山究著,萧燕婉译注:《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第285—287页。
(8)[日]合山究著,萧燕婉译注:《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第287页。
(9)[清]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迈堂文集》卷1。
(10)[美]C.S.霍尔、V.J.诺德贝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53页。
(11)妓女被认为是政治干净的象征,主要是出自文人对红粉知己的文化想象的产物。明清之际的柳如是、董小宛皆因其重情重义的真情而成就一种新的青楼文化人格。当然这种文化人格亦是男性文人对其重建的结果。
(12)[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65页。
(13)具体论述可参见欧丽娟:《〈红楼梦〉之诗歌美学与“性灵说”——以袁枚为主要参照系》,《台大中文学报》第38期,2012年9月,第257—308页。
(14)关于《名媛诗归》的作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提到:“旧本题明钟惺编,取古今官闺篇什,搜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祯《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刊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然亦足见竟陵流弊,如报雠之变为行劫也。”很多学者综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信息及参考明末时代背景资料,认为《名媛诗归》或许非钟惺亲自选辑,亦未可知。
(15)当然对大多闺秀来讲,创作在一开始确实只是女性排遣时间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创作的开始,也不排除一些女性渐渐在创作中表达成功留名的欲望。胡晓真在其文章《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中的自我呈现》中通过对弹词《玉钏缘》的研究,令人信服的指出了隐藏在《玉钏缘》创作背后的作者对功名的渴求,这就形成了有意味的悖论,一方面,女性因其无功利的创作使其书写具有“清”、“真”、“纯”的美学特质,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但另一方面,在女性对自己创作有一定积累的时候,亦会产生对成功留名的渴望,而此恰恰又违背其无功利的创作初衷。当然,这又微妙的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创作的自主性。参见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中的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第51—76页。
(16)[美]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7)这五个标准被林辰概括为是佳人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五个特征,参见林辰:《从〈两交婚小传〉看天花藏主人》,见[清]天花藏主人著,王多闻校点:《两交婚》,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
(18)[英]克里斯托弗·巴特勒著,朱刚、秦海花译:《解读后现代主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19)欧丽娟:《大观红楼》(母神卷),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第17页。
(20)[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冯其庸主编:《八家评批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21)[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22)毛文芳:《物·性别·观看——明末清初文化书写新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491页。
(23)参见[清]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9—150页。关于贾母的经典论述还可参见吕启祥:《史太君形象及其他》,《红楼寻梦:吕启祥论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24)张淑香:《顽石与美玉》,收《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第1050页。
(25)周芬伶:《探索西游记与镜花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9页。
(26)[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第20页。
(27)关于黛玉性格前后的变化,欧丽娟在其公开课中,以详实的资料论述了黛玉从四十二回之后,越来越趋向宝钗的价值观。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欧丽娟公开课之——“林黛玉立体变化论”,或者欧丽娟:《林黛玉立体论——“变/正”、“我/群”的性格转化》,《汉学研究》(台北)2002年第20卷第1期,第230—249页。
(28)[美]余国藩:《红楼梦里的悲剧与家庭——林黛玉悲剧形象新论》,《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余国藩论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95页。
(29)关于大观园诗社活动的偶然性、即兴性等特点,可参见李艳梅:《“审美性”与“体贴”——论〈红楼梦〉的女性文化意涵》,《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96页。
(30)这种对诗意的讽刺以及对讽刺的哀婉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在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诗句“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中亦有所表现。
(2)Roddy,Stephen John.Literati Identity and Its Fictional Re Presen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0.
(3)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在葛兆光对考据学出现的原因的厘析中,他认为清初“士人中间这种调和朱陆的思路,可能就是后来考据学背后的一种支持资源,引致了士人中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取向的变化,也导致了儒学学者内部学术态度从‘蹈虚’到‘征实’的转变。”故而应该承认,“清初兴起的考据之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学风的变化,而且在背后有相当深刻的儒学重建意味。”参见参见葛兆光:《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9页。
(5)关于这一点,刘小枫在其《拯救与逍遥》中认为曹雪芹通过石头重归大荒山暗示了其对无情世界补情的失败,石头重归庄禅世界的冷寂是对虚无主义的认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7)如明末葛征奇曾曰:“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参见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葛征奇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7页。但据合山究的考证,“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这句话最早典出谢希孟。相关论述及其他关于“女清男浊”思想的在明、清文人中的其他表述,可以参见[日]合山究著,萧燕婉译注:《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第285—287页。
(8)[日]合山究著,萧燕婉译注:《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第287页。
(9)[清]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迈堂文集》卷1。
(10)[美]C.S.霍尔、V.J.诺德贝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53页。
(11)妓女被认为是政治干净的象征,主要是出自文人对红粉知己的文化想象的产物。明清之际的柳如是、董小宛皆因其重情重义的真情而成就一种新的青楼文化人格。当然这种文化人格亦是男性文人对其重建的结果。
(12)[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65页。
(13)具体论述可参见欧丽娟:《〈红楼梦〉之诗歌美学与“性灵说”——以袁枚为主要参照系》,《台大中文学报》第38期,2012年9月,第257—308页。
(14)关于《名媛诗归》的作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提到:“旧本题明钟惺编,取古今官闺篇什,搜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祯《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刊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然亦足见竟陵流弊,如报雠之变为行劫也。”很多学者综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信息及参考明末时代背景资料,认为《名媛诗归》或许非钟惺亲自选辑,亦未可知。
(15)当然对大多闺秀来讲,创作在一开始确实只是女性排遣时间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创作的开始,也不排除一些女性渐渐在创作中表达成功留名的欲望。胡晓真在其文章《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中的自我呈现》中通过对弹词《玉钏缘》的研究,令人信服的指出了隐藏在《玉钏缘》创作背后的作者对功名的渴求,这就形成了有意味的悖论,一方面,女性因其无功利的创作使其书写具有“清”、“真”、“纯”的美学特质,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但另一方面,在女性对自己创作有一定积累的时候,亦会产生对成功留名的渴望,而此恰恰又违背其无功利的创作初衷。当然,这又微妙的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创作的自主性。参见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中的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第51—76页。
(16)[美]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7)这五个标准被林辰概括为是佳人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五个特征,参见林辰:《从〈两交婚小传〉看天花藏主人》,见[清]天花藏主人著,王多闻校点:《两交婚》,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
(18)[英]克里斯托弗·巴特勒著,朱刚、秦海花译:《解读后现代主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19)欧丽娟:《大观红楼》(母神卷),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第17页。
(20)[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冯其庸主编:《八家评批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21)[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22)毛文芳:《物·性别·观看——明末清初文化书写新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491页。
(23)参见[清]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9—150页。关于贾母的经典论述还可参见吕启祥:《史太君形象及其他》,《红楼寻梦:吕启祥论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24)张淑香:《顽石与美玉》,收《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第1050页。
(25)周芬伶:《探索西游记与镜花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9页。
(26)[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第20页。
(27)关于黛玉性格前后的变化,欧丽娟在其公开课中,以详实的资料论述了黛玉从四十二回之后,越来越趋向宝钗的价值观。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欧丽娟公开课之——“林黛玉立体变化论”,或者欧丽娟:《林黛玉立体论——“变/正”、“我/群”的性格转化》,《汉学研究》(台北)2002年第20卷第1期,第230—249页。
(28)[美]余国藩:《红楼梦里的悲剧与家庭——林黛玉悲剧形象新论》,《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余国藩论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95页。
(29)关于大观园诗社活动的偶然性、即兴性等特点,可参见李艳梅:《“审美性”与“体贴”——论〈红楼梦〉的女性文化意涵》,《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96页。
(30)这种对诗意的讽刺以及对讽刺的哀婉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在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诗句“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中亦有所表现。